秦晓鹰“第三次领航”考验中共

秦晓鹰:“第三次领航”考验中共2013年11月01日|更多（联合早报网专稿）中国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国家。每个因公或因私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很快发现，无论是因问路偶遇的老人少年，还是在正式交往中结识的商人官员，甚至包括极爱饶舌的北京的TAXl司机，他们随时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成语典故的独特的表达方式，都会令外人瞠目结舌，甚至摸不着头脑。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宣布在本年末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公众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历史性联想和很多历史性期待，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历史性联想首当其冲自然是1978年召开的那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5年前那次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极具开创意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开国元老，在毛泽东去世后，敢于摆脱旧有的苏联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果断地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有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和难以想象的经济总量扩张。即便是在对外关系这个共产党人并不熟悉的领域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仍然坚决地摒弃了自我封闭或半封闭，主动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浪潮，并且在国际（特别是本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在关键的时间实现关键性的转折，这就是35年前那个“老三中全会”载入史册的根本原因。也是这次会议的名称竟会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新闻词汇的奥秘所在。在中共历史上，能与这个“老三中全会”媲美的恐怕只有那次把毛泽东推举为中共主要领袖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遵义会议”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前两次的“领航者”如果我们把一个执政党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影响，视为航行中的领航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共今天所面临的就是担任“第三次领航”者角色的巨大责任和巨大考验。所谓“第三次”当然是相对前两次而言。就中共而言，“第一次领航”应该说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完成的。上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积贫积弱。不要说飞机坦克大炮不会制造，，就连火柴都要进口叫“洋起灯”。不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蒋介石政权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糟糕的状况。是中共把这个令人近乎绝望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享有完全主权的、基本统一的国家。这第一次的领航，虽说内部有很多的争斗，虽然有很多今天被揭露出来的令人扼腕的错误，但不管怎样，它让中国走出了分崩离析的险境。“第二次领航”无疑就是邓小平所主张和强力推行的改革开放了。邓小平复出后面临的是一个国家“被开除球籍”的险境。那时，几乎全体中国国民都有个“吃饱饭”问题：精明的上海人甚至“发明”了全国仅有的半两（25克）粮票！中国一些民主党派的头头脑脑参加完国宴后，还会把剩下的小馒头、小花卷，甚至花生米用餐巾纸包起来带给家人。当时，周恩来会见电影《停战之后》的演员时，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说就想吃一顿包子。艺术家项堃为了演好敌方将军，竟会在衣服里放了一个小枕头来表现脑满肠肥。物质上空前贫困，精神上也极度贫乏。出现“是要社会主义的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荒唐的争论只能证明：当一个民族在常识问题上都开始争论时，这个民族的智商恐怕已降低在常识之下了！中共第二次领航的基本成功如今已是举世公认有目共睹，不必赘言。中国再次来到历史的拐点关键在今天。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征兆、难题、趋势与困惑都在表明：这个经过35年高速发展的国家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拐点、进入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转型期。这既可能是一块向新的健康的发展阶段跳跃的踏板，又可能是一个可以阻止中国持续发展和引起社会冲突的泥沼和陷阱。尽管这个不可必免的历史拐点在表现形式上可以有多种多样，但其实质问题只有三个。第一个是中国在劳动力红利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正跌入一种尴尬状况：它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更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这种尴尬状况如果不尽快予以解决，就极有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形势的严峻促使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产业战略选择和新的制度性安排。第二个实质性问题同样不应受到忽视，那就是随着中国公众物质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他们的国际视野的扩大，特别是随着数百万（如果不是数千万）中产阶层的出现，中国城乡公众中出现了日趋强烈地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诉求。在一些突发事件中，这种直接参与的民主诉求更是由于互联网的沟通而呈现出弥漫状的倍增。因此，如何积极回应公众新的民主诉求，可以说，也是当前中国决策部门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第三个问题，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受到了空所未有的破坏。资源的无节制地过度开发，能源的不计浪费成本地盲目利用，重化工业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张，人们在生活方式与交通手段方式改变的同时却对自然界和对生物链的视而不见…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环境污染国家。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在国际场合宣称，中国绝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现在看来这是难以兑现的承诺。首都北京全年被严重污染的天气可达40％以上的事实，不仅令工作在这里的外国人有点惊惧，就连常常以皇城子民为自豪的老北京人也感到了健康的威胁。在污染问题上，特权无法保护的空气和水让权贵与平民取得了可悲的平等。除了上述三大难题之外，围绕着各种权力体系的腐败、众多频发的安全事故（包括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工程安全、交通安全）以及公共道德（包含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的严重缺失，也使中国公众对弊端丛生的官僚体制、无序紊乱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感到恼火。知识分子则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断档感到痛心，对低俗文化、感官文化、功能文化的泛滥感到忿懑与无奈。“第三次领航”要有足够襟怀和智慧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要想短期内解决这么多的发展难题，用内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够喝一壶的”（京话，非常不易之意）。邓小平先生在去世之前和他的表弟邓肯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原来以为发展了就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问题更多。”不管今天国内外对邓公有多少岐见，但他的高瞻远瞩，他的这种大政治家的、大战略家的感觉却是后来的人难以企及的。这是在敌我双方百万大军激烈交战中“打”出来的感觉，是在与中国式的权谋、阴谋、阳谋，乃至近乎于宫廷帝王术的缠斗中产生的感觉，也是在国际关系中的波谲云诡中找到的感觉。今天中共的高层有没有这样的大张大阖的气魄？在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和起伏跌宕的国际风云中，敢不敢于出手，善不善于出拳，是对其心理素质的十分现实的巨大考验。笔者管见，在“第三次领航”面前，中共高层除了面临着勇气魄力和意志的考验之外，也同样要有足够的清醒、足够的襟怀和足够的智慧。足够的清醒、足够的襟怀和足够的智慧首先是要有敢于直面中国各类危机的坦诚，绝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自满和自欺，也绝不允许各层级责任人用文过饰非的邀宠来麻痹中央。这种文过饰非的欺骗最典型的案例是在当年发现非典疫情时，国家卫生部与北京市医卫主管部门掩盖真相的种种拙劣做法。而近年来最糟糕的自欺欺人的“案例”则是对PM2.5的所谓争论。由于某外国驻华使馆的公布了该数据，而引起某市政府官员的大怒。该市环保局副局长竟然在媒体上表示要与某国使馆进行公开辩论。直到中共政治局某位常委过问了此事，并表示也应把PM2.5作为中国监测空气质量的数值，风波才平息下来。PM2.5也不再是中国媒体的禁用词。中国官员们这种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甚至假作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出在皇帝新衣式的“面子观”上、出在要拼命保住自己权位却置公众利益于脑后的丑恶的“政绩观”上，出在不断地把这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闻过饰非的无能之辈提拔到领导岗位的组织人事制度上。不摒弃这种有责不负责，有事不担当的心态和助其生长的制度设计，中共又怎么会有足够的清醒以应对“第三次领航”呢？笔者管见，中共要当好历史转型的的领航者，就要摆脱某些人制造的意识形态的混乱与纠缠，至少也应该对各种理论上的争论说“不”。事实上，姓“资”姓“社””的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从来没有完结过。它不仅时隐时现、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时至今日甚至还出现了新的枝蔓与新的变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以所谓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教训”在精神吓唬、甚至是挟持中共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用这种所谓的“教训”对中国35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对思想解放运动进行旁敲侧击，为35年前就被抛弃的“阶级斗争为纲”做翻案的思想准备，向“文革”这具历史僵尸举起了招魂幡。中国人难道忘记了那个屯兵百万于边界的“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语）了吗？实际上，从斯大林晚期的错误而衍生出的“勃列日湼夫主义”曾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人们不应忘记正是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怎样用战争阴云迫使全中国都动员起来“深挖洞广积粮”；不应忘记也是它开动侵略战争的机器辗过布拉格大街，横冲直撞于阿富汗城镇乡村？现在中国竟有人为这样一个争霸世界危害中国的“超级大国”大唱挽歌，岂非咄咄怪事？其目的除了是要借洋喻中、剑指改革开放，又能是什么呢？同样，笔者以为，中共要充当“第三次领航”者，还必须对世界有更深入更准确的了解，这既包括对世界经济走势和自然科学领域以及科学技术层面的高度关注，也包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关注和悉心学习。而在后一方面我以为一直是中共领导层的大缺陷与大短板。纵观中共立国六十多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笔者确信，只有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武装”自己，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才有资格和可能领航中国，才能较为健康和平稳地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毛泽东尚且明白中国当年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邓小平也深知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的道理并且愿意以民族一员的身份成为世界公民，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中共却不能以更加自信更加包容更加虚心更加真诚的姿态去对待世界文明以及在这一文明长河中形成的价值观呢？在国际依存度愈来愈高并且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打交道时，不可能永远都处在“经热政冷”或“经热文冷”或“官热民冷”的状况，而要改变这一状况，总是保持那样一种提防式的精神状态是不可能做到的。把捍卫国家主权的警觉变成了对文化等意识形态交流的高度敏感，这其实是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本能的过度反应。有了这种反应，中国在历史型的社会大转型中就得不到必要的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还会使中国失去与世界沟通的精神渠道，失去与各国同喜同悲同怒的价值观基础。习近平最近在周边国家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说，中国的（周边）外交要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倡导包容的思想，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合作。笔者以为习近平的这番话其精神完全适合于中国在转型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共各个层级的领导人恐怕都应该认真想一想，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又是从何而来？如果没有对世界的深知，没有对人类公认的价值观的共识，又怎么可能在“第三次领航”中以亲、诚、惠、容的理念，赢得世界的支持同情与帮助呢？“新”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外舆论界纷纷揣测此次全会的实质内容。笔者觉得新闻界的朋友似乎都忽视了习近平近日讲的颇具深意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第二段话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他在说什么？他在显示改革的决心，也在展现改革的策略、改革的节奏和改革的边界。言而总之，在中国这艘大船的转型中能否成功完成“第三次领航”是对中共领导层的意志、胸襟、能力、知识储备、实践经验的考险。这既是对人的考验，也是对中共所构筑并依存的政治制度的考验。虽然在近期中共不会做大幅度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国家基础性制度建设，特别是社会管理体制、人才选拔制度、意识形态疏导机制，这些组成政治制度核心内容的优与劣，都将在历史的转型和“第三次领航”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对这些体制究竟改还是不改，它们究竟是不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阻力，生活将做出回答！一个担负着巨大历史使命的执政党，在它的生命密码中是否还有旺盛的政治创新能力，生活也将得出结论！作者：秦晓鹰，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