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文物研究与文物学的历史发展(解婧睿1557已完成)

第2章文物研究与文物学的历史发展一、名词解释2．《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015年四川大学研]答：《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主编的现代考古学著作，由文物出版社于1984年5月出版。该书以时代为序，综述了1949～1984年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示了我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界的重要地位，其中详细的注释为进一步研究各专题的学者提供了线索。2．三期论[2014年中央民族大学研]答：“三期论”是1819年由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克里斯琴·朱尔金森·汤姆森根据馆藏史前遗物（武器和工具）提出的史前文化分期理论，他将丹麦的史前时代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大的阶段。汤姆森在《北欧古物导论》（1836年，哥本哈根出版）一书中，阐述了“三期说”理论。汤姆森的学生J．A．沃尔索又将三期说用于野外古迹的分期，并以发掘工作中所见的地层关系作为证据。1843年，沃尔索发表了《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是三期说作为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2．金石学[2014年吉林大学研][2011年厦门大学研]答：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以传世或零星出土的铜器、石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它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用以证经补史。金石学形成于北宋，至清代兴盛，研究对象为古代的铜器、石刻、甲骨、简牍、封泥、印章、瓦当等。其资料多靠传世或未经科学发掘出土获得，局限于对器物的考证和考据。考古学在中国确立后，金石学为其有机组成部分。3．夏鼐《考古学报》[2014年吉林大学研]答：《考古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季刊。夏鼐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中国考古学主要学术刊物的创办者，他领导了《考古》杂志及其前身的创刊,长期担任《考古学报》的主编。《考古学报》季刊由考古杂志社编辑出版，1936年创刊，是面向国内外的中国考古学权威性学术刊物，主要刊发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研究专题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是考古学专业学术性刊物。《考古学报》前身为1936年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1947年至1949年改名《中国考古学报》，1953年改现名。3．贾兰坡[2014年山西大学研]答：贾兰坡（1908年11月25日～2001年7月8日），是中国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学术委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他因发现“北京人”遗址的贡献巨大而被后世尊称“北京人之父”。4．斯坦因[2014年南京大学研]答：斯坦因是英国考古学家。原籍匈牙利，曾专攻古代语言、印度古代史等，后留学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900～1916年间，三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地区进行大规模地理测量和考古调查，盗掘了一些古遗址，掠走大量文物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大批写经和幡画。他的著述甚多，如《古代于阗》、《西域》、《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10．王国维[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研]答：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在哲学、文学、史学、美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他字静安，号观堂，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于北京跳湖自尽。他是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在历史研究方面，将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对甲骨文也有深入的研究，观堂是“甲骨四堂”之一。梁启超先生称其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世界所有之学人”。1．石璋如[2012年南京大学研]答：石璋如(1902～2004)，河南偃师人，甲骨文专家、博士生导师，是中国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之一。他在河南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即参与殷墟考古发掘工作，1932年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研习考古专业，历任助教、研究员等，后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往台湾。他的主要著作有：《殷墟建筑遗存》、《殷墟墓葬》、《骨卜与龟卜探源》、《殷代车的研究》、《小屯的文化层》、《小屯—安阳殷墟发掘报告》、《中国的远古文化》等1．吕大临[2010年南京大学研]答：吕大临（约1040～约1092），字与叔，是宋代金石学家，蓝田（今陕西蓝田）人。他曾求学于程颢、程颐，与游酢、杨时、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他以萌入仕，官至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通六经，精于礼。吕大临著有《考古图》十卷，不仅著录铭文，并注明铜、玉器的尺寸、图像、收藏之家和出土地点等。他还著《易章句》、《大学解》、《中庸说》各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讲义》十四卷、《礼记传》十六卷、《玉溪先生集》二十八卷等。二、简答4．中国金石学的发展步骤。[2011年复旦大学研]答：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上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中国金石学的发展经历四个时期，即：萌芽期、发展期、兴盛期和近代考古学期（1）萌芽期金石学的萌芽大约可以追溯到东周时代，但研究者甚少，无专著问世，没有形成一门学；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金石学逐渐产生。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吕大临撰《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2）发展期在宋代，金石学和考古学发展成独立研究的学科，宋代时期的金石学和考古学发端于宋真宗时期对古铜器的研究。这个时期的作品有刘敞的《先秦古器记》，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等等。（3）兴盛期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又出现了许多金石学著作。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4）近代考古学期金石学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铭刻资料，考证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称和用途。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纹，未进行断代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三、论述5．试述安特生、梁思永、苏秉琦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2015年吉林大学研]答：安特生、梁思永、苏秉琦被称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三座丰碑。（1）安特生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序幕，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1914年，安特生作为中国政府的矿政司顾问应邀来到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知道怎样利用这样一个地质学家，是丁文江发现了安特生，并给予了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使他先是在地质学上，继而在史前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1921～1949年，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仰韶文化的发现，均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2）梁思永梁思永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他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祖国的考古学事业。他的许多学术活动，赢得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赞誉。他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突出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史上的地位，使我国的考古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梁思永对中国的考古学事业做出的贡献可概括为三个方面：①建立科学的考古方法。他发表的《远东考古学上若干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指导性论著。他把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成不同的文化群，对动物化石和文化面貌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各文化遗存之间的异同和要解决的问题及方法。他把中国的考古资料纳入亚洲范围来研究，在考古理论方法上，对我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类型和分期分布有着指导意义。②树立田野考古工作的光辉典范。梁思永先生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精细的工作，富有创造性的把地层学应用于昴昂溪五福遗址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为后来田野考古工作树立了光辉典范。③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人才。为了培养考古方面的专业人才，梁思永先生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的训练班，许多教学工作他都认真地建议和安排。他对中国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先生的熏陶和培育。（3）苏秉琦苏秉琦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从1934年开始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84）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西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工作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山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做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