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的感想doc1000

1痛定思痛的感想（一）——1957年至1978年错误道路的回顾□商周邓小平深刻、精辟的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而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却会出现像分水岭那样的天壤之别呢？国内外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指出：“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其又具体指出“1957年至1978年，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李锐《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P2。）某报特别指出“1966年——1976年，中国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历史证明，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20世纪的中国》见《三秦都市报》1999年12月31日）该不该搞到“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李锐）农村用粮经验“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社会主义搞了十几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结果不但没达到这一经验，反来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张贤亮）我愚想如果对这饿死的三千万人，像内蒙古农村对死亡者在土地庙前报庙那样，每人给填写一张16开纸大的简明登记表的话，就得用三千万张纸！若按每100张装订成一册，每三册约按一公分厚计算，每米高按3万张计算，若把它撂起来约有1000米高！如果安排一名人员专门对这三千饿死的人填写登记表。每小时登记100名，每天干8小时，要完成这项登记表得37500天！如果对这三千万人进行土葬的话，每个尸首以用地2m2计算，得占地六千万平方米！如果这饿死的三千万人，若发生在“唐初约3000——4000万。”(《教师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P494）来说几乎全饿死了，至少约在70-80%！若以“文革”中的歌曲有“六亿人民六亿兵”……来计算约占全国人口的1/20！如果将这饿死的三千万人，以省、市（区）人口计算，1982年“陕西有人口2890.44万人”，不等于全饿死了！（《教师手册》P498）这一铁的惊人事实，难道还不可怕呀！难道还不凄惨呀！2“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5000亿元。”（李锐《李锐反“左”文选）》P150）该不该将地富分子赶到“楚河汉界”那边去土改时，以《土地法大纲》为准绳，达到“耕者有其田”，是英明、伟大的决策，是无比正确的。但在群众会议上令地，富分子跪在炭渣子上，搞喷气式飞机那样低头猫腰，以至拳打脚踢等折磨，名曰“斗地主”。更为严重的，“在那个时候，却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有了这个头衔，说可能性命不保都不算夸张。”……否则连齐白石也焦虑万分。万般无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将此信作了指示，在王首道、杨第甫省、县一级官员的关照下，可是免去了至关重要的“划为地主成分”这一条。（《齐白石的一段“佳话”》见《各界》2010.09》）土改后，地、富分子将多余的土地无代价的拱手交给了新中国，却将他们与反、坏分子一视同仁，有失公允。愚以为只要对他们立下“约法三章”，只要他们不违法，就应与公民一视同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不是还有“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歌唱祖国》里有“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走繁荣富强的道路应该是全民性质的，将地富分子赶到“楚河汉界”那一边去，无疑是树敌过多，不利于全民走向繁荣富强。陕西山阳县伍竹乡有一个姓王的富农分子，五十年代因大旱里参加了群众的祈雨活动，而后令其到县自新队去劳动改造，显然有柿子捡软的捏嫌疑。这显然是一种人权的歧视。从哲学角度讲地富与农民是对立统一关系，而不是敌我关系。几千年以来如此。该不该“反胡风”李锐指出“建国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1957年前后的反胡风”（李锐《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P3）其又指出“1955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由他定性的。……（同上P130）解放初我二次碰到触目惊心的“镇反”的事。一决是地区押送反革命分子禁街；一次是地区处决恶霸。1955年我参加教育工作时，那年署假在山阳县首先由文教局组织、由宣传部领导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政治学习搞了长达近一个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从此，政治运动频繁不断，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打憷。次年，我的母校——陕西省商县师范学校中的几个有名望的教师王伯栋、郭铁生等，便由座上宾成阶下囚’。近年得知：贾植芳，就是“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他从五十年代中期，陷于缧绁十数年，……他早年留学日本期间攻读社会学，1937年听闻‘卢沟桥事变’后毅然回国，带笔从戒，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为此坐过日伪警方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因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又被中统特务关进大牢。他一直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前半生中二度蹲大狱，解3放后又被错打成“胡风扫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成为一生中三度蹲大狱，而又以解放后那次为时最久，这还不计出狱后监督劳动的日子。”……详参（《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贺越明《“另册”里的三六九等》，《杂文选利》2010。7（上）[选自]《三联韬奋中心网》）类似贾植芳，“他一直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该不该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骨干分子”里成为“一生中三度蹲大狱，而又以解放后那次为时最久，这还不计出狱后被监督劳动的日子”？！李锐对胡风的评价：“有名的胡风，不过对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某此不同意见，他有自己熟悉的朋友“小圈子”，但并不反党、社会主义，坐了20多年牢，出来后还是拥护党的。”（同上P314）由此可见，1957年前后的首先“反胡风”是伤害了许许多多的像贾植芳等等知识分子的。党和国家上有组织部、人事部，下至旗，县有组织部，人事局。如果领导者认为胡风有什么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其是生活在集体中而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得出正确结论后，进行处理，为何要兴师动众？！弄得满城风雨？！该不该搞“反右派”李锐指出“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李锐《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P3）李锐又指出“反右派严重扩大化，整了50多万‘右派’，1979、1980年复查，几乎全部属于错划，宣布‘改正’，没有改正的极少、极少、当然副作用极大。”（同上P54）以湖南为例“湖南反右派上报的是3.1万人。”（同上P346），《新湖南报》反右派时，编辑部一共一百零几个人，打成右派的从副总编辑起竟达54人，都是业务骨干。这在全国知识分子的国新闻界绝无仅有，比《人民日报》多三分之二。”（P同上354）笔者1937年出生于贫困的商州农村，耳闻平民的议论的：东来的是王爷，西去的是侯爷。千里坐官为了吃穿。人生大事，吃穿二字……自己起早贪黑的读书，说白了是为了走出贫困的农村。有幸当上中小学教师就是托了共产党的福啦！我笃信绝大数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可是从反右派后，无论从陕西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获悉竟有被错划成右派在二位数之多。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不到重用，连家属子女在三位数受到株连。被划为右派后，政治上在人前像侏儒站在巨人面前，鸡立鹤群；经济上只发给点生活费；婚姻上已婚的可能离婚；未婚的难以觅偶。像张贤亮道“那年我刚过三十二岁，但还是一个处男，我却在这时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但还不止一个女农工可怜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个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还有一个女农工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格森林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过瘾’。对这种佛陀式‘舍身饲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尽，但是我还是掂量到头上‘帽子’的分量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因为在农场改劳长期接触不到女性，她们的善举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体内类似4表春期的骚动，一对“白格森森的大奶子”总是在我眼晃来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魂不守舍，心智恍惚。（张贤亮《亲历历史》中信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中交系高材生吴振伍，因有右派言论，1961年被分配至内蒙古某旗中学去教书，36岁才与当地医院一退职护士结了婚。原《内蒙古日报》社有位叫达夫图（蒙古族）的编辑，反右派后，工资降了二级，下放到喀喇沁旗教书，“文革”时又按中统持务批斗……，某旗小学教师邱悦臣因被错划为右派去劳教，妻子安广琴患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亡。回来后悲恸万分……李锐有感情的指出：柏原同志是当年《新湖南报》社的编委，是大学毕业生，从热河南下的，打成右派以后，开除公职，连生活费都没有，靠拉板车维持生活。……长达20多年呀！”……（同上P354）李锐指出“对于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并且公开点了所谓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硬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同上P92.93）愚以为，一个统治阶级，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以后，就意味着他掌握了国家的刀把子，尤其是一穷二白的中国无产阶级。他首先要集中主要精力，下大力气，抓好发展生产，保障衣、食、住、行、医等的供给，他才能称得上老百姓心目中的“王爷”地位的。他才能称得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否则，他就会失信的。他的指挥棒也会失灵的。实名：侯亿轴邮编：710038地址：西安六棉前进区603电话：[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