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西学与体制变迁

1第四讲、西学与体制转换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失利，使中国人将目光投向了西方的体制。文化输入的深入意味着更深的文化阵痛，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潮起潮落，但历史在进一步退半步中仍然前行。以晚清立宪为高潮的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废科举、兴学堂为特色的晚清新学制的建立，表明西方文化已经在触动与改变着体制的层面。西学传播的内容、形式、传播主体与受众、传播机制也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动。内容围绕体制变革为主，期刊、学会、出版热，标志着现代文化传播机制的形成，西学进入官方教育体制，新式教科书热沟通了教育界与出版业，促进了出版业的商业化、民间化。西学传播者由早期的传教士为主体，转而为留学生；西学的受众由上层知识精英转向下层民间，改写一代人的知识构成。大量期刊的流行，表明知识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中西之别演化为新旧之分，表明西学化为中学之可能。西学的地位也由“器”、“用”、“末”而上升到“体”、“道”、“本”，中西文化的交流进一步深入。一、外忧内患1、甲午战争与门户开放甲午战争前，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两部著作，提出震动世界的海权理论。马汉指出：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他研究以海外贸易为经济支柱的国家的扩张历史，尤其是英法对比，强调运用优势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确立对海洋的控制权，以实现国家战略目的。产品、海运、殖民地是海权的三大环节，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以及政府政策等作为影响海权的六个条件。马汉的海权理论，将海权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度。马汉的理论征服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奉行大陆战略的美国人转而谋取海上霸权。马汉的理论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被认为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1900年3月，日本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翻译者为日本人。洋务运动以制器练兵为重心，但有先进的枪炮，而无先进的管理。日本却经过明治维新发展成亚洲第一强国，扩张的野心日渐膨胀。日本军方组织对中国的2战略侦察、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对中国所能调动的总兵力、作战能力都有专题研究，将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绘制出详尽的军用地图。日本扩张势力的第一步是觊觎邻国朝鲜。清王朝虽已老态龙钟，名义上仍是朝鲜的宗主国。1894年春，朝鲜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李氏王朝向清王朝求援，清廷派出军队1500人进驻汉城以南的牙山。日本却以“保护”侨民为名突然出兵朝鲜，6月10日占领了汉城，至6月底增兵达10000以上，几10倍于清兵，并包围清军驻地。清政府向朝鲜调兵，命令北洋舰队护送。7月25日，北洋舰队的护卫舰护送运兵船在牙山附近的丰岛海域遭遇日军舰队。日军突袭北洋海军的舰只，北洋舰队护卫舰仓皇逃跑。这一战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日军继而进攻牙山，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占领平壤。9月17日，日军舰队在黄海海面同北洋舰队遭遇，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0月下旬，日军侵入中国，先后攻取安东、旅顺。对于中日战争，西方舆论普遍是亲日的，多视为野蛮与文明的战争，坏学生与好学生的战争。美国公使田贝认为，要是使中国与世界融洽，非武力不行。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署。清廷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岛屿，赔偿白银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人可投资设厂。马关条约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外力的侵略进一步加深，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列强或互相攀比、或互相支持，提出贷款权、铁路建筑权、租界、势力范围等要求。各国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时，美国以新姿态提出两个门户开放照会。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第一个照会：对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中国现行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自由港除外）所装卸的货物，而不问其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在各自势力范围的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只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只的入港费，在各自势力范围的铁路上，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不实行不同的运费标准。1900年7月，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提出，美国正寻求这样一种解决方法，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海约翰的声明表示美国开始积极介入远东事务，对中国主权是一种支持，对赤赤裸裸的武力侵略有一定制约，不过事实上美国既保证不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无法使列强退出中国。2、从维新到新政如果说，甲午战争前整个社会仍被守旧的空气笼罩，那么甲午战后，学习西方便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3在舆论的影响及在中外人士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新政。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变法因清廷中的顽固派及一些既得利益受损者反对而失败。顽固派反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方案，要求太后“垂帘听政”。宫廷内外盛传光绪将废。维新派并无实权，欲说服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支持变法，但被袁出卖。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于中南海瀛台，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变法维新历时103天，以政变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维新失败导致保守势力回潮，义和团运动兴起。在西方势力的强劲影响下，“大一统”王朝已出现深深的裂痕。清政府认识到依赖传统文化抵抗西方的不可靠。因此，维新志士的鲜血尚未褪色，西太后自己也迫不及待地宣布新政。新政事实上是仿行西政。新政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较大程度地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1901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变法，欲图参酌中西政治，改革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各地官员纷纷上陈改革大计。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的变法三折中的第一折提出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科举、停罢武科科举、奖励游学等“兴学育才”4条，第三折提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圆、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国书籍等“西法应兼采并采者”11条。三折为慈禧所准，成为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新政在体制变革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建立新型职能机构，裁撤传统职能机构。1901年7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1903年建立商部，设立一系列奖励工商实业的条例。商部成为掌管振兴商务及铁路、矿务等事宜的行政机构。同年试办户部银行。1905年设立巡警部、学部、邮传部。邮传部主管铁路、轮船、邮电三个新式交通行业，从而将交通业由商办逐步改为官办使其集中于中央政府之手。工商业政策上也转而鼓励民间工商业。一系列商业法规的出台肯定私人资本的法律地位。晚清新政使一些非口岸的内地城市也出现一些现代工商业，如成都、西安、太原、北京等地。这些城市也进行一些近代市政工程及公用设施的建设，加速了现代化进程。法律、审判、监狱、警察制度的改革也着手推进。沈家本主持修法律，规定行政不得干预审判机关独立执法。改刑部为法部，作为司法之行政衙门，掌管全国司法；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审判为四级三审制，分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四级。实行辩护、陪审、公审等西式原则。巡警制度也在一些城市落实。地方自治方面制定城镇地方自治章程，各城镇4设议事会和董事会，兴办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公所为议事会办公处所。自治事务涉及学务、卫生、工程、农工商务、慈善、公共事业等。预备立宪是晚清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传统政治体制格局被冲破。1907年下诏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次年颁布《谘议局章程》、《议员选举章程》。1909年谘议局在各省会正式建立，模仿西方议会制度进行，民主议事程序完备。议员通过县一级初选和府一级复选产生，拥有一定的立法权、监督行政、财政权。资政院的设立是议会之预备。应该说，晚清新政的方案是以西方政治为蓝本的。但变革的被动性、敷衍性决定了王朝的命运。新政的决策是在流亡的路上，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被列强写进《辛丑条约》，设资政院出于请援国会运动的压力。君主立宪的结果是皇族内阁，失去了汉族官员的信任，王朝危机最后无法挽回。二、大规模西学译介社会变动从表层深入，晚清对西学的吸纳也必然进入一个更深的层面。西学传播的内容广泛，从实用科技为主发展到以政治社会科学为主，中国人开始自己选择传播，而不再倚重传教士或其他西方人。1、传教士借西学宣传变法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活动，令一些寓华传教士深不满意。他们往往认为，宗教才是西方文化的精粹，政教体制才是西方文明的本源。他们并不满足于同文馆教习与翻译馆的译书生涯，而是批评时弊、借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对晚清思想界影响深远。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创办于上海，1892年改名广学会。除英美传教士外，还集合了一批在华外交官与商人。宣扬西方政治法律以基督教化中国，是该会的宗旨，“期取各国至善之法，以及国势盛衰之所系，著书立说，明告中国官吏绅士。更阐明救世教之真谛，俾知教化之与政治息息相关，五洲万国，皆真教之所弥纶。”广学会的中心人物是李提摩太（1845-1919）。1869年奉英国浸礼会之派来华，在华活动45年，70年代在华北从事赈灾，80年代后开始宣传变法。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邀到天津临时担任《时报》主笔，1891年10月到上海担任同文书会（后名广学会）总干事，这以后至戊戌政变期间是他译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翻译出版是该会的主要业务。至1911年共出版461种，包括新译、新编、重印书籍。广学会十分重视宣传，面向士人与官员，通过举办有奖征文、赠书活动等扩大西学的社会影响。5广学会所出书籍，主要有两种，一是翻译西方作品，一是出版传教士自撰的著述。不少书籍为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所著《自西徂东》1879年10月至1883年连载于《万国公报》，1884年正式出版。全书5卷72章。卷一为仁集，内容为济穷爱邻、赡老抚孤、善治疾病等，卷二为义集，内容为治国理财、人权人伦，卷三为礼集，介绍西方礼仪风俗，卷四为智部，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卷五为信集，介绍西方的社团组织。他写该书的目的在“警醒”累卵之危下的中国人，希望中国能改弦易辙，不拘于成迹。这本书在1888年乡试时赠送1万册给士子。以后又重印2000册送朝中官员。这本书也是光绪皇帝1898年订阅西书中的第一种。1895年，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出版。这是晚清所译的历史类著作中销量最大、影响最深的一部。全书叙述19世纪欧洲发展历史，以国为经，事为纬，涉及各国历史沿革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描述英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新技术。这部被西方史学界当成平庸的三流之作的作品，在中国首版就印刷三万册，以后多次再版，还出现了民间盗版。先后印刷竟达百万部，上至皇帝，下至学子，几乎人手一编，风行全国。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资料汇编，1896年出版，以后又出版续编、三编。汇集的资料表明，战争失败不在武器、指挥，而在体制。该书还收集了西人对于中国时局的议论，林乐知对中国可谓“知之深而爱之至”，批评中国人存在的八大陋习：骄傲、愚蠢、胆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他强调因时变法的急迫性。该书初版3000册不到6个月卖光，又多次再版。王韬在序言中感叹“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洲之人言之，中国何幸而得之哉。”林乐知还于1896年翻译《文学新国策》。该书原著者为日本驻美大使森有礼。该书对美国学校教育的各种详细情况作了介绍，如美国的教育法规、教育管理、教育发展史、不同类别学校设置等。这本书推动了日本新式教育的发展。林乐知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1898年李提摩太完成《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英、法、德、俄、美、日、印度七国学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