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论

50第三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升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这一进程是一部曲折多转、成功与失误相交织、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又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互推动的过程，而且是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大致勾勒，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大致可归为三个“30年”。①第一个“30年”（1921—1949，实为28年）是历经曲折但最终完满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30年”。第二个“30年”（1949-1978，实为29年）则是一段得失成败交织、经验教训并存的“30年”，虽不突兀和显赫，但也不沉寂和平庸，它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②第三个“30年”（1978-2009，实为31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困境，不断从一个胜利迈向又一个胜利的“30年”。（一）第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第一阶段（1921—192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面临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建党初期①这里的“30年”只是约数，而非绝对值。第一个“30年”（1921—1949）实为28年，第二个“30年”（1949—1978）实为29年，第三个“30年”（1978—2009）实为31年。②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人民日报》2005年4月4日。51即党的“一大”前后，并没有立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相反，党的“一大”关于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斗争目标的主张，恰恰是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相适应的。不过，早期的共产党人很快就看到了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注意到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实践于中国具体国情的问题，因而他们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运用，初步倡导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的思路，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研究的基础上，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划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目标；1923年6月党的“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达成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共识；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这些正确结论和独立的探讨不仅为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初步积累了经验，而且也为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经验。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事实上，当时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更没有找到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方式和步骤；虽然也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统一战线、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这些认识的形成，大都是被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尚不具备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客观条件；虽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但仅仅是停留在思想观念上，而没有把它自觉地外化为实际行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尚处于一种不自觉的、被动的状态，还缺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时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到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①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3页。522.第二阶段（1927—193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探索与转折时期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开展，面对中国革命大起大落的复杂形势，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许多共产党人纷纷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的苦苦探索。在1927年8月以后，共产党人同时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条是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另一条是效仿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边远的农村进行武装暴动，这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为代表，放弃进军长沙的原定计划，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但是，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实践证明，前者不行，后者则指出了革命胜利的航向。领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真谛的毛泽东，认识到在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须上山打游击，武装割据闯局面，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尽管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却是中国实际的要求，亦有上千年的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传统。井冈山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重要成果。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内“左”倾领导人，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但对于包括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传统却持否定态度；同时，对于共产国际指示又盲目迷信、甚至顶礼膜拜，反对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即使是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依靠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燃起的星星之火正在形成燎原之势时，他们仍然强行实施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路线方针，食“本本”而不化，他们的错误路线指导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不同的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和研究，结合井冈山的斗争、农村根据地的不断壮大等亲身体会，客观、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发现并提出了中国革命迥异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点。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之后，转战闽西赣南，创建了党领导的最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近6年历史的中央苏区，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这个时期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四分之一，是党所受艰难困苦最长的一段时间，因而也是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进行极其艰苦探索的一段时间。第二，这个时期，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53的探索，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已初步得到界定。第三，这一时期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但其间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最初雏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的国家政权形态。它磨砺和造就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培养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如果要论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实际是从这里开始。党在这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也不能不视之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全国苏区几乎全部丧失，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在改组中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3.第三阶段（1935—194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大飞跃时期从遵义会议至抗日战争后期的1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基本上明确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历史性大飞跃的10年。在这个大飞跃过程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和宏观方面论，实现了五个方面的理论大发展。第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哲学基础。1937年，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继撰写并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重要主张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示了“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批判了党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有力的哲学论证。第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来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来表述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5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这样的明晰提法和思想，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更加自觉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阶段。第三，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个相反的道路，就是共产党要利用城市不能完全统制乡村，而广大的人力物力又在乡村，国家疆域大，有回旋余地这样一些有利条件，组织人民“进行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①随后,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思想。“三大法宝”思想是中国革命道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关键成果。第四，构建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科学的定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较之“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外延更大，层面更高，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第五，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从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肃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根源，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全党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了全党的共识。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代表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以这个思想体系武装起来的党，必将给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有了《历史决议》的思想基础，党的七大决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这样，我们党自创立以后第一次将自己经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591页。55过千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