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失业与通货膨胀

第五章失业与通货膨胀案例一：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矛盾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在解决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几对矛盾：1．失业理论的滞后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在失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劳动力商品属性、劳动力市场、劳动要素配置、就业、失业、再就业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虽然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失业规模逐步扩大，失业层面不断加宽，治理失业的难度更加明显。由此，失业理论的滞后与现实问题的严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这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2．政府管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制度，劳动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只能通过计划调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壁垒森严。在不同行业、企业、事业、行政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要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和条例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许多部门和单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进入转型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对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而目前我们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共事业部门实行的人事制度、劳动管理制度明显滞后于就业体制改革步伐，这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3．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单向转移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因素，而是明显受到体制和人为因素制约。我们不仅存在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着与这一经济结构交错在一起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整个社会“农业”和“非农业”的人口结构，它在实际上使农村和占70%以上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标志和动力的，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速率缓慢，一方面城市经济不仅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而且其自身的结构升级也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的单向转移，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种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时，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逐步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化，无疑加剧了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4．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内大量劳动力被“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国外商品的大举进入，我国面临着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人数趋于增加。与此不对称的是，由于国外劳务市场并未对外承诺“全方位开放”，因此我国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应被“拒之门外”，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5．人口自然增长与经济增速减缓之间的矛盾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仍在1300—1400万之间，这使中国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数量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据统计，200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为6.77亿左右，比1995年净增4800万，年均增加960万，到2010年将达7.52亿左右，比2000年净增7500万，年均增加750万。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扩张转向近年来的自发收缩态势，经济增速明显减缓。而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又对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渴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摘自案例二：通货膨胀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通货膨胀是坏事？他将告诉你，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通货膨胀剥夺了他辛苦赚来的美元的购买力。当物价上升时，每一美元收入能购买的物品和劳务都少了。因此，看来通货膨胀直接降低了生活水平。但进一步思考就发现这个回答有一个谬误。当物价上升时，物品与劳务的购买者为他们所买的东西支付得多了。但同时，物品与劳务的卖者为他们所卖的东西得到的也多了。由于大多数人通过出卖他的劳务，例如他的劳动，而赚到收入，所以收入的膨胀与物价的膨胀是同步的。因此，通货膨胀本身并没有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人们相信这个通货膨胀谬误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货币中性的原理。每年收入增加10％的工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对他自己才能努力的奖励。当6％的通货膨胀率把这种收入增加降低为4％时，工人会感到他应该得到的收入被剥夺了。事实上，实际收入是由实际变量决定的。例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可以得到的生产技术。名义收入是由这些因素和物价总水平决定的。如果美联储把通货膨胀从6％降到零，我们工人们每年的收入增加也会从10％降到4％。他不会感到被通货膨胀剥夺了，但他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更快地增加。如果名义收入倾向于与物价上升保持一致，为什么通货膨胀还是一个问题呢？结果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相反，经济学家确定了几种通货膨胀的成本。这些成本中的每一种都说明了持续的货币供给增长事实上以某种方式对实际变量有所影响。摘自案例三：通货膨胀真的会在中国降临？通货紧缩一直是萦绕在世界及中国经济上空的一个梦魇。曾几何时，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不同的政策，但收效甚微，看看近几年来的各大经济媒体对世界通货紧缩问题的大量报道，翻开近几年不少经济学杂志关于通货紧缩问题的研究文章，世人不知为此花了多少笔墨，但通货紧缩之阴影就是挥之不去。但是，国庆以来，我国粮、油、肉、蛋价格全面上涨，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在短期内陡然走高。粮食的涨价，直接带来了面粉、大米以及食用油、饮料等制成品价格上涨。如此短期内农产品价格的大面积上涨，是中国自１９９７年来的第一次。还有，据国家统计局统计，９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１．１％，比上月上涨１．２％，达到今年的最高水平。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０．７％。前三季度，国内ＧＤＰ同比增长８．５％。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２．４％。主要产品中，原油价格上涨２４．９％；钢材价格继续上涨，中厚钢板上涨２０．３％，薄钢板上涨１３．１％，线材上涨１４．３％。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４．５％等。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扬，还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好像向市场透露一个信息，困扰国内经济多年的通货紧缩已经开始缓解，而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临中国。对于经济形势戏剧性的变化，对于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的突然上涨，学界早已议论纷纷，看看这几天的财经媒体，很少媒体不涉及到此问题。《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就直截了当地说“通货膨胀降临中国”；北大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一个总需求加速增长的过程正在形成。如果没有大的政策调整，将在不长的时期内出现偏高的通货膨胀。至于“通缩中的通膨”、“总体上通缩，局部上通胀”等，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以上的识见，谁是谁非，不需要更多的评论，只看看这次价格的上涨是如何形成的，看看这些价格的上涨可能导致何种影响，就可以了。从今年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主要表现为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投资的快速增长。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３４３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５％，比去年同加快８．７个百分点，远远高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的１５．１％和２１．５％，是１９９３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这些投资基本上集中投向少数几个行业，如汽车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各类房地产贷款增加４２６４亿元，占全部中长期贷款增加额的３７％，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１３５０亿元，同比多增长１００６亿元。房地产投资明显高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７个百分点。还有少数国有大中型和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如钢铁业投资增长１５０％、纺织业投资增长６２６％，均达到了空前水平。而投资快速增长，需求旺盛，导致相关商品及至原材料、燃料等供应不足，是拉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二是今年以来银行超高速的增长。９月末，广义货币（Ｍ２）余额为２１．４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０．７％；狭义货币（Ｍ１）余额７．９万亿元，增长１８．５％；流通中现金（Ｍ０）余额１．８万亿元，增长１２．８％。广义货币Ｍ２增幅高于ＧＤＰ增幅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之和１１．５个百分点。同时，９月末，国家外汇储备３８３９亿美元，比年初增加９７５亿美元，远超出同期９１亿美元的进出口顺差与４０２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之和。这些时期存款也大幅持续快速增长。到９月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１０万亿元，达到１００８８９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到１６．７万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５万亿元。而这些都是诱导货币供应过量，通货膨胀率攀升的重要因素。三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是影响国内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今年以来国内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其中７５％左右可能由国家能源价格来解释，而国内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大约５０％左右也可以由国际能源价格来解释。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就此指出，中国对原材料和物料的需求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拉动国际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全球物价上涨也与各国治理通缩的政策结果紧密相关。如欧洲央行改变了以往策略，对物价上涨率有了一个明确下限，即设定的通胀率目标为接近２％。这和过去提倡的低于２％的意义不同。与过去物价不应该上涨的政策相反，欧洲央行从抑制通缩的角度出发，非常清楚地表明物价稳定的意义就是物价不下降。还有这两年来美元贬值不仅推高全球物价，而且造成国际金融市场资金四处流动。近两年来，国际货币汇率进行了巨大的调整，而美元贬值影响最大，不仅贬幅大、持续时间长，而且在美国经济不能走出困境的情况下仍有较大贬值空间。由于美元在国际市场流通最广泛，不少国家外汇储备持有美元最多。而美元贬值也影响全球物价的上涨。如由美元汇率持续走贬值接造成了国际金属价格指数上涨１２％，但若以欧元计价，其价格指数反而是下跌８％。还有，美元的走贬，也造成大量国际资金四处流动，而大规模资金流动势必引发价格上涨。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如此大规模注入流动资金的做法会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风险。从以上导致国内价格上涨的因素来看，是否是出现以往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呢？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造成物价持续、大幅度的上涨呢？看来这种情况还是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这次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发生在生产资料及农产品上，主要发生在那些过度投资的房地产业上。即投资过热所导致的资产价格过热及资产价格的上涨。或者说，当前价格上涨的态势主要来自投资的高增长，而投资的高增长又是地方政府的驱动、银行扩大信贷的结果。而国内的投资过热，除了引发商品房销售和汽车消费快速增长外，其消费品的增长都不大，有些行业如餐饮业零售额业增长幅度还有所回落。至于食品与服务项目价格保持适度上涨范围内，但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均下降２％以上。这也表明国内的消费市场仍然处于最终需求不足、中间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