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基础

第八章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基础第一节唯物史观概论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成就，不仅在于它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而且在于它把这种结合贯彻到了包括社会历史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项最重大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旧唯物主义，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即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而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形成彻底唯物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同，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互贯通，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第一次实现了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第一，辩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形成是统一的过程。没有唯物主义与辩论法的结合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是相互贯通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中本来就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标志。第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作用上是相辅相成的。这是由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这两重任务的内在联系决定的。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改造自然，要改造自然就必须改革社会，一般地说来，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形成自然观，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形成社会历史观。但是由于改造自然界和改造社会的任务本身的内联系，所以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二、唯物史观的前史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历史上有思想家虽然同情社会生活中的反动意向，却能创造出值得充分注意的哲学体系。必须关于区别这个思想家的理论前提和他本人由自己的理论前提所得出的实际结论。实际结论可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但同时，成为这些不正确的或有害的结论之基础的前提，则可能既是正确的，也是有益的。(见《普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P775)更不用说那些进步的思想家了。因此，对以注的历史观不能作简单的否定。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以注的历史观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神学历史观1．人类最初的历史观，主要是神学历史观，即用神灵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过程的历史观。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原始人既受强大的自然力的支配，也受其周围的社会关系的摆布，他们只有在氏族关系的圈子内才能生存，他们无法理解自然和社会生活现象，就用一种超自然，超历史的力量来解释。用万物有灵论来解释社会生活现象，就是神学历史观最初的萌芽。进入奴隶社会后，虽然人类提高了和自然斗争的能力，但人们对那种超自然，这是因为，一方面，，奴隶无法认为产生苦难的根源，也找不到摆脱这种苦难的途径，尤其是反抗屡失败后，不免寄希望于神灵身上，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中的天堂。另一方面，奴隶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需要宗教作为精神支柱，需要用宗教这种精神鸦片去麻醉被剥削者，例“天命论”。2．神学历史观获得进一步发展，是从基督教的出现开始的。初期的基督教反映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求摆脱苦难的愿望和对奴隶制的不满，后来基督教逐渐演变成了奴隶主的工具，在它产生三百年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这时的耶酥，就由挽救教陡脱离苦海的救世主，变成教导信徒忍受苦难的楷模。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整套适应奴隶需要的教义。从《罗马人书》经《捉摩太前书》和《斥异端》等，最后形成了《新约圣经》，基督教把人世间的一切不平等说成是神所设立、安排的，至此，神学历史观也就确立起来了。在奴隶制罗马帝国已走向垂危之时，“教父学”的主代表人物，北非希坡城主教奥古斯丁(354—430)为了挽救垂死的奴隶制社会，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写了他一生最主要著作《上帝之城》他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基督教教义和神学历史观。例：“预定论”——一切是上帝预先决定了的，“原罪说”——由于亚当的犯罪造成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人类就注定了要永远受罚，上有少数上帝中意的人才能得救。到了中世纪，这种神学历史观，就变成了独占统治的意识形态。到了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这种神学历史观的发展就到达了顶点。以后就让位给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二)人道主义历史观十四世纪末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从神学历史观的紧箍咒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1．“文艺复兴”运动与把神、上帝当作历史的最高主宰，否定人和人的价值的中世纪神学历史观相对立，则鼓吹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人文主义者们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自由，反对封建桎梏，颂扬人的力量，人的价值和人的幸福。例：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佩脱拉克(1304—1374)说：“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凡人要先关怀世间的事”。人文主义运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初期的人文主义者还有很大的不长度性，他们在表述资产阶级历史观时，还不得不打出复兴古代文化的旗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战战兢兢地清出亡灵来给他们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与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恩选集1—603)他们所讲的“人”，本来是资产者自己，却说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新发现”。同时，他们反对神学也是不彻底的，他们还不是无神论者，有些人文主义者甚至主张把人文主义思潮同基督教调和起来。这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还不够强大和成熟。2．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道主人。到了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容忍封建枷锁的束缚和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马恩选集3—395)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对过去的一切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人道主义的历史观。（1）以战斗的无神论者的姿态，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神学历史观。例：启蒙思想家的先驱梅叶(约1664—1724)，他否认上帝的存在和万能。认为，所谓上帝实际上是人，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捏造出来的。承认创世说，就等于承认能够“无中生有”。例：狄德罗(1713—1771))——“百科全书派”的战斗无神论者。他说：“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爱尔维修(1715—1771)从唯物主义感觉论出发，否认有离开人的身体、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否认上帝的存在。他们揭露封建统治者创造一个“上帝”，目的是要宣扬“君权神授”，把自己与上帝等同起来，以便得用上帝的权威，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为自己的罪恶行经辩护。（2）全面地论证了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例：天赋人权论----以自然产生人，赋予人于共同的本性，人生而自由和平等的观点，与“君权神授论”直接对立。《人权宣言》宣布：“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在庄严的宣言之中……”。（3）把人道主义与建立“理性共和国”联系起来。例如：卢梭说：“人生来自由，却到处披枷锁。”为什么会这样呢?霍尔巴赫(1723—1789)说：“由于不认识自己的本性，倾向、需要和权利，社会中的人才失去自由而论为奴隶”。人性的恶劣是后天的恶劣环境造成的，那么，要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就必须改造这一环境，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爱”的”“理性王国”。然而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马恩选集3—57)3．人道主义历史观发展的最高阶段——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费尔巴哈把“人”当作自己的历史观的核心，强调“人”的重要无上的地位，从自然性论人性的基础上来论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概念是比“人性”概念深一层的概念。什么是的本质?费尔巴哈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总的来说，都是立足于人本主义之上，用自然属性来说明人的本质，强调人是一个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活生生的实体，强调人的至高本质就是人本身。而且，他还提出了“族类本质”的概念，他从两性关系来说明了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意识到了人的本质表现在某种社会关系之中，须从这种社会联系出发去理解。这无疑比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深刻。从“类本质”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则——人类“爱”。这种“爱”的原则具有象基督教的上帝那样的地位和作用。总之，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撇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去谈人的本质，实际上是把人的本质看成为一种抽象的共同性；他抬得不能再高的“人”，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他的关于“爱的说教，甚至比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还要后退了。恩格斯说：“这样来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相互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马恩选集4—236)(三)唯物史观的萌芽1、19世纪初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有益探索19世纪初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1787—1874)、梯叶里(1795—1856)、米涅(1796—1884)反对18世纪的历史哲学把一切都归因为个人的自觉活动，把历史看成是个别杰出人物所创造的观点，强调应该不只是重视自然，而且应是更重视历史。他们力图把历史描写成为有规律的过程，描写成为群众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从事活动、斗争的过程。这突破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但他们并没有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当需要进一步去阐明阶级和等级的起源和财产关系的来源时，他们又用“征服”和“人的本性”来解释，这就又回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观点。2、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在历史观上的突出贡献，是引进相当多的辩证发展观点。圣西门和傅立叶都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进步的过程，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而且力图阐明这种规律性，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例：圣西门认为：人类社会是在历史上产生的，将来也必然全灭亡。圣西门还认为，政府的形式只是形式，不是本质，本质的方面是所有制，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并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他们的历史观已经包含了唯物史观的萌芽，是唯物史观直接的理论来源之一。然而，他们在思考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在构思他们的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时，还不得不求助于“情欲”、理性，求助于人类本性，又回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人性论。故其历史观仍是唯心主义的，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理想的空想性质。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提出了种种改革社会的方案和未来合理社会的设想。但他们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一样，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设计他们的改革方案、构想他们的合理社会。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不过是人性的迷误，因而消除这些黑暗和罪恶便成为理性的任务。而社会主义正是理性、真理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世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作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现实力量，而是企图依靠理性的力量，靠抽象的观念、笼统的全人类以及唤起人性、改善人性等人道主义的说教，并且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的统治者身上。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当然只能流于空想。正是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来谈人性、人的本质，并且把这种抽象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当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上仍然只停留在唯心史观。3．马恩以前对历史观的发展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黑格尔。黑格尔把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都看作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但他把历史看作看做是一个过程，一个由低阶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受历史的内在规律支配的。黑格尔提出揭示历史发展“最终原因”的问题，否认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