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后部分整理

第十四章都市、乡土、智性与40年代小说一人生安稳中的心灵苍凉：张爱玲张爱玲（1920－1996），原名张瑛，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出身晚清巨宦世家。1943年，23岁的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连续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引起文坛注目。1944年出版了最能代表其艺术个性与特色的小说集《传奇》，同年还有散文集《流言》和长篇连载《连环套》，一举成为当时上海文坛最走红的作家《沉香屑第一炉香》映射着作家自我的女性沪港传奇清高孤傲的上海小姐葛薇龙来香港求学，却渐渐沉溺于姑母梁太太所安排的洋场交际生活，沦为那个富孀吸引男人的诱饵。《封锁》似一则都市日常生活的寓言。通过一个富有包孕性的时空（戒严时刻停使的一列电车），恰到好处地点染出平凡都市男女的情欲冲动与失落，其中的偶然与必然，正体现着日常人生的本来性。关于“封锁”和“释放”的都市体验——在外部生活被封锁的瞬间，人心就释放开来；而这种外部封锁一旦解除，人又总是回到原来，将自己封锁起来中篇《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在日常性的人生底色上，交织融会着“逝者如斯”的古典沧桑意味与文明末世的现代历史感。“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白流苏的“倾城之恋”，是李延年《佳人曲》“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现代剥用《金琐记》曹七巧：一个套上了黄金枷锁的悲剧女性。她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同时也劈杀了自己的人性。她熬成了黄金的主人，也扭曲为黄金的奴隶，这是病态社会与家庭的悲剧，又是心灵被物欲所驱遣、直至畸形的人性悲剧。《金琐记》的魅力，除了深刻的社会与道德批判，还在于对女性心理与人性的展开感性追问时所达到的通彻。小说在不懂声色之间一点一滴地把一个世俗女子的生命风干耗尽过程写透了。2、张爱玲小说的独特美学风貌A题材与立意方面，立足于普通与传奇的双向寻找，展开对现代生活的日常性的审美开掘。她努力在饮食男女一类的日常生态中探询人性的恒常。其小说在新旧文化冲突与现实动荡的历史环境中，通过言情，通过两性关系与家庭关系中的人情风俗，来表现城市男女于“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的日常人生与人性真实。张爱玲对于现代生活的日常性的审美开掘，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中一种新的审美动向。B艺术表现上采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张爱玲说，她不是“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而是用能“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的“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来写。因此她笔下都是些“没有悲壮，只有苍凉”的不彻底的人物，将现代都市的日常人生和心灵与沧桑的历史感、切实的现世感相融会。C独特的独特的日常悲剧美学形态。张爱玲小说具有独特的悲剧感：通过一个个黯淡、哀挽的平凡故事，以既悲观又享乐的态度去体味现世人生的浮世悲欢与苍凉。《沉香屑》的葛薇龙、《茉莉香片》的聂传庆、《金琐记》里的长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佟振宝等等。D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的意象化小说氛围与情调张爱玲小说具有感性物象的丰富与流动，具有新旧华洋融合、雅俗兼赏的新小说特色。物象的意象化是张爱玲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其一，人物心态与生态的映照；其二，各种物象被赋予变动中的社会“景观”意义；其三，张爱玲的意象创造，常常又是在古老与现代的无痕转化中完成的。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传庆可不敢揣想。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莉香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金锁记》二、“现代智者小说”《围城》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字默存，号槐聚，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之后又先后入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学习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钱钟书“作为一个中外文史学养渊博精深的著名学者，文学创作只不过是他的余艺。这种‘边缘效应’，使他能以从容裕如，凭借着自由的心态和充溢的才气，出入于人生和创作之间。”其小说不多，除长篇《围城》，还有短篇集《人·兽·鬼》。“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钟书：《围城·序》1、《围城》的多重意蕴首先，鲜明的讽喻批判色彩，小说对于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描摹刻画，有“新儒林外史”之称。其次，以方鸿渐为代表的留洋学生归国后的茫然无着，则隐含作家对于转型期中国文化危机与困境的反省。小说是一幅华洋交杂、斑驳错乱的文化、历史与社会图景。第三，《围城》又是一部富有哲理意味的漂泊者小说。小说关于“人类基本根性”的探索，聚焦于对“围城”式的人生困局的揭示，主要通过方鸿渐的人生漂泊行旅来展开。方鸿渐不断渴求走出“围城”，可是从海外到国内，从社会到家庭，从朋友到同事，从欲望到爱情，从理想到现实，却不断地一次次陷入“围城”，出来了又进去，永远走不出。他的每一个人生驿站，法国邮轮、上海“孤岛”、内地大学、婚恋家庭，都是彷徨无主、无所归宿，可谓处处“围城”。2、“现代智者小说”的独特风貌语言特色：夹叙夹议、取喻设譬、犀利隽永、旁逸斜出又涉笔成趣。独特的悲喜剧色彩：不是那种主情性的“含泪的笑”式的悲喜剧，而是凭借智慧在笑与悲之间从容游走的智慧型悲喜剧。复合型奇书形态：犀利俏皮中不乏睿智沉思，笑趣盎然处又见悲凉底蕴，描摹世相百态融入知识才学，关切现实的同时又渗透文化辩难与哲性体悟。三、维艰时世中小说的丰富流向在战争状态的维艰时世，中国小说家们写出了一批体现时代氛围并具有深邃历史感和文化意识的优秀作品，这一时期的中国小说在沉郁凝重的整体格局中呈现出丰富流向。在国统区（沦陷区）形成的五种主要小说形态社会与文化的反思小说干预现实的讽喻、剖析小说以都市或乡土为背景的体验小说与流徙经验相联系的漂泊者小说契合大众趣味的都市浪漫传奇小说40年代国统区四个突出的小说现象：以老舍、巴金为代表的家庭小说的拓展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女性写作的兴起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的初步形成钱钟书的“现代智者小说”《围城》的出现1、社会与文化的反思小说以“家”为视角展开社会与文化反思，成为一部分小说家自觉而又饱含着痛楚的艺术选择。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苏州巨室蒋捷三家族在风雨飘摇时代里的分崩离析师陀《无望村的馆主》：书写三类富家的败落，隐含民族衰亡的忧思四世同堂》是老舍历时五年完成的史诗性巨构，包括《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80余万言。小说以北平城小羊圈胡同祁家为中心，展开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八年间北平市民生活的广阔画卷，倾吐古都人民国破家亡的苦难历史与不可征服的民族魂。这是一幅北平社会的全景图，街头巷尾，三教九流，头绪繁多，多向辐射，却又组织得浑然一体、舒卷自如，体现了老舍小说艺术走向宏大圆融的精进巴金此时已经渡过了热情奔放的“激流”阶段，笔调转为冷静深沉，在一贯的抒情性风格中又注入了忧郁的沉思，本时期的主要作品是中篇《憩园》和长篇《寒夜》。不同于“激流”三部曲透析时代变迁中大家庭的崩塌，《寒夜》通过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家庭悲剧，谛视着寒悲时世中小家庭的磨毁。《寒夜》笔调蕴藉绵密，是一部关于小人物、小家庭的悲凉史诗，那种身心的煎熬与磨杀，那种庸常灰色人生中无力的挣扎，那种“寒夜”里的凄凉悲郁，力透纸背，感人肺腑。2、干预现实的讽喻、剖析小说在民族与民主两大时代主题之下，敏锐犀利的现实讽喻与社会剖析，成为很多小说家张显批判意识的重要方式。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由一幅幅人物剪影的速写连缀而成，塑造了一位“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小官僚的典型。在抗战初昂奋激越的社会氛围里，张天翼暴露黑暗的辛辣犀利，显得相当的“不合时宜”，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华威身上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权力欲望，是中国漫长专制历史所形成的官本位文化心理的鲜明折射。沙汀的特色更在于民俗化、地域风的显著。家乡川西北农村的乡风民俗、积弊痼疾是孕育沙汀小说艺术的生活土壤。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在一个“吃讲茶”的世俗画场面里，让小镇各色人等轮番上场，揭开国统区兵役的黑幕，暴露大后方基层的弊政。粮绅刑幺吵吵，联保主任方治国茅盾长篇小说《腐蚀》以女特务赵惠明内心独白的日记形式来书写，既是一部具有鲜明现实批判色彩的“政治暴露书”，同时又是一部探询人物灵魂挣扎的“心理暴露书”抗战爆发后，通俗小说家张恨水的民族忧患意识高涨，以《八十一梦》（1943）为标志，他走向了严峻的社会讽喻与批判。他还写有堪称新“官场现形记”的《五子登科》，谴责上层社会无官不贪的黑暗，吐露“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的冷峻辞义。3、以都市或乡土为背景的体验小说离乱动荡的境遇，使人们的城乡经验注入痛楚的味道。而关于家国，关于自我，关于身与心，会荡起愤激，也会酿出乡愁，蕴育心灵的沧桑。这构成了40年代体验者小说的多样与丰富。上海“孤岛”－沦陷区：张爱玲、苏青、施济美、师陀“东北作家群”的新开拓：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女性写作：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梅娘寓居上海的京派作家师陀(笔名芦焚)有短篇集《果园城记》，笔触遥指故乡中原小城，书写各种小人物的命运，展开一张张风俗风情画，或深婉悲凉，或亲切温馨，喟叹中渗着思悟，连出一串小城历史与性格的剪影4、与流徙经验相联系的漂泊者小说在40年代的中国，漂泊不仅意味着一种现实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内化为深层次的心理情感经验。渗透着痛楚的激情、思悟与智慧，正构成战时中国漂泊者小说艺术之三极，分别以路翎冯至和钱钟书的创作为代表。路翎（1923-1994，生于江苏南京，原名徐嗣兴）是“七月派”最重要的小说家，其小说多呈现高强度的心灵搏斗。中篇《饥饿的郭素娥》着力开掘了矿区苦难生活与人物悲痛心灵。长篇《财主底儿女们》奔泻出精神的狂潮。这部曾称为是“中国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小说，上半部描写苏州巨富蒋捷三家族的分崩离析，下半部重点展现第二代蒋纯祖的漂泊颠沛生活与心灵挣扎历程。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留下了关于漂泊的深沉思悟。小说没有写实性的故事，也不作心理的直接剖析，而是用一个个散文片连缀各种人事、风物，来映照一路漂泊中伍子胥的感受与体验，传达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生命的被“抛掷”感。5、契合大众趣味的都市浪漫传奇小说在40年代，写出契合大众的流行小说又不循旧派通俗文学老路的，是徐訏和无名氏。他们的创作被称为“现代罗曼司”，以浪漫传奇、都市气息、时髦趣味以及异域情调风靡一时。徐訏曾在“孤岛”时期留居上海，无名氏是光复期海上文坛的重要作家。他们以与张爱玲、苏青等女性作家不一样的都市写作，共同构成了新一代海派文学的绚彩流光。徐訏的《风萧萧》将多角恋爱与间谍战相混合的浪漫传奇。曾列1943年“全国畅销书之首”。无名氏《北极艳遇》、《塔里的女人》等。前者是充满异域情调的浪漫传奇，后者是充满浪漫唯美与感伤幻灭色调的哀艳故事四、现代通俗小说的成熟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构成了新文学对通俗文学的公开挑战和对垒，而现代通俗文学则仍旧坚持自己的文学阵地。1922年8月，范烟桥、赵眠云、郑逸梅等人在苏州留园成立星社。他们翻新《礼拜六》，出版发行《小说日报》《星期》《快活》等报刊杂志。现代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并驾齐驱，各类型创作争相涌现，现代通俗文学进入成熟期1、言情小说言情小说在早年又被称为“鸳鸯蝴蝶派”。1912年徐枕亚《玉梨魂》的出版，曾经风靡一时，是为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鼻祖”，其后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包天笑、周瘦鹃、刘云若等人。周瘦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