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陕西地区中共地下党的运作状况

理想与现实：陕西地区中共地下党的运作状况［摘要］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受重创。白色恐怖下的陕西地下党不得不将发展重心转向农村，党员的社会成分开始以农民为主；各级党组织结构不健全、支部有名无实；上下级信息联络不畅；经费紧缺。此时的陕西地下党生存相当艰难，其实际运作与理想状态存有较大差距。这样的陕西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如何生存和应变，如何转变策略继续革命，成为其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首要考验。［关键词］中共；陕西；组织；党员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遭受重创,在此后的数年党都处于一个求生存的困境中。对这一时期党的研究,学术界一般集中于党内上层的人事更迭和路线之争,或是各根据地的兴衰。而对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如何运作,党员如何生存,党的策略方针如何改变等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以陕西地区为个案,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为基本材料依据,对1927-1932年陕西地区中共地下党(以下简称陕西地下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构成、党组织的内部运作、党的经费情况等作一初步探讨。通过这些论述,笔者试图展现陕西地下党的另一种面相,揭示出这一时期陕西地下党在革命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存在的的困境和张力,从而对这一时期党的组织状况有一深层次的认识。一、陕西地下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构成陕西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地方组织比较早的省份之一。1925年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在河南开封成立豫陕区党委,王若飞担任区委书记。1926年12月,陕西党、团最高领导机关———党团联席会议在西安成立。联席会议下属有“西安,渭南地委和临潼、三原、富平、泾阳、旬邑、兴平、岐山、乾县、延安等特支,共有党员388名(包括绥德地委的党员)”。随着大革命的深入,陕西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据1927年6月底的统计,此时陕西有“西安、渭南、三原、泾阳、绥德、延安、榆林等7个地委,4个部委和直属的4个支部,17个特别支部,共有党员2177名”。这个时期全国党员人数有57976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9.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7.8%。从1927年全国和陕西的党员数量来看,陕西占全国的比重很小,党员数量远远落后于湖南、广东等革命中心区域。而从党员成分来看,陕西相对于全国就比较特殊,全国党员成分以工人为主,而陕西党员中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其次是农民,工人党员很少。这是因为陕西地处西北,经济落后,几乎没有工业,相应的产业工人数量就很少。而陕西历来重视教育,党员中有很多回乡学生,他们回来以后又在周围发展党员,使得陕西党员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很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遭受严重损失,党员大量减少。全国到1927年11月有17650人,与5月份的57967人相比,半年之内减少了近70%。此时陕西的冯玉祥也开始清党反共,中共在陕西已无法公开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党”状态。而陕西地区的党员如全国一样开始减少。到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陕西有西安市委和绥德、肤施、长安、渭南、三原、五一(固市)、华阴7个县委,泾阳、岐山、乾县3个区委,以及兰州、宁夏、平凉、潼关等20个直属支部,党员1681名,其中农民占三分之一,余皆是知识分子。仅仅3个月的时间,党员已经由2177减少到1681。但陕西地区党员数量减少幅度并没有全国大,这跟冯玉祥在陕西采取比较温和的清党政策不无关系。到了1928年3月,陕西地下党才有了一定的恢复。据潘自力向中央报告“全陕西党员数量约为二千九百人,社会成分农民占百分之四十,手工业工人及兵士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百分之四十,其他百分之十。”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陕西地下党,农民与知识分子数量已相差不大,表明陕西地下党的重心已开始转向农村。1928年5月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陕西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1929—1930年间陕西省委下辖的党组织,除陕北特委及所属的4个县委和4个区委外,关中地区仅剩下渭南、富平、蒲城3个县委和同州、华县两个特支,共124个支部。据1929年5月4日统计,党员总计1300多人,其中陕北有1050人,关中只有215人,成分是工3-4%,农70%,知20%。8月统计显示,党员有1080人,农民800人,知识分子240人,工人10人,士兵30人,党员社会成分比例已变为农60%,知30%,兵工10%,工最少。从1931到1932年,随着党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陕西地下党也主要在农村发展组织。这时陕西省委领导之下有蒲城县委、富平区委、三原区委、旬邑特支、汉南特委、渭南特支、韩城特支、游击队队委和几个支部。陕北地区在陕北特委领导之下有1个府谷县委,神木、米脂、葭州,吴堡、绥德南、绥德北、清涧、安定8个区委,横山、榆林、三边3个特支和1个三皇卯支部,“延川以上,安塞以东各县,都有组织,男女同志共有一千四五百人,其中农民占一千,士兵占其中一百四五十人,工人占一百人,知识分子占二百四五十人(游击队内有同志四五十人)。”综上所述,陕西党组织在1927年6月到1927年9月由2177名减少到1681名,3个月内三月之内减少了20%。但是到了1928年3月全省党员又增至三千左右,甚至超过了大革命时期,这一现象跟当时革命形势密切相关。大革命失败初期,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暴动,暴动中大量吸收农民,导致1928年党员人数出现增加,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陕西地下党社会成分开始改变,逐渐以农民为主。但好景不长,随着各地暴动的失败,党员人数又开始减少。仅过了一年,又减至1080人,以后数年一直维持在一两千人。直到1932年,由于根据地的建立,党员人数又开始增加,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二、陕西地下党的内部运作实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纷纷瓦解或与上下级失去联系。幸而,在全体党员的努力寻找和沟通之下,党的各级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并形成了中央-省委-县(市)委-特委-区委-支部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在这一整套的组织体系恢复之后,中央力求各级组织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而十分强调完善各级党部的组织结构。中央指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固然要有好的正确的政策,但没有好的坚强的组织,他的政策是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列宁主义重要原素之一,便是铁一般的列宁党的创造。”然而,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能够勉强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已属不易,要使各级组织都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实在是困难重重。1927年10月,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意见改组时,除书记外,有宣传科、组织科、职工委员会、秘书科、交通科、特务科。各特委、县委及区委组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地按照上级指示建立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一般都设有组织、宣传、特务、军事、交通等部门。在组织比较好的县如长安、三原,其组织结构都是比较完整的。但随着陕西白色恐怖的加剧,国民党对地下党的不断破坏,从省委到各下级党部多数时候都很难有完整的组织结构:“省委机关的建立完全没有办法,只得与秘书处合并,共同建立一个。因为经常印刷文件,当然不能多来同志,所以常委会就不能集体开会,处理日常事务,讨论一切工作,常委同志互相间更谈不上日常办公了。”到1930年省委已只剩下秘书、组织、宣传、军事四个部门。各特委对组织不健全的问题也多有反映,如陕北特委反映“自去年大破获后,特委在榆林便无法建立机关,其他城市中如绥德、米脂均极简单”。各县委也存在类似问题,韩城县委反映“最近唐同志派×去,成同志赴省,实际只我一人包办,其他印发、交(通)等工作都未建立,要省委给我们派一印写人材,是否可以办到?”所以当时陕西各级党组织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空架”现象,很多基层党部的组织、技术、交通、巡视员都是临时的,各级党组织有许多只有一个书记负责进行工作。而对党的革命事业极为重要的党的基层组织细胞———支部,其状况也不尽如人意。在党的六大后,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做到一切同志都有支部,一切工厂都有支部,一切支部都有支部生活,要求每一个支部的党员到会,纳党费,看党报,推销党报,讨论问题,在群众中工作,介绍同志等等。陕西省委也发文通告要求支部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并进行教育训练工作,但收效甚微,存在很多问题。如“旬邑县党自去年三月恢复以后的工作,可以说完全是自由浪漫的状态,或者说‘旬邑没党’还比较切合实际。因为没有领导机关的组织,也没有支部工作,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当然更谈不上。”陕北的绥德“支部工作大部有过长期停顿。地方党部更是软弱,仅起了传达上级指导机关文件的作用”。另外即使有了支部,对于如何建设支部,做支部工作,很多党员并不熟悉,开支部会议时经常空谈,开口苏维埃,闭口苏维埃,不能抓住当地群众迫切要求斗争的问题。总的来说,各级党组织支部工作没有切实建立,挂名支部,挂名党员成为普通现象。支部生活的有名无实则导致党的革命策略不能传达到群众中去,使支部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大革命失败后党员的骤减,中共中央予以了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的第三十一号通告中强调:“要切实的按照中央第三十一号通告,限期征收党员,这一工作是党中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翻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我们不难发现这时的中共中央十分急于征求党员,恢复党的力量,扩大党的组织。而这种要求也不断传达到各下级党部,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征收党员的热潮。在征收党员的问题上,陕西地下党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将介绍同志入党作为每个党员为党工作的起码条件之一。各级党组织对发展党员作出了硬性规定。1930年陕西省委规定了各地党部七八九月最低限度发展组织计划,数量和社会成分。1931年富平区委计划在“红五月”中发展一倍的党员和支部数量,蒲城特支号召各支部采取革命竞赛的方法发展党员。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党员的质量至关重要。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中央曾明确规定党所吸纳的党员,一定要是群众中最有阶级觉悟最勇敢的分子。陕西地下党也要求在群众实际斗争中,介绍积极勇敢忠实的分子入党。但是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员被捕被杀和大量流失的情况,使从中央到地方都产生了一种急切地要多多吸收党员,不断壮大力量的心理和倾向。在这种心理和倾向下,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尤其要坚决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并给各省市党委下达任务指标。陕西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给各县委下达吸收党员指标,县委又同样给各区委、各支部下达指标,并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必须发展若干数量的党员,这样从中央、省委、特委到县委、区委、支部,吸收党员指标层层加码。如1928年1月26日的中央三十一号通告中,中央给陕西下达的吸收党员指标是500个,而陕西省委要求各地必须发展3000名。有些地方,指标一直下达到党员个人,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吸收同志数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党员的征收无疑降低了标准,陕西省委指出“发展工农党员只要坚持有阶级觉悟,并且是积极分子这一标准即可。至于‘明了主义’不必作为标准,可以等工农分子入党后再做,否则要工农在入党以前就‘明了主义’是不可能的。”各地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甚至出现了滥收滥拉的情况。“你拉你的相好,我叫我的知音,发展非常之快”。在党员征收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错误倾向———惟成分论。大革命失败后党内认为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知识分子是被列入小资产阶级的。所以党内认为领导干部是知识分子而非工农是党组织的主要缺点,是党内机会主义出现的根源,改造的方法就是用工农分子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央从而要求各地党组织注意对工农分子的吸收,此后工农分子在各地党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也多次要求下级党部要彻底改造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要求工农兵必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入党手续上,陕西省委规定“知识分子入党须正式党员二人之介绍并有候补期一月;工农入党只须一正式党员介绍,无候期”,同时要求“各县区委指导机关,尽可能的做到工农占二分之一,至少须绝对做到工农占三分之一。农村支部必须做到由农民同志担任书记或干事。”在惟成分论影响下,陕西地下党吸收了大量农民党员,一方面是壮大了党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使党员质量出现严重问题。“因为过去质量赶不上数量之发展,同志们对主义的认识均甚缺乏,一到政治环境变迁,便显出动摇或个人行动。”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