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苏轼

1第三章苏轼第一节苏轼的生平和思想一．家世：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今四川眉山市）。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其远祖为唐代文章四友之一的苏味道，曾任眉州刺史，其时苏氏始定居眉山。苏轼祖父苏序虽然为一介布衣，却“读书务知大义”，“诗多至千余篇”。父亲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人”，但年轻时不屑于“属对声律”的时文，不愿意走科举求仕的道路，至27岁始发愤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苏母程氏，是一个善良而有知识的女性，曾经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教导苏轼兄弟为人之道，如苏轼十岁的时候，程氏给他讲《后汉书·范滂传》（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母亲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为范滂母子的高风亮节和不幸遭遇，慨然叹息。苏轼在对母亲说：“如果有一天我也做一回范滂，母亲能够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够做一个范滂那样有操守，有志向的人，我就不能做一个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范滂是东汉的名士，《后汉书•范滂传》说：“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的人，却惨遭党锢之祸。范滂被逮捕下狱时，与母亲诀别，范母大义相劝，说：“你与天下名士齐名，我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高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苏氏两兄弟得到了极好的早期教育。二．生平和思想鉴于苏轼一生与政治紧密相关，其生平和思想联系紧密，故我们这里综合讲述。我们拟将苏东坡的生平分为三个时期来讲述。1、读书成长期（1037——1056年）生平：1056年（嘉佑元年）之前，苏轼是在自己的家乡度过的。这位天才作家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展露出了不可逼视的光芒。八岁时他在乡塾读书时，朝廷中范仲淹等改革派和吕夷简等保守派进行斗争，石介支持范仲淹创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此诗传到眉山，苏轼对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是不胜向往。他十岁时所写的文章就已能敌过成人。到了二十岁，他已成为了一个“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作家了。思想：①苏轼出身于传统的书香门第家庭。因此，早期主要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濡染了深厚的儒家思想。②同时，蜀地远离正统文化中心，开放的蜀地文化也使苏轼极易受到其它文化思想的影响。像道家、佛家思想对少年的苏轼影响也很大。首先，我们来看看道家思想对其的影响。苏轼八岁时读乡塾时，即跟从天庆观道士张易简学习，在研习了《庄子》之后，他感叹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道家思想对其影响极深。其次我们来看看佛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苏轼生长于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其父母“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穷”。另外，他家还供奉有十八罗汉像。这样的环境，使苏轼很早就接触和信奉佛教。早年的读书生涯中，他也常常和佛僧交往。如二十岁时在成都时他就结交了惟度、惟简等和尚。③受道佛两家思想的影响，苏轼在少年时期就曾经产生遁世隐居的思想，甚至不产生了不欲婚宦的思想，但是迫于家庭压力，他压抑并放弃了不欲婚宦、逃窜山2林等想法，开始“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红尘生活。因而，入世与出世是终其一生的思想矛盾。2、仕途通达期（1056－1079）嘉佑元年（1056），苏轼19岁，在其父亲的带领下来到了汴京，苏洵一方面向文坛政要欧阳修等人投献著作，一方面也向他们介绍两个儿子。爱才如命的欧阳修对苏轼是大为赞颂。三苏父子一时闻名京师，也就成为了文坛佳话。嘉佑元年，欧阳修主持礼部科试，苏轼兄弟双双得中进士，欧阳修特别欣赏苏轼，在《与梅圣俞》信中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并对自己的儿子说：“看吧！再过三十年，就不再有人提起我了。”欧阳修的高风亮节，为苏轼的文学创作开辟了道路。在得中进士不久，苏母程氏病逝于眉山，苏洵三父子回蜀奔丧，直到嘉佑四年（1059）十月，三苏再度赴京。此次他们取道三峡，一路走一路赏景游玩，作诗唱和，编成了《南行集》（又名《江行唱和集》），共百余首诗歌，苏轼占40首。嘉佑六年（1061），苏轼经欧阳修举荐，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得中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这是朝廷选拔高层人才的一种特殊考试。此次考试，苏轼写了十五篇《进论》和《进策》，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得中制科之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任风翔府签判。作地方官时，他开始较深入地接触复杂的社会和实际政治，扩大了眼界。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于汴京。苏轼兄弟扶灵柩回乡，居丧三年。在熙宁二年（1069）年返京，返回京城，正碰上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的变法运动。然而苏轼并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王安石的变法意图是很好的，是想实现国富民强。但是，王安石却有些激进，操之过急；而新法在层层向下推行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变异，在旧法废除的同时，地方官们为了中饱私囊，或者改变了新法的本质，或者利用新法的漏洞重新鱼肉百姓。苏轼看到了这些弊端，两次上万言书非议新法。因为非议无效，因而自请出任地方官。同时还有许多旧臣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都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如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辙等人。苏轼出任地方官，先到杭州任通判，后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在地方任上，为百姓办了许多事，故而口碑很好，影响甚大。同时，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他也用诗歌为武器，写了许多抨击新法弊端的诗歌。这是苏轼生平的第二时期，虽然官位不显，但却是其仕途较为通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呈现出以下特点：①儒家出世用世的思想是他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他积极仕进，想为天下苍生谋福利。②苏轼主张的是一种稳健的、平和的社会变革，他反对新党的激进，也反对旧党的保守。3、命运的沉浮期（1079-1101）在王安石当政时期，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以君子气度包容了苏轼。然而，就在王安石离开中央政府、退居金陵时，推行变法的一些肖小人物就开始对苏轼进行打击报复。元丰二年（1079）7月，苏轼移知湖州时，即以诽谤朝政的罪名被逮捕，关押于御史台的监狱中。因为御史台树上多乌鸦，故御史台也称乌台，故而后人将这起文字狱称为“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受尽苦难，认为自己已是生还无望。但神宗对苏轼并无恶感，元老重臣们也为苏轼多方斡旋，王安石也出面为苏轼说话，故而未被杀头，而是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2月，在乌台监狱中被折磨了近8个月的苏轼被发往黄州作团练副使，虽然挂了一个官职，但实际上是以罪人的身份被贬于黄州的。当时朝廷曾叮嘱黄州太守严加看管苏轼，而黄州团练副使又是一个虚衔，没有多少具体事务3可做。在这种投置闲散的生活中，苏轼有了充裕的时间游山无水、凭吊古迹，同时也有更多地时间静心思考社会人生，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早期在其心灵中播洒下的道、佛两家思想又开始滋生蔓延。他开始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胸怀来包容一切，包括对他横加迫害的恶势力也能宽容处之。他在黄州城东的一块荒地上耕种自给，自号东坡居士。闲时他泛舟长江、登高怀古，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不朽篇章。因此，他在政治上虽然受到了打击，然而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而使得黄州时期成为了他创作的一个丰收期。谪居黄州是其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一个转折。元丰七年（1085）四月，谪居四年的苏东坡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路过江宁时，他去拜访了退居江宁的王安石。两位大政治家、大文豪畅谈古今文学，共研佛学，谈得极为投机，丝毫没因为政见不合而影响其友谊。王安石还希望苏轼能定居江宁，以便时常谈文学论佛道。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临朝，新法被废，旧党又重新统治了朝廷。元佑元年（1086），苏轼被召还朝，当政的司马光极为器重苏轼，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的重任，但“不识时务”的苏东坡反对尽废新法，在与司马光论辩了一场后再度出任地方官。从元佑四年（1089）开始，他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同样地，在其位谋其政，他利用出任地方官的机会，赈灾救荒、兴修水利，造福百姓，为人们所敬仰。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又开始启用新党人物，象章淳、吕惠卿等人，但是，章淳等人不过是借着推行新法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排斥旧党人物，严酷地打击报复政敌，而并非真正的励精图治、改革弊政。苏轼一向敢于直言进谏，故而又被划为旧党，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知英州，紧接着又被贬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新党掌权的朝廷更加重了对旧党的处罚，62岁的苏轼又一次遭到贬谪，被贬谪到了海南的儋州。晚年的一贬再贬，其贬谪之偏远，不亚于早年的黄州之贬，然而，复杂的现实生活已经将晚年的苏轼塑造成了一位宠辱不惊的祥和老人。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神宗皇后的向太后听政，苏轼遇赦北还。次年七月病逝于常州。临死前，曾《自题金山画像》，诗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首诗，是激愤之辞，是不平之鸣，是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写照。噩耗传开，举世震惊，下层平民百姓，上至朝廷要员，闻之莫不痛哭流涕。这一时期，苏轼的命运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他曾经一度成为阶下囚，又一度成为朝廷要员，更经历了数次宦海贬谪。然而，从黄州之谪开始，苏轼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健康的心理调节机制。他在这一时期，思想呈现出一些这样的特点：①儒、释、道三家融为一体的思想风貌。其思想特点是主儒术而不迂腐，参佛老而不沉溺，儒家的忠君爱民的思想，佛道的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态度，都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与作品中，他能够自由地出入于三家思想当中，如鱼得水。②苏轼能够辨证的看待事物。苏轼反对新法，并非一味的全盘否定。在新法推行之初，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限制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都曾表示赞同。然而对王安石的“取天下之财与民争利”表示反对，更何况他看到了新法的诸多弊端。所以，后来司马光当政，完全废弃新法时，苏轼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应该保留新法的合理部分。因此，在旧党的司马光当政时，因为与司马光政见不合，再次出任地方官。看来，苏轼一生恪守的是为国为民谋富利的人生准则。因而，无论新党还是旧党当政，其主张都不合时宜，都得不到重用。一则笔记里记载，一次苏东坡问他的婢女们，自己的腹中有何物时，她们说：“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只有一个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听了捧腹大笑。4③积极健康的人生心态。黄州之贬之后，苏轼练就一了套健康的心理调适机制，他能够荣辱不惊，坦然笑对人生。他不管政敌怎样打击他，总是乐观逍遥的。在岭南时，他曾写下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逍遥自适的诗篇，还写过一首《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说此诗传到京师。章淳知道后说：“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于是把苏轼贬得更远，贬到了海南的儋州。这里时宋代极为偏远的荒蛮之地，从隋唐以来，只有犯了重罪的官员才被流放到这里，往往很少生还的希望。苏轼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每日食芋饮水，著书赋诗，怡然自得，写下了“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的诗句。在破茅屋中，他仍然能睡得安稳，连黄叶落满枕头也浑然不知。而且，他还能在生活中发现诸多乐趣。如《纵笔》其二：父老争着乌角巾，应缘曾现宰相身。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第二节苏轼的文论和散文苏轼是宋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重要贡献人物，是继承欧阳修的路线而作出更大实绩的一位伟大散文家。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他在理论方面虽然没有什么专著，但在他同后辈来往的书信之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我们看看他的文论主张：一、苏轼的文论苏轼的文道观和欧阳修有所不同，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1、文道并重，重视文章的艺术性。苏轼心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2、文贵自然。苏轼文艺思想的一个突出方面是注意文艺的自然本质，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就文而言，他要行文自然，反对务奇求深和雕琢经营。反映在具体的形象描写上便是“随物赋形”，就是说根据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