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若干变化

辽朝社会大致经历三次较明显的变化。第一次变化始于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的并入，经济、社会构成的变化促使契丹族加快了封建化步伐，辽朝建立了中央集权、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第二次变化始于澶渊之盟（1004-1005年），辽朝结束了与中原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状态，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辽境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并加大了经略西北、西南、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力度，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第三次变化始于大康年间（1075-1084年），耶律乙辛诬害道宗皇后和太子，擅权恣肆。自此，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政治腐败，经济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本文试就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构成与社会文化的若干变化略陈管见。限于学识及史料的匮乏，所论难免是肤浅甚至错误的，恳请同仁指正。（一）阶级关系和社会构成的变化建国前契丹族尚未完全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大量各族战俘的迁入，特别是征服渤海国和获得幽云汉地后，契丹族很快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但辽朝社会始终存在大量的贱民奴隶。官奴主要是宫户奴隶，私奴称驱口[1]。从辽初至圣宗时期，屡见将生口、俘户、宫户、叛户分赐贵族、群臣、将校的记载。奴隶的来源包括战俘、债务奴、犯罪籍没、依仗权势抑良为奴等，而以建国后开疆拓土所得的战俘奴隶最多。出于发展封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征调兵徭的需要，圣宗初期即见抑制奴隶制因素的记载。《辽史》卷一一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四月壬戌载：辽军“围固安城，统军使颇德先登，城遂破，大纵俘获。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赎之”。这是说城破以前被辽军将士俘获的居民，用官物赎还为民。统和七年二月，“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2]用官钱向诸族帐赎奴，可能变私奴为官奴，更有可能是释奴为良，让他们承担国家的赋役。实际上，自辽初起，并非将战俘一律变为奴隶。在那些用战俘建置的州县，战俘就不是奴隶。统和十三年四月，“诏诸道民户（穆宗）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3]部曲是地主贵族的依附民，或即处于奴隶地位。被胁从为部曲，是豪强兼并的结果。澶渊之盟切断了辽朝掳掠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对奴隶制因素的极大抑制。战后，不少被掠的汉人得以归乡。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二月，诏“没蕃汉口归业者，均给资粮”。[4]次年又“诏河北诸州民陷契丹而归者，旧住庄产，勿限编敕年岁，并给之”。[5]据河东安抚司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报告，“北界自景德二年后，汉口被掠自归者千六百二十五人。”[6]澶渊之盟后，在对外战争中仍见将俘虏抑为奴隶的情况，如统和二十八年征伐高丽后，次年二月，将“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余赐内戚、大臣”。[7]但对国内抑良为贱的现象则继续予以制止。开泰元年（1012）十二月，诏令“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8]这实际是用雇佣劳动取消债务奴隶。开泰八年，南京一带发生灾荒，同知南京留守杨佶就采取这种计佣赎身的办法，解放了不少卖身为奴的人[9]。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有的人主动放奴。宋朝名臣田况之父景德中由辽境南归，“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数百人，以属况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纵去，因自脱归中国。”[10]有的官奴婢被赎出去，组成新的家庭。如涿州新城县人李家兴“以钱二十千赎得南界掠来妇人阿杜为妻”。[11]法律的调整也减少了罪奴的数量。如，辽朝一向“蕃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没其亲属为奴婢”，圣宗母承天太后始“一以汉法论”，即一律依据律令裁决。[12]太平七年（1027），“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13]次年，“诏庶孽虽已为良，不得预世选”，又“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14]庶孽即妾之子。以上规定显然是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但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婢生子转良现象的普遍存在。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15]契丹人既不能与汉人进行奴隶贸易，当他们需要钱时，就可能听驱口赎身。辽圣宗时，部分奴隶被编置成国家直属的部落，成为国家编户。如稍瓦部、曷术部部民，本是“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国家取之置石烈，分别从事狩猎和冶铁业。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16]从奴隶到编户平民，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使国家获得封建赋役的承担者。原来隶于诸宫卫的各族宫分人，圣宗时也有不少从宫卫中划出来，编为直属国家的部落或州县。圣宗三十四部中，撒里葛部、窈爪部、耨盌爪部、讹仆括部、奥衍女真部等十九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脱离宫卫后，诸部分隶南、北宰相府，镇戍边疆[17]。上京定霸县、保和县、宣化县都是圣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18]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所置州县还有仪坤州来远县[19]、显州属辽西州长庆县[20]、川州弘理县[21]。开泰初所建信州及二属县，析平州提辖司人户并他县人户置[22]；来州属隰州，“圣宗括帐户迁信州，大雪不能进，建城于此置焉。”[23]帐户即宫帐户、宫分户，有契丹等游牧民，也有汉、渤海族等定居农耕民。提辖司，亦称制置司，乃提辖制置司的简称，是设在府州、管理各地汉、渤海人宫分户的机构。[24]《地理志》所记其他州县，想必还有以宫分人建置而漏记者。《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开泰二年四月记载：“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豪州为头下州，奉州或为头下州丰州之异写，而赡国、挞鲁河人户很可能就是宫分人。如果《本纪》保和县的记载纪年无误的话，此推理便能成立。以宫分户编置的州县，或者隶属宫卫，或者直隶朝廷。隶属宫卫州县的编户不是宫分人。宫卫属于内府、内库，皇室是其所有者。控制宫卫的极度膨胀，对国家经济发展、健全财政、赋役制度都是有利的。贵族的头下军州，圣宗以后不少被国家收归国有，成为宫卫州县或直属朝廷的州县。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结建州县以居之”，“加以私奴置”[25]，本身就是辽朝抑制奴隶制的产物。俘户、私奴编入头下军州，其身份与驱口贱奴不同，是为转户，类似客户。[26]头下军州户的赋税在头下主与国家之间分配，他们对头下主保留较强的依附关系。圣宗以前，或因犯罪籍没，或因绝嗣，头下军州也有收归国有的。圣宗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强化了对头下军州的控制，除少数以公主媵臣户建立的头下军州外，不再见新的头下军州建立，原有的也不少收归国有。[27]自辽太宗“籍五京户丁”以来，直到圣宗时期方见统计户口的记载。一次是统和九年“通括户口”，一次是统和十五年“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又见“通括南院部民”。[28]户口统计工作与上述州县、部落的建置沿革，不无关系。这是辽朝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肇始于统和前期，而于澶渊之盟后继续进行，并得以巩固。圣宗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也有所提高。原先奴隶主可以任意杀害奴隶，统和二十四年，规定“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29]公主、贵族擅杀奴隶也要论罪。圣宗开泰六年，公主赛哥杀害一名婢女，公主、驸马受到降爵削职的处分；[30]兴宗重熙年间，契丹贵族耶律袅履擅杀他人婢女，有司拟以大辟论，因其善画，讨得兴宗的欢心，被免死，流于边地。[31]对奴隶的刑罚也有所减轻。兴宗重熙二年规定，奴婢犯逃或盗窃主家财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只能刺臂部、颈部。这和同时颁布的在全国废除鲸面的法令是一致的[32]。原来规定只有主人犯谋反大逆等死刑罪时，奴隶才能告发官府，道宗清宁四年，掌内藏库官员赃满两贯就允许奴隶告官[33]。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抑制奴隶制因素、提高奴隶法律地位的根本原因。阶级关系、社会构成的变化、民族融合的加快，出现统一官制、整齐风俗的呼声，并需作相应的法律调整。辽初基本是“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34]，“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因而“同罪异论者盖多”[35]。圣宗太平七年七月，诏更定法令，要求“《制条》中有遗缺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36]。兴宗重熙五年四月，颁行太平七年以来新定《条制》[37]。重熙二十年，再诏更定《条制》[38]。道宗咸雍六年（1070），“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大康、大安间续有增订[39]。道宗清宁三年（1057），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40]。这种政治理念的出现，尽管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确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早在兴宗重熙七年，萧孝忠任东京留守时，奏请取消渤海人击鞠的禁令，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五年以后他入朝任北院枢密使，又奏请：“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41]圣宗以来的法律改革，基本沿着糅合番、汉法律的道路进行，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化。但道宗过于偏向汉制，对契丹等族的传统法律、习惯扬弃过甚，加之吏治腐败，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法律改革以失败告终。史载：“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大安五年，复行重熙旧法[42]。总之，澶渊之盟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和盟对辽宋双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契丹族和幽云以北地区来说，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实际上，自辽太宗入侵中原遭受重创以来，契丹社会上下都已厌苦得不偿失、无休无止的南侵战争。辽穆宗实行休养生息，遂致“户口丰殖”，“年谷屡稔”，南大王耶律挞烈、北大王耶律屋质终成“富民大王”。[43]辽景宗在位时，继续实行睦宋政策，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守臣，希望双方修好，得到积极响应。[44]萧太后（953-1009年）自幼目睹应历（951-968年）以来和平环境下社会经济的繁荣，亲历乾亨（979-982年）以来辽宋交恶对辽朝社会经济的破坏。当意外虏获宋真宗的藩邸亲信、宋将王继忠后，王继忠又晓陈和战利害，并表示愿意为辽宋和好上书宋真宗。[45]萧太后遂决意大举南下，以兵逼和，期望一劳永逸，尽快结束辽宋敌对状态，签订和盟，在她有生之年为她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发展空间。[46]（二）文教昌兴与礼法观念在契丹人中的推广澶渊之盟前，辽朝大量吸纳中原官僚儒士进入统治机构。占领燕云地区后，在积极使用该地区汉族文人的同时，仍重视从晋、周、宋统治区引进人才。统和七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47]统和十二年十一月，“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并“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闻。同时“诏郡邑贡明经、茂才异等”。[48]由于征战不已，实无暇顾及发展文化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而发展较落后的契丹统治阶级对文教事业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到景宗、圣宗统治时期，封建化的发展奠定了文教事业进步的基础。澶渊之盟关闭了吸收中原儒士官僚的大门，为培育人才，辽朝重视发展教育文化，进一步推行科举制。与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开阔了辽朝人的眼界。契丹人的整体文化素养显著提高，儒家礼法观占居主导地位。这无疑是辽朝社会的重大变化。《辽史》卷103《文学列传上》的赞论说“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这当然是和平环境下的政策取向。统和九年，枢密使室昉、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等进呈所修本朝《实录》[49]。圣宗在位末期命令更定法令。兴宗重熙中，命臣僚编撰契丹建国前事迹及诸帝《实录》；又以“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编修《礼典》；颁行新订的《律令条制》，并“诏译诸书”。兴宗时还有修国史的计划，但晚到道宗大康中始置局编修。[50]汉儒给辽道宗讲解《论语》，避讳“夷狄之有君”句，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51]道宗时期，在圣宗、兴宗的基础上，辽朝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封建礼法制度的完善程度，确实达到很高的水准。大康七年《义丰县卧如院碑记》有云：“伏维今皇帝璿衡御极，玉斗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