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徐珍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导致的

特级教师徐珍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导致的（徐珍华演讲稿）毛主席和很多共产党领袖一样，有救世主的情结，要改变世界，救民于水火，他有他的一套理念，并为这套理念而奋斗。当然他这个人很特殊，一般人做不到：你既然打下了天下，应该功德圆满了。他却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把自己建立的那套东西再打掉。经过革命战争，建立新中国，最后把中国整合起来的是毛泽东。后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很多成就，国际地位的上升也好，和那时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打下的基础，还是有关联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关联。他还是一个领袖吧，有功有过。而且，他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搞文化革命很重要的因素，是他要由下而上地揭露体制的黑暗面。你可以说他是民粹主义，或者是乌托邦。这是他的理想。关键问题是，为了这个理想，他没有走民主法制的道路，还是采取另一场革命。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着是他毕生事业的半壁江山。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从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来看，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的贸然之举，而是源于他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理性地看待我国的社会现实，并根据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文化大革命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而不是象有些人说的是权力斗争。当时的情况是：国际上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国内的一些老干部在革命胜利之后，脱离了群众的监管，利用自己的职权违反党的政策，为所欲为。官僚主义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毛泽东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我快要见马克思去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伟人。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奋斗的一生。中国人民为有这样的领袖而自豪，人民将永远怀念毛泽东。一，为了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改造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是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怀着的伟大理想。毛泽东所追求的民主，不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的所谓“纯粹民主”，而是无产阶级民主。依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争得民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所以，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特别是他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就把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作为他的奋斗目标和一生的追求。什么是民主？马克思说：“‘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是‘人民当权的’”。“人民当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理想的民主社会，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在县、区、乡一级成立“工农兵代表会”，实行“民主集中主义制度”，并使之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工农兵代表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只是它的执行机关。但许多县、区、乡各级政府的委员会一经被选出，便独立行使权力，“代表会不再谈起”。毛泽东认为，这是“名不副实”的“民众政权”，不是他所理想的民主制度，他向中央报告，提出要改变这种现状⑷。毛泽东认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所以，他不但在地方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且在红军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同来自旧军队的军官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作斗争。毛泽东高度重视士兵委员会在政治民主建设中的作用。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山上，他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他问随行人员：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有的回答是艰苦奋斗，有的回答是支部建在连队上。毛主席点点头，说道：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他接着说：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执政以后，党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比井冈山时期差多了，因而试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寻求一种新的形式，建立一种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来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他理想的民主社会。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一以贯之：在井冈山时期建立“工农兵代表会”、“士兵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与黄炎培进行“窑洞对”时，提出要“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监督政府”，以免“人亡政息”，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就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建国以后，毛泽东把是否实行民主，提到关系家政权能否巩固、国家能否变质的高度来认识，严肃地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出路，就是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在工作中，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企业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管理；等等。到六十年代，他的民主观又有新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仅是发表意见、批评领导、监督政府；而应当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这里讲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障。”所以，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要求各级组织机构，都要实行“三结合”，要有一定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人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表达权和话语权，并将“四大”载入宪法。他认为：“四大”这种形式，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人民可以用“四大”这样的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对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事业的一种尝试，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一种探索。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人人起来负责，选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对国家和企事业的管理，才能保证各级政权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才能保证各级领导班子的正常更替，即使领导人更换了，也不会“人亡政息”。这是党和国家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一条“新路”。毛泽东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还应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毛泽东一生活动的目标，就是消灭不平等：1919年他主办《湘江评论》，连续发表8篇文章，抨击旧社会的男尊女卑，为的是追求男女平等；他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制度，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他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民之间的平等和民族之间的平等。毛泽东所追求的平等，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平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毛泽东在苏区进行土地革命，在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尔后又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恩格斯把实现平等归结为消灭阶级。毛泽东所追求的平等，是全面的平等，例如：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平等、分配的平等、人民享受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毛泽东主张在分配上尽可能缩小工资等级差，“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举办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干部子弟学校”；提出卫生工作不能只为“城市老爷服务”，要“把医疗卫生改造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逐步实现工农之间的平等。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是毛泽东特别关心的问题。他驱使干部参加劳动，以实现干部和工农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的平等。1957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所以，整风后，全国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组织干部分期分批地轮流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1964年的“四清”，毛泽东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解决，并认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是使共产党人避免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一个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多次指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这个问题所以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目的就是为了使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打掉干部身上的官气和老爷作风，建立新型的、平等的人际关系，防止出现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或官僚特权阶层。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根据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