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李明辉摘要：康德哲学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借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张君劢、郑昕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讨论近代中国知识界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但该文忽略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本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缺漏。事实上，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他一方面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了解康德哲学，另一方面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此外，他又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譬如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其《原命》），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其《释理》），均表现出一定的哲学深度。关键词：王国维；康德哲学；中国哲学作者简介：李明辉（1953-），男，台湾屏东人，哲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合聘教授、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合聘教授。一、王国维研究康德多年前，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1]，详细讨论中国知识界自19世纪末以来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在该文中，笔者将康德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借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1859-1927）、梁启超（1873-1929）、章太炎（1869-1936）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1868-1940）、张君劢（1887-1968）、郑昕（1905-1974）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但该文有一项缺漏，即忽略了王国维（1877-1927）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本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缺漏。依照这三期的区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因为一方面，他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一样，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来了解康德哲学。但另一方面，他与康、梁、章不同的是，他可以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王国维通日文及英文，这证诸他所翻译的各种日文及英文著作。罗振玉于1898年（光绪24年，戊戌）3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日文专科学校。王国维是该校的第一批学生，当时他22岁。他在该校就读的两年半期间，除了学日文之外，亦学英文[2]。1902年（光绪28年，壬寅）2月，他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本东京留学，“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于是夏归国”[3]。但是在其传记数据中，迄今并无任何关于他学习德文的证据。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王国维阅读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与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的著作，系根据英译本，并参考日译本。王国维研究康德哲学的过程并不顺利，而是历经了一番波折。在《静庵文集续编》的《自序一》中，王国维对这个过程有详细的叙述。他谈到他在东文学社的求学生涯时写道：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于是夏归国。〔……〕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之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文集》，Ⅲ:第470-471页）在这段文字中，“汗德”即康德，所提到的著作之作者、原书名及出版资料如下：1.“翻尔彭之《社会学》”：ArthurFairbanks(1864-1944),IntroductiontoSociology.NewYork1896.2.“及文之《名学》”：WilliamStanleyJevons(1835-1882),ElementaryLessonsinLogic:DeductiveandInductive.London1870[4].3.“海甫定《心理学》”：HaraldHöffding(1843-1930),OutlinesofPsychology,translatedbyMaryE.Lowndes,London:Macmillan,1891.[5]此书之原文为丹麦文，在作者的共同参与下由F.Bendixen根据丹麦文本第2版译为德文，即PsychologieinUmrissenaufGrundlagederErfahrung(Leipzig:Fues’sVerlag,1887)，英译本再由此一德文本译出。4.“巴尔善之《哲学概论》”：FriedrichPaulsen(1846-1908),Introductiontophilosophy,translatedbyFrankThilly,NewYork:HenryHolt,1895.此书之原文为德文，题为EinleitungindiePhilosophie(Berlin:Hertz,1892).5.“文特尔彭之《哲学史》”：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AHistoryofPhilosophy.NewYork:Mac-millan,1893.此书之原文为德文，题为GeschichtederPhilosophie(Freiburgi.Br.,1892).王国维自述：他读这些书时，“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由此我们可推断：他阅读康德与叔本华的著作时，也是将英译本与日译本对照着读。这里提到康德的《纯理批评》[6]与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之世界》[7]、《充足理由之原则论》[8]、《自然中之意志论》[9]。但我们不知道王国维当年阅读康德与叔本华的著作时，用的是哪些英译本与日译本。根据王国维的这番自述，他前后有四次研究康德哲学。第一次是他就读于东文学社时，由田冈佐代治的著作引发了他对康德哲学的兴趣。但当时他的日文与英文能力均不足，故无法进行研究。第二次是他从日本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903年[10]。他开始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到《先验分析论》（“TranszendentaleAnalytik”）[11]时，完全不能理解。他便改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此书第一册的附录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KritikderKantischenPhilosophie”）。王国维透过这个附录才理解康德哲学。他第三次研究康德哲学，是在他二十九岁时，即1905年[12]。由于透过叔本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他这次不再感到《纯粹理性批判》之难解。他还提到：除了读《纯粹理性批判》之外，他还“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他第四次研究康德哲学，则是在他写这篇自序时，即1907年。由于上一次打下的基础，这次他更能理解康德哲学，窒碍之处更少。上文提到：王国维在第三次研究康德哲学时，“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究竟他读了康德的哪些伦理学与美学著作呢？对此，王国维本人并未交代，但我们可由一项间接的资料约略推知。在《教育世界》第126号（1906年6月）刊出一篇未署名的译稿《汗德详传》。文末有译者跋语曰：”右英人阿薄德之汗德小传，揭于其所译汗德伦理学上之著作之首者也。”（页93）此篇可断定为王国维所译[13]，发表之时正是他第三次研究康德哲学之次年。跋语中提到的“阿薄德”系指爱尔兰康德专家ThomasKingsmillAbbott（1829-1913），而所谓“其所译汗德伦理学上之著作”则是指他所译的Kant’sCritiqueofPracticalReasonandOtherWorksontheTheoryofEthics。此书的第1版于1813年出版，最后一次增订是在1883年的第3版。王国维所根据的可能是1889年的第4版或1898年的第5版，《汗德详传》则是摘译自阿薄德置于该书译文前面的“MemoirofKant”。阿薄德的这个译本包含康德下列著作的翻译：1.《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GrundlegungzurMetaphysikderSitten,1785）；2.《实践理性批判》（KritikderpraktischenVernunft,1788）；3.《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kderSitten,1797）第1部《法权论之形上学根基》：《前言》与《道德底形上学之导论》；第2部《德行论之形上学根基》：《前言》与《德行论之导论》；4.《单在理性界限内的宗教》（DieReligioninnerhalbderGrenzenderbloßenVernunft,1793）第1卷：《论人性中的根本恶》；5.《论一项出于人类之爱而说谎的假想的权利》（ÜbereinvermeintesRechtausMenschenliebezulügen,1797）；6.《论俗语“事急无法”》（OntheSaying“NecessityHasNoLaw”）：这是康德的论文《论俗语所谓：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于实践》（ÜberdenGemeinspruch:DasmaginderTheorierichtigsein,taugtabernichtfürdiePraxis,1791）中的一个批注[14]，标题是阿薄德所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除了相关的日文资料外，王国维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主要来自阿薄德的这个英译本。上文提到，王国维于1903年第二次研究康德哲学时，读到《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分析论》，完全不能理解；后来读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的附录《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才找到理解康德哲学的关键。这个问题背景需要略加说明。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分析论》中最难理解的是《纯粹知性概念之先验推证》（“TranzendentaleDeduktionderreinenVerstandesbegriffe”）一节。“纯粹知性概念”即是范畴。康德在该书的第2版全面重写了这一节。这一节之两个版本间的关系是康德研究中一个最难解决的课题。不过，一般认为，第1版比第2版容易理解。叔本华在《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中提到：他阅读《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时，觉得该书充满了矛盾；及至读了第2版，发现这些矛盾都消失了[15]。在叔本华的时代，大部分通行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像现在一样，两版并陈，而是只刊印第2版的文字。因此，叔本华特别强调：没有人在仅读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第2版或其后的任何一版之后，就自以为了解此书，并且对康德的学说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只读了一个残缺的、变质的、在一个程度上不真实的文本。[16]我们可以想见，叔本华阅读《纯粹理性批判》的经验有助于王国维突破其理解障碍。二、王国维关于康德的著作在此首先要指出：所谓“王国维的著作”一词可以有不同的涵义。依严格的意义来说，这当然是指他自己所撰、且已署名的著作。就哲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