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帝国主义思想19-20世纪之交列强扩张狂潮中的帝国主义理由和动因

现代帝国主义思想：19-20世纪之交列强扩张狂潮中的帝国主义理由和动因见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经济帝国主义思想；战略帝国主义思想；种族帝国主义思想；“救世”式帝国主义思想民族归并帝国主义思想在现代帝国主义扩张狂潮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现代帝国主义思想的泛滥。这一具有长久影响的凶猛的思潮大致包含六个形态：经济帝国主义思想，战略帝国主义思想，生物学或种族形式的帝国主义思想，宗教和救世形式的帝国主义思想，民族归并形式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及所有上述帝国主义思想的混合。经济帝国主义思想被不少历史学家称作“新重商主义”，它以曾任英国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为最著名的鼓吹者，强调新工业化时代里国家要保证经济繁荣甚至生存，就必须在保护性关税之外建立或扩展独占性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即殖民地，并且以宗主国为核心，将它们（就英帝国而言还有自治领）紧密地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尽可能自给自足的大经济单位。5不仅塞西尔·罗得斯和多年内主持殖民扩张的法国总理茹·费里之类大帝国主义者非常明确地以此指导政策，而且实际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在整个西方，“新重商主义商业观念再次压倒了和平的、科布登式的自由贸易全球体系观念”。6在战略帝国主义思想当中，就系统性和政治影响之大而言，首推马汉的海权论。他相应于帝国主义扩张和霸权竞争的时代背景，试图通过从战略上分析并总结英国确立其世界权势的历程，既为英国维持其优越地位、也为美国崛起为一流强国提供根本的战略指南。在他的理论中，近海和岛屿殖民地以及海外基地，与强大的海军和远洋商船队一样，是世界性权势的基本要素。7马汉的信条无论在英、美还是在德、日，都对国策有重大影响。8同一时期里另外一种战略帝国主义思想虽然不那么具有理论性，但实际作用几乎更为广泛，那就是“为安全而扩张”，它尤其构成了沙俄几无休止的大陆领土扩张以及英国海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1第三和第四大类帝国主义思想可谓现代帝国主义扩张狂潮中最猖獗的跨国意识形态。其中，生物学或种族形式的帝国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出自将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庸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列强殖民扩张和它们相互间的权势竞争由此既获得了一种伪科学证据，也增添了一种烈性刺激剂。从学者和报人到政府首脑和军队主帅，关于国际权势争斗中优胜劣汰的喧嚣无所不在，对民族机体因停止扩张（“生长”）而走向衰亡的忧惧充斥于市。2“凡生活皆是挑战，凡生存皆是赌博，全部历史无非一个个机会的接续，要么抓住机会，要么丧失机会。如果罗马人不建立起帝国，那么迦太基人就会如此……世界不会等待犹豫者，也永远不5桑顿：《帝国主义信条》，第88页；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60页；吉尔伯特：《欧洲时代的终结：1890年至今》，第47页。6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95页。7尤其见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至1783年）》(AlfredThayerMahan,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1660-1783),波士顿1890年版，第1章“论海权的要素”。参见8菲利普·克洛尔：“马汉：海军史家”，载于帕瑞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PhilipA.Crowl,“AlfredThayerMahan:TheNavalHistorian,”inPeterPareted.,MakersofModernStrategy:FromMachiavellitotheNuclearAge)，普林斯顿1986年版，第462-474页；罗伯特·奥康奈尔：《武器和人》(RobertL.O’Connell,OfArmsandMen),牛津1989年版，第214-215页。1基辛格：《外交》，第141页。2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95-196页；约翰·米勒：《从末日后撤：重大战争的过时》(JohnMueller,RetreatFromDoomsday:TheObsolescenceofMajorWar),纽约1990年版，第44-45页。参见理查德·霍夫斯泰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RichardHofstadter,SocialDarwinisminAmericanThought),修订版，纽约1955年。会属于犹豫者。”3种族帝国主义是这种世界政治逻辑的必然延伸或孪生物。它在19世纪后期有三个最突出的论说家：法国人阿瑟·德·戈比诺、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美国人乔赛亚·斯特朗。戈比诺最早系统地将种族主义理论化，于1853至1855年出版四卷《论人类种族不平等》，其中提出种族血统是历史的关键，强调雅利安人为其最优秀分支的白种人是一切文明的源泉，白种人理应统治血统低劣并且永不能达到文明的黄种人和黑种人。4戈比诺的敬慕者张伯伦进一步将“纯种的”日耳曼人当作雅利安人的精华，宣称只有该族才继承了西方在血统和文明两方面的真髓，因而有权主宰全世界。他于1899年发表的主要著作《19世纪的基础》在问世10年内连出8版，醉心于殖民扩张和世界权势的德皇威廉二世是该书最先、最热衷的读者之一。5至于斯特朗，则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的倡导者。他在《我国的可能前景与当前危机》（1885年出版，不久售出近20万册）等书中，宣扬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纯基督教精神和公民自由的唯一载体，能够赢得行将到来的“种族最后竞争”，能够以其迅速繁衍的人口等等降临并主宰非西方世界。6宗教和救世形式的帝国主义思想则以一种看似利他的使命意识为特征，而且这使命被认为出自一个至高存在或至高价值的指示，因而理所当然。宗教式帝国主义主要寓于沙俄，后者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在巴尔干扩展势力的主要意识形态动力兼辩据，一向是从异教或异端统治下解放“斯拉夫兄弟”这一东正教神圣使命，甚而还有以它自命的当然继承者资格恢复昔日东罗马帝国的“真基督教”辉煌。7救世式帝国主义远更普遍，它指的是以“文明”的名义进行的殖民半殖民扩张。无论是在列强政府内部还是在民间，对“文明使命”的信奉简直成了一种世俗宗教：文明的西方是文明的受托者，有义务管束和教导不文明的非西方人，使之文明起来，以此服务于文明本身。换言之，在信奉“文明使命”的西方人看来，他们自己在文明方面的优越地位赋予他们统治的权利，同时也给他们施加了上述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对其对象来说是强制性的，“土著种族必须被强迫步入现代世界，因为它们自己永远不会自愿地这么做。”8显然，这一类帝国主义思想与生物学或种族形式的帝国主义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它们在许多场合结合为一体，大大加强了帝国主义扩张对列强国内成千上万人的说服力。例如，世纪之交的美国总统、大帝国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在布尔战争期间如此表达自己的信念：“为了文明的利益，英语种族应当统治南非，正如为了文明的利益美利坚合众国本身——英语种族的最大一支——应当统治西半球一样。”1至于民族归并形式的帝国主义思想，则主要表现为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它们分别对德俄两国的公众舆论及对外政策有重大影响。泛日耳曼主义以1891年成立的泛日耳曼联盟为主要鼓吹者，要求将奥匈帝国境内的德语人民及其居住地并入德国，使之具备成为世界首强的足够物质基础，泛斯拉夫主义则以186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泛斯拉夫大会为流行之始，宣扬由俄国兼并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各类斯拉夫人及其居住地，以便确立当时人称的“俄罗斯普遍帝国”。民族归并帝国主义思想的前提在于种族或语言上的姻亲关系，它们导致领土和政治归并的要求权。2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种族帝国主义的一种变体。最后，在实践中的现代帝国主义扩张往往以所有上述各类（或其中大多数种类）帝国主义思想3桑顿：《帝国主义信条》，第50页。4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WilliamL.Shirer,TheRiseandFalloftheThirdReich),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1962年版，第150-152页；科恩：《民族主义的涵义和历史》，第74页。5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52-158页。张伯伦的理论后来被纳粹用作其种族主义的“科学依据”。6霍夫斯泰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128-129页；入江昭：《太平洋两岸的疏离》，第15页。7科恩：《民族主义的涵义和历史》，第33-34页；基辛格：《外交》，第143页。8桑顿：《帝国主义信条》，第85页。“文明使命”在19世纪的最权威表述，见于1884至1885年关于非洲的柏林会议制定的国际公约——《总议定书》，内称列强统治非洲各地的目的是“教导当地人，使之深切认识文明之福祉。”见江文汉：《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第76页。1入江昭：《太平洋两岸的疏离》，第27页。2科恩：《民族主义的涵义和历史》，第71页。的混合塑造其主观目的和辩解论据，犹如它本身是倾向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33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核准兼并夏威夷的报告，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该报告称：“当前的夏威夷—日本（移民问题）争执乃前哨冲突，随后将是东方文明及其苏醒中的力量与西方文明之间即将到来的大斗争。问题在于，在正常不可避免的大斗争中，究竟是亚洲还是美洲占据那控制海军‘太平洋钥匙’和商业方面‘太平洋十字路口’的优越地位。”见朱利叶斯·普拉特：《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夏威夷和西属岛屿之攫取》(JuliusW.Pratt,Expansionistsof1898:TheAcquisitionofHawaiiandtheSpanishIslands),巴尔的摩1936年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