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沽口外交往事

清代大沽口外交往事近代百年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晚清时期，有四十多个外交条约在天津签订；在天津曾有二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因此，史学界有“近代历史看天津”的说法。天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第一城，而滨海新区大沽口则是晚清外交的门户。1655年或1656年，荷兰使节团携带着给顺治皇帝的很多贵重物品，由大运河来天津前往北京，虽未记载是否到过大沽口一带，但使团报告中明确说明天津是临海的港口城市。1676年摩尔多瓦人尼古拉•斯帕塔•米列斯库作为俄国使者来到中国进京，回国后发表著述《中国漫记》。《中国漫记》中说“虽然尚不为人所知，但确实存在一条通往中国的海路：从阿穆尔河流入东海的入海口，经过海口抵达中国，路程很近……到中国最大港口天津……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走过这条路。”结合书中关于城市的记载，可知他对塘沽有了解颇多。清初，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1757年清廷颁布“恢复广州一口贸易政策”，结束以前外商可以选择口岸的权利。英国东印度公司认为这是地方官员所为，便设法直接北上与清廷联络。1759年精通汉语的英国人洪仁辉（JamesFlint）摆脱清朝兵船的尾随，突然北上天津，并于7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到达大沽口。洪仁辉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与清朝官员反复沟通，终于把自己写好的书面控告信经过天津地方官员之手送呈乾隆皇帝。不料，引来的是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成为清政府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从此，这一闭关锁国的外贸政策在全国实行。这是明清以来，发生在天津影响到全国的第一个全国性事件，该政策一直影响到100年后的1860年。洪仁辉名义上要到北京告御状，但实际上是想向清政府提出开放更多贸易口岸的要求。其结果却正相反，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约束越加严厉。洪仁辉成为了第一个从海路来到天津的英国人，有文献记为从海上来大沽口第一个外国人。洪仁辉事件三十四年后，大沽口迎来了英国政府的使者——马嘎尔尼爵士。有考证东印度公司是得到广东官员的建议，于是英国政府决定派使团为乾隆皇帝祝贺八十大寿。1792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狮子号战舰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经过一年的航行，于1793年6月抵达大沽口。使团带来了600箱英国女皇为乾隆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礼品，同行的有哲学家、医生机械师、植物学家等83人之众。使团此行主要目的是要与乾隆皇帝签定两国贸易通商协定。直隶总督梁肯堂特地从保定赶到大沽，把大沽海神庙作为行辕。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的首次迎接仪式就是在大沽海神庙举行的。欢迎仪式后，总督为使团送去四桌佳肴，每桌24道菜。这是中国与英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的正式交往，也是海神庙在西方扬名的原因所在。8月9日，使团启航赴天津，直隶总督陪同迎接的钦差在天津与马嘎尔尼使团会谈。会谈后依然是送筵席到使团船上，在使团船的前面搭起临时舞台演出戏曲作为招待。为达到目的，马嘎尔尼一再告诫使团成员，要谨言慎行，争取清朝官员的好感。随行的小斯当东（Sir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在自己的日志里，详细描述了这些过程。9月14日，乾隆在热河接见了马嘎尔尼，接见前发生了一场让史家议论纷纷、感慨万千的礼仪之争，也包括所赠送物品是贡品还是礼品的争论。当马嘎尔尼向乾隆抛出他们此行真实的目的──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的时候，乾隆皇帝一口拒绝。在天朝上国的闭关政策面前，马嘠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离开北京，经大运河从舟山乘率狮子号战舰，至广州返回英国。后来马嘠尔尼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二十三年后，英国再次派出特使阿美士德来华。嘉庆皇帝要求使团按照马嘎尔尼使团来华路线航行。1816年7月阿美士德及作为副使的当年马嘎尔尼随行孩童斯当东到达大沽口。内务官员广惠和天津官员张五纬负责在大沽口的接待。8月9日使团乘驳船登陆，受到鸣三声礼炮的礼遇。8月2日，使团乘船抵达天津。工部尚书苏楞额和内务官员广惠在天津代表皇帝设宴款待英国使团，与当年马嘎尔尼来访不同的是共餐的宴请，双方从宴请的礼仪就开始了争论。觐见皇帝的礼仪长时间困扰着钦差大臣和使团的会谈。双方在礼数上的分歧与争执使阿美士德使团未能入京，滞留于京师附近的通州，最终在临觐见之时发生变故。嘉庆皇帝下令驱逐使团离京。阿美士德访华无果，却获得国内呼声，就任印度总督。阿美士德也客观上提醒清廷关注大沽防务，嘉庆皇帝下令重建天津水师。1877年3月，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连任两届离职后，携妻子朱莉娅周游世界。5月28日，他乘坐亚士休洛号舰船抵达大沽口。李鸿章亲自迎接，大沽炮台上燃放21响礼炮，所有士兵都整齐列队。美国驻津领事丹尼法官、法国驻津领事狄龙先生和领事团团长等外交使节迎接格兰特将军。使团舰船从大沽口驶入，每艘中国炮艇都鸣21响礼炮。随行人员记述：“中国炮艇排成一列，每艘船上的船员都行礼致敬。所有的帆船战舰上都装饰彩旗。还有许多民船前来迎接我们，船上站着众多平民，一双双好奇的眼睛都在翘首观望。一时间炮声震天，烟雾缭绕，火光飞溅。所有这一切交相辉映，成为我们旅途中一场最为生动壮观的欢迎庆典。”第二天，使团抵达天津紫竹林码头，同样受到热烈欢迎。格兰特在天津期间还参观了北洋机器局，李鸿章设宴款待格兰特。时值日本吞并琉球设立冲绳县的重大事件，清政府与李鸿章便希望借助行将游日的格兰特的名望，劝说日本归还琉球。格兰特到北京时，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前有仪仗队鸣锣开道，后有大队兵丁簇拥，路旁是持长矛护卫的士兵，官员按品级排站，列队相迎。掌握朝廷大权的恭亲王奕忻与格兰特作了长时间会谈。使团从大沽口离开天津回国时，李鸿章又从天津到大沽口举行了隆重送行。除此以外，在大沽口的外交活动就几乎与箭拨弩张和列强武力威胁相连了，更遑论礼仪尊严了。扶轮小学里的烈火金刚滨海新区的教育起源于清初，以私塾为先导，北塘尤盛。1900年、1905年、1906年，窦氏私立初等小学堂、三清宫高等小学堂、寨上庄小学堂和长芦小学堂相继建立，开滨海新区学校教育先河。目前，滨海新区内已建有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区教育等完备的教育体系。扶轮学校是铁路系统中小学专有名称。塘沽扶轮小学诞生于1928年，原校址在现塘沽南站旁的滨海新区三槐路10号。校舍为四合院，校门朝北，西房靠校门是传达室，以此为校长室和教师办公室，北房为一二年级教室，东房是三四五年级教室，南房是六年级教室，校门外东面空场是体操场，青砖红顶的屋舍。学校生源多为塘沽站、新河站、新河材料厂职工的子弟，入学不收任何费用，外来学生一学期收一块银元。教师多从北京、天津、唐山调集，多数教师为大专和师范毕业生，这也为塘沽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1934年秋塘沽铁路扶轮小学从外地调入的教员中董昆一、杨明周、周铭新、周致远、董玉秀等，都是中共党员。天津市委指派文斐然秘密来塘沽在该校秘密组建了塘沽地下党支部，由董昆一任书记。这也是天津铁路分局管内第一个党支部。塘沽党支部一方面开展抗日宣传，一方面加快组织发展。为满足新河材料厂职工子女入学要求，经过身为学校校长的共产党员董昆一的不懈努力，乃至发动请愿，终于在1935年辟建扶轮小学新河分校。又从外地调入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并组建了新河分校党小组。从此，革命火种在塘沽越燃越旺。为了开展革命工作，党支部策划推动建立校友会，出版刊物《自励》，联络校友传播进步思想。发展了塘沽永利碱厂青年工人许光庭等人秘密入党。1935年由于扶轮小学一次学潮，导致董昆一等地下党员先后被调往外地任教，1935年9月董昆一因学潮被调离学校，周铭新继任书记。1935年12月组织宣传一二九运动的集会，动员青年奔赴抗日根据地。12月，周铭新亦被调走，改由许光庭担任支部书记。1936年塘沽党支部改为特别支部，后再改为塘沽区委，下设扶轮小学、永利碱厂、开滦码头三个基层支部。1937年按上级党组织要求特别支部全部撤离。1995年学校旧址辟建塘沽区党史陈列馆在学校教员中，王亚平是耳熟能详的一位。他是我国著名的现代诗人、作家。臧克家曾这样评价他的诗歌：“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创作方法上主张现实主义，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起了战斗的作用。”1930年12月，25岁的王亚平受聘到塘沽扶轮小学任国文教员。此时塘沽已有许多日本人，常发生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事件。王亚平痛切地感到，如果中国人不觉醒，不团结起来抗争，那就只有亡国了。王亚平深感唤醒民众的必要性。为此，开始进行以劳工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希望借此唤醒民众，使民众起来抗争，争取民族的解放和自己的解放。他创作发表了以反对《何梅协定》为主题的剧本《香槟酒》及大量的诗歌作品，如《孩子的疑问》、《大沽口》、《南北楼》等，既高扬宏大的爱国救亡情怀，又有鲜明的塘沽地域特色。王亚平在选编国文教材和讲课时特别关注爱国题材的文章，比如都德的《最后一课》等，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亚平说：塘沽，应该是我真正写诗、研究诗、从事诗歌运动的起点地。它像一只鞭子，痛楚地鞭打了我的灵魂；她像一个慈爱的母亲，收揽了我这个野性的游子的身心；她像一个理想的神，启示我了解了人生，渐渐走上努力艺术的道路；它像一把炽热的火，燃烧起我创作的情感。1934年秋，王亚平参与的北京《新诗歌》被反动当局查封了，王亚平辞去了扶轮小学的工作，避走青岛。这时期的作品于1935结集出版，便是他的第一本诗集《都市的冬》。毛泽东视察塘沽辨识自200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发布后，滨海新区及所属区域受到空前的关注。目前，滨海新区是唯一的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曾视察过的市辖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就高度重视天津沿海一带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主席就不止一次，来此区域视察。最近，陆续有毛泽东四到塘沽或三次视察塘沽之说。如《自豪滨海》等著述。极言其重，大体如下：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来到塘沽。在塘沽火车站(今塘沽南站)下车，登上了曾被八国联军侵略并拆毁的海河出海口北岸炮台。此次到访，有多人同行，行程中多有轶事，见于多种文献。毛泽东主席第二次来到塘沽，则是据《塘沽区志·大事记》记载：“1951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吕正操、罗瑞卿等陪同下来塘沽，视察海河太古码头和郊区农村。”似乎不仅看了塘沽的码头还看了塘沽农村。佐证是毛主席曾打电话给黄火青代为转达接待司机（天津港的司机）致谢的回忆。1952年10月17日，塘沽新港开港。1952年10月25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到塘沽新港视察。毛主席乘火车从新港三百吨火车站下车，转乘汽车进港。毛主席说：“今后，我们还要在全国建设更大、更多、更好的港口。”此为第三次来塘沽，有很多照片文字记载。在最近进行的滨海新区工业历史遗存调查中，还有铁路老工人回忆起当时毛泽东专列停靠的位置。1954年4月23日，毛泽东主席第四次来到塘沽视察，视察了天津新港、永利碱厂和大沽炮台视察永利碱厂。期间毛泽东主动要求再看看大沽炮台。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存疑之处为《塘沽区志·大事记》关于1951年12月的记述。辨识如下：首先，天津的港口建设历史悠久，最初的码头都建在天津市区海河两岸，也叫紫竹林码头。由于河海水量减少、泥沙淤积等原因，海河两岸码头接驳大船能力下降。各家公司纷纷到塘沽海河两岸建立新的码头。比如英国太古公司所建的太古码头，1951年前后并存于塘沽和市内台儿庄路旁，查阅《天津通志》可知。赘言之，天津混混袁文会强抢太古码头脚行生意的段子就发生在市内太古码头。紫竹林一带的海河码头迟至1975年才完全废弃停用。两处太古码头为有关记述偏差留下伏笔。其次，《天津通志》、《天津简志》中1951年的大事记中分别记述为：“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吕正操、罗瑞卿陪同下来津参观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29日离津返京。毛主席在津期间，接见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工业界代表和全体市委委员，视察了海河太古码头和郊区农村”；“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来津参观华北区城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