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岩重塑乡村,艺术反哺社会的路径与实践

独家｜渠岩：重塑乡村，艺术反哺社会的路径与实践导语：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乡村扮演着牺牲者和失语者的角色。土地被掠夺，伦理秩序遭瓦解，信仰价值体系崩塌，这些正是今日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回溯至上世纪20、30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却遭遇“乡村运动，乡村不动”的困境与难题。反观今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却以疯狂的城镇化加剧乡村的萎缩。乡村建设面临着为权力和资本裹挟的命运。10年前，山西省和顺县的许村跟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穷得只剩下历史。80年代吴天明的电影《老井》中的乡村就是以许村为原型，后来吕丽萍主演的电视剧《大山的儿子》也曾在许村拍摄。2006年，艺术家渠岩因拍摄作品而与许村相遇，他在这副凋敝的乡村面孔背后，看到了一条从明清延续至今的历史脉络，也唤醒了内心对于故土和家园的强烈情感，于是发起了以艺术激活乡村的许村计划。至今在许村的实践包括：2008年开启的许村宣言和许村论坛，2011年开启的两年一届的许村国际艺术节，许村国际艺术公社，老粮仓美术馆，乡村助学计划等。以艺术介入乡村，渠岩希望探索出一条乡村建设的新道路，即区别于改造话语和发展话语的艺术修复方式，通过重建人人关系、人物关系和人神关系，尝试修复乡村的情感伦理和信仰价值。7月28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乡村建设及其艺术实践”学术研讨会上，艺术家和学者们围绕“许村计划”这一乡建案例展开了多项议题的讨论。嘉宾介绍：渠岩，当代艺术家。作为80年代中国第一批先锋艺术家，积极投入“85新潮”美术运动。1992年赴欧州学习工作，任捷克布拉格美术学院教授，讲授东方艺术。1997年回国，定居北京生活与创作。2007年发起“许村计划”，至今长期深入许村，致力于艺术推动乡村复兴的乡建实践。已出版专著《精神在别处》《艺术视界：渠岩的文化立场与社会表达》《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等。采写：肖婉琦当代艺术何以介入乡村搜狐文化：关于艺术乡建，想请您从当代艺术谈起。当代艺术为何会对“乡村”产生格外的关注？“乡村建设”这一议题何时开始进入当代艺术的视野？渠岩：当代艺术的系统是国际艺术的脉络。国际艺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就有直接介入社会的传统和方式，它不像传统的视觉艺术，不是一种个人化的审美活动，而是要介入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以德国著名的艺术家博伊斯（JosephBeuys）为先驱。博伊斯在二战之后面对的是德国巨大的文化废墟，这个废墟如何重建，艺术有它的独特方式，即从公共信仰实践中重建民族和个体的自信，重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使其自身的先锋性不再固着于艺术语言形式的再现，相反，当代艺术开始将目光和想象力投射到对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关系的批评与建构上。然而，回望中国90年代以后的当代艺术界，商业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气息开始泛滥，渐渐地剥离掉了当代艺术对社会的批评性与建构功能，其先锋性不论是语言还是社会层面，都在逐渐减弱，并逐渐被主流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市场价值和伦理所收编。这是与权力和资本妥协并合谋的文化现象，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现象，它离不开国际地缘格局中文化霸权与身份政治的无形施压，同时，也与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处境、生产方式以及艺术家个人的良知有关。有趣的是，当代艺术自身的悖论就像现代性悖论的缩影一般，它又是自身的反叛者，当代艺术的堕落与自我作呕，与它的文化否定性一样，都具有瞬时性的面向。或是说，当代艺术的堕落同时生产了当代艺术自身的批判形式。所以，我们能够同时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界诸种多元的生态景象。一种是不断地向国外市场、收藏家兜售刻板的中国印象，投其所好，同时又不停地在圈子内制造对刻板的消解效应；另一种是以搬用西方的权力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以无视历史的姿态生猛地消解“传统”或敌视“非我族类”，这种当代艺术的样式只是制造了一种广告式的先锋姿态，却远远没有将艺术的创造和反思力量落到“地面”和日常生活的主体中，从而使原本对社会批评及建构的理想成为空谈。而这样的局面，又促生出对其的反思，即当代艺术如何在权力和资本联袂的当下，通过其独立的语言形式和时代理想，从中开辟出一条超出“非此即彼”的社会路径来？于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尤其是2000年以来，部分中国艺术家在这方面开始出现自觉转向。这种自觉是在逐渐认识到当代艺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权贵资本主义横行的语境中，对当代艺术独立性的警醒，同时也以艺术在虚无主义时代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批判性自觉为其背景。总之，这种自觉是诸种力量互相较量的产物。另外，如果说“景观”代替了“上帝”，使如今的“传统”变得可以随意发明，那么“艺术家”的地位也会因景观的盛世而获得魔鬼提供的便利。但当代艺术的生命力恰恰就体现在对自身的批判性和时代的反思性上。所以，当代艺术家首先要做杀死“自己”和“时代”的人，就是说要持守住他“不合时宜”的一面。要在被景观化所利用的同时，从景观政治中找出一条自我扭转与突破的路径。其中，以实践的方式介入现实社会问题，无疑是艺术家能从诱惑的景观买卖中实现自我解救的方式之一。它逐渐承担并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或是说重新扮演起中国文人志士在社会中的角色，对社会发出一种警告，同时还身体力行地在风险中尝试实践。至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为什么会关注“乡村”？因为我们每个人，还包括我们的环境与信仰空间，都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受害者，而这一切都是从对中国“乡村”社会和文化的治理开始的。一百年以来现代化的运动，已经把我们的传统消耗殆尽，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王统、道统与血统，成了一个迷茫与无力的民族。我不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全部过错，而是说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丢掉了一种宝贵的文化自觉，抛弃了传统中那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智慧。那中国的“传统”究竟在哪儿？“礼失求诸野”。如果说城市早留不住传统的幽魂，那么我们只能重新返回“乡村”。此处的“乡村”不是功能意义的“农村”，而是价值意义层面的“乡村”。也就是说，当代艺术介入乡村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只有从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出发，才能制衡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诸种挑战，才能以自己的方式应对迅捷与摧毁性的变化。因为，中国整个文明是从乡村开始的，它是我们整个民族灵魂安放之地，它承载着民族的灵魂、民族的信仰、民族的道德体系。今天为什么道德体系崩溃？就是因为乡村的价值坍塌了。所以我们要重新确立中国人的价值观，就要从乡村文化的脉络中逐渐寻找并展开。搜狐文化：就您本人来说，这种介入的意识是否跟您在东欧的经历有关？从在捷克执教到回国，您的转型比较大。渠岩：正是时代接二连三的转型，成就我们这代人的可能性与局限。东欧的经历可以说部分地形塑了我对艺术家与社会关系的态度。在东欧的变革过程中，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更像是斗士，知识与想象力具有拯救和革命的意义，他们让我认识到任何的知识与艺术首先要具备良知。从小事做起，努力突破来自阶层的、地域的和性别的隔膜，除了要对时代和自身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外，还要身体力行地积极建构，而不是一味盗用“独立”与“清明”的圣洁，来摆脱入世的责任与行动必然要承担的风险。污名化的“乡村”，摧毁式的“建设”搜狐文化：您个人在结缘许村之前，是何时开始产生关于乡村的思考、观察及创作？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权力空间》《信仰空间》《生命空间》这三部曲处在一个怎样的节点上？渠岩：这三部曲是在现实当中一步步推导出来的。权力在中国乡村现场的运作，至少能部分透视出整个权力网络失衡的症结。比如，权力与生命和信仰是三位一体的，或是说只有渗入到信仰和生命过程的权力才是最威力无穷且容易为我们所漠视的。另外，这里的权力在摄影过程中，似乎成了序列的权力景观，它通过三个空间的不同话语的再现与表征层面上的叙述，让现实与景观之间的暧昧关系通过摄影这一行为得到了悖论性的再现。搜狐文化：这跟20世纪西方思潮的空间转向密切相关。渠岩：法国后现代哲学理论对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大，它对我们解释权力的再生产及其在当代空间的运作较为有效，但我们也要注意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与能动性，及其在空间禁忌上的文化表现。搜狐文化：您却不只是从城市空间来思考，而是转向了乡村。渠岩：对，这里就要谈一下乡村的意义和价值。中国近代一百年的城市化是按照西方来建构社会的价值，最大的失误就是牺牲了乡村来建设城市。但中国乡村却被那套把自己打扮得牛逼哄哄的“发展”话语给污名化，被看成是现代化的敌人，并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形容成一个先天落后、弱小，继而应被抛弃和牺牲掉的角色。另外，在我们诸多的社会改革中，我们有意无意地将“乡村”的意义剥夺，仅仅保留住一个现代性的命名“农村”，而这背后延续的是苏联时期集体农庄的治理传统。当时苏联把农民集中起来，就是让他们为革命、战争来生产。于是，乡村缩水成了一个被“功能化”的生产单位。被功能化为农村之后，它就完全变成了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提供农产品的一个单位。但如果它认为农产品的价值不高了，农业本身没有价值了，就会进一步去掠夺，把乡村的生存空间、物质形态粉碎掉。我们30年的现代化建设对乡村的摧毁超过了任何一次战争。这是民族价值崩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整个价值是在乡村，城市已经看不到了。在传统社会，一个人要确立他的生命价值，必须要回到他的乡村，回归他的祖宗。中国传统对城市和乡村的定位是，城市是战场，乡村才是家园。在城市为官，告老还乡，还要回到家乡耀祖光宗，才是个人价值的真正完成。包括商人经商，最后还是要回到乡村，比如近代徽商和晋商的兴盛，就是这个原因。像上海兴起之后，为什么有地主资本家的说法？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家园，同时又到城市里去开工厂办商业。所以，乡村不仅仅是最后退守的家园，而且是神圣的灵魂安放之地。在今天，乡村的话题被我们一百年的社会改造给消解和污名化了。搜狐文化：也就是说，百年来的所谓“乡村建设”，不管是“乡村”还是“建设”，从话语到行动都是错位甚至扭曲的？渠岩：对。因为乡村和农村不一样，你要救农村，是按功能化的方式来救它，实际上就体现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为什么无解，政府为什么每年一号文件，每年喊，每年无解，就还是把它放在功能化的层面上。所以今天我们要救乡村，只有把乡村还原成家园才能救它。其他按功能化的方式，只能把它变成现代化发展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根本救不了。搜狐文化：从20、30年代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提出“乡土”，是否已经往“家园”的方向来回归了？渠岩：有相同，也有差异。相同就是，我觉得这帮前辈给我们一种精神上的引导，沿着乡村建设这么一条历史线索和脉络。但是方法完全不一样，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当年梁漱溟面对的是乡村的所谓积贫积弱，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过度现代化产生的问题。费孝通所说的“一方水土”的乡土中国也已经荡然无存，今天它已经成了世界性的乡村，随着连通的广度和移动的速度，每一个乡村都已经面对着世界了。如果要回到知识分子那种诗意乡愁，以一厢情愿的方式来对待乡村的话，村民都不会答应。乡建中的多元主体性搜狐文化：感觉您的乡建思路在人间三部曲中已经体现出来，叩问权力、信仰、生命，从中思考重建人人关系、人物关系和人神关系。渠岩：10年前，我和一批艺术家转向介入乡村的时候，社会没有人关注乡村，那个时候是国家迅猛的城市化建设、城乡一体化，而且是把乡村城镇化，那是社会的目标、国家的方针、老百姓的理想。今天为什么全社会这么多人来关注乡村？因为城市的问题已经无解，必须从乡村开始解。但今天这么多介入乡村的团队，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文化背景和专业技术，这种一窝蜂的现象也产生一个巨大的危机，如果处理不好，认识不到中国乡村真正的问题在哪，对于乡村这个庞大复杂的信仰系统没有正确的价值判断，还是简单地用发展的话语、改造的话语，那只能给脆弱的乡村以最后一击。所以今天乡村的危机依然严峻。搜狐文化：这里面涉及到多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政府、基层、村民、艺术家、知识分子。尤其是面对政府，您作为艺术家如何从中斡旋？渠岩：你问到关键上。这是最难的问题，有时也是最无解的问题。因为政府官员有他一套发展逻辑、建设逻辑、改造逻辑。但艺术家是用一种人性的方式、多元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