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是反抗谈活着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活着就是反抗——浅谈《活着》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摘要：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以一个小人物福贵讲述自己的特殊命运为内容，展现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笔者试从“我”之闲适与福贵之苦，人、情之美与苦难之恶，幸福之短暂与苦难之恒久三个方面的对比来分析余华对苦难的写作。关键词：余华；活着；对比在创作多部先锋实验小说之后，余华转用写实手法来创作小说，1992年定稿的《活着》就是这一转向的标志。这部小说出版后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从发行量到国内外授予此书的一系列荣誉来看，“几乎制造了中国当代小说在全球读者中的一个奇迹”[1]。就笔者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本书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应该在于主人公的特殊命运及其态度，具体而言，小说是通过对比手法来叙写苦难，展现人巨大的承受能力和乐观的态度。一、“我”之闲适与福贵之苦小说运用双重叙述视角，一个是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我”，另一个是向“我”讲述自己的徐福贵。“我”是以一种非常轻松自得的状态在工作，而叙述者福贵则是在讲述着自己苦难的一生。福贵对苦难超脱的态度，正可以通过“我”的眼光展现出来。“从来没有过一个人像他那样对我和盘托出，只要我想知道的，他都愿意展示”，喜欢讲述自己说明福贵可以敞开心胸去怀抱苦难，诚然地接受命运所让他承受的一切，暗含着一种达观的情绪。值得一提的是，余华结束了他五年的行医生涯后在海盐文化馆工作，“曾花了两三年时间很认真地领着任务，游走在海盐县的乡村之间，并经常坐在田间地头像模像样地倾听和记录农民们讲述的各种民间歌谣和传说”[2],由此可以看出，“我”就是余华的写照。二、人、情之美与苦难之恶在余华的笔下，好人有好报的观念被打破，勤劳善良的小人物被置于厄运的黑洞之中，猝不及防。余华似乎想以此来证明小人物的抵抗能力，苦难可以夺去人的生命，但永远摧毁不了生命的韧性，传达一种坚强乐观的精神。同时作品中也穿插了大量平凡而感人的亲情、爱情、友情叙事，这些美好的人伦情感也被苦难摧毁，使作品具有一种深厚的悲悯的力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被深深打动，甚至潸然泪下。主人公徐福贵，出生地主家庭，年轻时是吃喝嫖赌样样在行的纨绔子弟，对父亲、母亲、妻子的劝导置若罔闻，等到输光家产，气死了父亲之后才幡然醒悟，转变成一个对家庭负责，勤恳踏实的农民形象。但命运对他的锤击远不止此，在去城里给母亲找医生的途中，他被国民党抓去拉大炮，离家快两年。九死一生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时逢土地改革，继承了福贵财产的地主龙二被枪毙，这更使他觉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下定决心好好活着。可是命不由人，苦难并不因为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而停止了步伐，反而变本加厉：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孙子苦根都先他而去，他饱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最后只剩一头牛和他相依为命了却残年。家珍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也是有钱人家出身，她美丽聪慧，温柔善良，懂得通过做菜来开导嗜嫖的福贵，劝福贵戒赌遭遇拳打脚踢也没有怀恨在心，甚至在福贵破产，被父亲带到娘家后依然愿意回到福贵身边，突显出她对福贵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爱情。小说描写家珍回来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家珍穿着水红的旗袍，手挽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裹，漂漂亮亮地回来了。路两边的油菜花开得金黄金黄，蜜蜂嗡嗡叫着飞来飞去”，华丽的穿着打扮与福贵一家的一贫如洗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于福贵的母亲竟然没有认出她。在福贵的叙述中，优美的景色是很少涉及的，小说写了两句热闹的景色来衬托福贵此时无比喜悦的心情。就是这样美好的女子，却因劳累过度得了软骨病。但是家珍坚韧地像一株仙人掌，医生“出不了一个月”的诊断在她的意志力下失去效力，瘫倒在床的她竟然又慢慢好起来。小说反反复复写到家珍的眼泪，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家人，或喜悦，或悲痛，将一个操劳的好母亲、好妻子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福贵的讲述中提到，“家珍死得很好”，的确，相比一双儿女的非正常死亡，家珍的死已经平安很多，令他欣慰很多，可见命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多大的磨难啊！凤霞：福贵的女儿，从幼时给福贵洗裤子的事例中就可以看出她乖巧懂事的品质，但是发了一次高烧之后变得又聋又哑。家境所迫，小小年纪就被送人，不就又逃回了家。福贵说：“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相濡以沫的温情在苦难的叙述中显得熠熠生辉。凤霞最后好不容易嫁了勤恳踏实的偏头万二喜，过上一段好日子，没想到生下孩子苦根后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有庆也是懂事的好孩子，既要学习又要干很重的家务活，为了不费鞋，雪天光脚丫跑去上学，曾想过退学给家里减轻负担。小说中着重描写他对羊羔的喜爱，自己吃不饱，却没给羊少割过一次草，从中可以看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心。但正是出于善良，他给产后大出血的校长献血，被医院里的人抽血过多而亡。这样非正常的死亡实在令人痛心，更具悲剧意味的是校长竟是福贵的战友春生的妻子，这让福贵的仇恨无以为报，有庆死得太冤！万二喜，偏头的形象已经令人怜悯，凤霞死后一人抚养苦根，到苦根四岁那年，二喜被两排水泥板夹死了，“除了脚和脑袋，身体全给挤扁了，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血肉跟浆糊似的黏在水泥板上”，余华毫不留情地刻画出死亡的惨状，这让笔者想起他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的一段评论，“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略他到来的方式，然而当他的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文学叙述中的绝唱。……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凶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3]余华的叙述何尝不是如此？苦根，小小年纪失去了父母，但也很懂事，成了福贵的好帮手。好景不长，七岁时，吃豆子撑死了……春生，一度风光当上县长，在文革中遭遇严酷的迫害，自杀而死；雇工长根，被迫成了乞丐后还不忘主仆情，结局下落不明……小说正是写这些平凡善良的小人物受难的过程，人性之美、伦理温情之美与苦难之恶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小说形成了浓厚的悲剧意蕴。那么造成这些悲剧的主因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写？笔者将在第三部分展开论述。三、幸福之短与苦难之久当好运垂怜福贵一家，读者为之欣然微笑，然而人生是苦多乐少，好运的背后是厄运，厄运总像一条毒蛇一样悄然而至，不给人喘息的机会，残忍地夺去人的生命。毋庸置疑，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与生存背景的预设有关，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生活随着历史的沉浮而起起伏伏，小说中大跃进、文革等事件写得都比较具体，这些重要的历史片段都在福贵的家庭中打下了悲剧性的烙印，从中可以看出余华揭露现实的勇气。张清华曾据此断定余华是个“勇敢的作家”，显示了余华“直面现实的秉笔直书”以及对“作为政治的历史”的关注。[4]但是细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福贵家族的厄运与社会背景并无很大关联，人物与历史的冲突并不强烈，穷苦也不是主因，更多的是一种宿命性的因素在作祟。比如二喜和凤霞结合的情节可以说是小说灰暗氛围下的一抹亮色，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可以在惨淡的人间彼此慰藉，抱团取暖，可是幸福在凤霞难产后戛然而止，二喜和苦根相继惨死也都是因为意外，使人防不上防。余华笔下的厄运是宿命性的，长远的，冲淡了小说对现实的批判，将人物的受难过程突显了出来，以此展示出人在苦难面前的巨大的承受能力。在中文版的自序中，余华提到“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就是说只要命在人就得活着，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忍耐着活下去。但是除了承受之外，到底能不能反抗？事实上小说中确实是没有给予人物抗争的条件，这种承受和动物性的生存方式还是有区别的。当人无法追求“活着”之外的其他东西，他只剩一条命，坚持活下去就是对命运的反抗。正如余华所言，活着“就是忍耐：面对所有逆境苦难，包括最残酷的，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高兴地、愉快地去尝试克服、度过它”。[5]参考文献：[1]洪治刚：《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12页。[2]洪治刚：《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16页。[3]余华：《内心之死》，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4]张清华：《境外谈文》.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04页。[5]《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