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问题

管理：在行政区划上，新塘镇拥有50万的外来人口及22万的本地人口，规模堪比中等城市，却依然按照乡镇建制来管理。“我们现有的制度设计，没有关怀到具体的人，特别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如同漂浮在空中的孤岛被忽略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艳玲教授说，“就像大敦村，8万余名外来工由40余名治安队员管理，紧绷的弦总会断裂。”人文：2011年7月至8月，新塘镇团委书记汤文宇曾带队赴大敦村进行调研。他们发现，对于居住在大敦的数万外来工来说，第一需求不是高工资，而是富有尊严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对于公众更为关心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如何惠及外来工，梁经瑜则直言“负担太大”，暂时无力承担。用工荒与流动人口：没跟着大哥回四川的刘红兵，眼看着各工厂“求贤若渴”，已经不愿再像以往那样“打长工”了。他成为了“炒更”一族。“炒更”源于粤语，原指熬夜兼职，在大敦却成了“临时工”的近义词。自金融危机后，新塘牛仔服工厂所接的订单极不稳定，或要求半个月内即出货，或半个月内没有一张单，工人动辄失业，很多年轻人干脆做起了“固定散工”，工资月结或日结。这样一来自由，二来不容易欠薪，甚至能和老板谈高薪。钟梅芳在大敦村出租屋的调查中，发现近两千栋出租楼里，存在着大量“炒更”的外来工。“他们大多是80、90后，白天睡觉，晚上玩乐，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连一张简单的登记表都无法填写完整。”2012年春节后，在大敦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企业陷入用工荒，即使待遇相对较好，也依然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量的年轻人选择从事“炒更”，订单少时就休息，整日游荡在街头。据湛学驹估计，在整个大敦数万名的外来工中，约有五分之一是“炒更”一族。“‘炒更’成了一种传染病。”刘红兵说，“我们没有社保，没有合同，甚至连稳定的订单也没法保证，就只能通过‘炒更’来和老板谈，多要一点权益。”治安：30岁的秦子勇即属于其中一员，他在2011年一共换了十余家工厂，每家厂待不满一月。在他看来，如今大敦的牛仔服工厂与员工完全失去了联系，他甚至不知道现在老板的姓名。工作之余，秦子勇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出租房所在的大道上闲逛。人口流动数量，方向的不可控性：在不久之前的2002年，中国移居城市的乡村移民只有百分之七能够把家人接到身边。这些数字目前已逐渐增加，不少乡村都因为落脚城市的蓬勃发展而彻底衰亡。以四川省普通农村为例，冬琳与明林还有他们的祖父母所居住的水林村，就已迅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已经过了单纯输出移民工人的阶段，”水林村的退休村干部濮泽世对我说，“现在，大家都想方设法要彻底离开乡村。”2000年，水材村还有两千五百人，现在已剩下不到一千人，而且这些人口不是超过五十岁的老人，就是不满十五岁的小孩。村里的老人告诉我，这一千人当中大概只有百分之十是真正的永久居民，其他人都在找寻着离开的方法。孩子的祖母何苏秀对我说，她已做好准备，随时都可以放弃她的家族已经居住了几百年的家园。超时工作：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结果表明，54.6%的本地市民每周工作40小时，近40%的人工作超过标准小时。在流动人口中，仅有22.4%的人每周工作40小时，近75%的人超过标准劳动时间;其中，44.2%的城—城流动人口、16.0%的乡—城流动人口每周工作40小时，而近52%的城—城流动人口、80%以上的乡—城流动人口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本地市民的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也超过40小时，且仅有不到一半的人符合标准劳动时间，从而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劳动者的超时劳动是普遍现象，而并非流动人口独有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农村户籍的外来人的劳动保护落实情况更糟。住房：北京市流动人口最新状况分析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年9月至10月组织的一次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为5.6平方米,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5年北京市人居住宅使用面积为19.5平方米,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居住面积不到全市人均居住面积的1/3。以深圳为例,目前流动人口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为6.8平方米,低于城市人口人均20.90平方米的居住建筑面积。深圳有300多万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中村及其它各种违章建筑中;长沙市35%的农民工的住房是违章建筑和危房,18%农民工的住房则是简易的临时工棚。时至2007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总体居住状况仍然比较差。比如居住在各种工棚中的流动人口仍占.1%;居住在由农民私搭乱建以专门出租给流动人口的房屋中者所占比例仍高达14.5%;居住在各种地下室、工作场所、废旧仓库厂房中的流动人口合计仍占9.1%;甚至还有2.1%的流动人口居住在自己搭建的简易窝棚中。上述居住在极端不利环境中的流动人口在全市流动人口中所占份额超过了1/3。总体各种不好：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行为是由动机决定的，而动机又是由需求决定的。现实中流动人口既缺少成就事业和实现自我的机会，也缺乏走向成功所必要的素质和能力，在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高、收入水平低、社会医疗保障少的情况下，连身体健康也只能是一种奢求。现实状况与个人追求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加上归属感、认同感的缺失，使流动人口容易产生自卑、挫败、焦虑情绪，特定情境下刺激其产生犯罪的冲动.犯罪：问卷调查显示，厦门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在押流动人口在年龄结构上以25岁为中心呈正态分布，其中19岁至40岁之间的青壮年占80.36%;农业户口占81.95%，其中以打工为目的来厦门的占72.33%，以作案为目的的占4.03%;他们有四分之一(26.22%)已经长期居住厦门，有近半(45.06%)已经在厦门生活两年以上，近六成(56.77%)已经在厦门生活一年以上，流动性在弱化，而移民化倾向明显。另外，二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不容忽视。他们多随父母生活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缺乏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有效监管和教育引导，终日游手好闲，结伙滋事，混迹在小网吧、游戏厅等场所，易于陷入犯罪泥潭。如岭兜社年仅14岁的杨某在2010年6月至8月短短两个月时间里盗窃了周边40多户出租房，作案60余起，已成惯偷。2004年后，中国乡村最大的收入来源不再是农业收入，而是城市汇回的金钱。这些钱大多用于支持乡村的家园，因为乡村已成为儿童托育及长辈退休养老的处所。这种汇钱回乡的压力，就是落脚城市居民难以存钱买房的主要原因。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看到了中国的落脚城市有多么依赖乡村。2009年初，据估有两千万落脚城市的打工者（居民总人口数约为一亿五千万）抛下城里的住处而返回了乡村。不过，到了2009年9月，随着经济复苏，当初离开北京返乡的移民又有百分之九十五回到了城里。乡村发挥了失业保险的功能，但代价则是家庭的离散。牛津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的学者在一项重大研究中指出：“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漂泊无依的人口缺乏效率地流动于落脚城市与乡村之间，原因是政府没有提供社会协助、公共住宅与就学安排等措施以促使乡村移民在城市里永久定居下来。”有些农民虽然已在落脚城市扎下稳固根基，购买了房屋，生意也经营相当顺利，“却因为缺乏这类措施而不愿或无法放弃乡下的土地，以致留在乡下的人口难以扩张农业生产的规模，也难以获取土地所有权，因为释出的土地不足以应对乡下的人口变化。”农村流动人口这种就业特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不完全在于这些行业的特点和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而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份。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即使在正规部门工作，他们与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农民也没有实质性差异。他们与单位正式职工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就业和工资体系之中。对农村流动人口而言，无论在正规部门还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其身份都没有改变，他们都不能享受只限于城镇职工的各项福利待遇；他们与城镇职工不属于同一劳动力市场，城镇职工的工作受到来自政府的保护，工资不完全由劳动力供求决定，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较明显，而且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也较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其工资收入取决于农民工的供求关系，工资决定也不受工会、政府的影响，在经济不景气和波动中总是最先被裁减的对象，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基本上都属于非正规就业的范畴。首先，部分流动人口没有参保。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流动人口，从来都是世界各国推行社会医疗保险难以覆盖的对象。其次，流动人口间断参保。在新就业地，流动人口以前的参保年限自动“清零”，不能连续参保，影响了流动人口享受医保退休待遇。第三，流动人口重复参保。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实行强制或半强制参保，加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有意吸收中小学生来降低基金风险，出现不少重复参保现象。这三大问题源于社会医疗保险体制的缺点和中国特有的体制缺陷，对实现全民医保形成三大挑战。2009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人数为4亿，新农合为8。3亿，城乡居民参保率超过90%。但是，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覆盖率比较低。从城镇医保体系看，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有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仅占18．87%。从农村医保体系看，2008年中国卫生服务总调查数据表明，8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从城乡总体看，根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2009年7月在五个城市的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只有48．7%的流动人口参加了医疗保险。［2］尽管数据来源、对象和时期存在差异，但都表明:相对全国整体参保水平，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低，不少流动人口没有参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