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争国本”事件及其影响

浅析明朝“争国本”事件及其影响导论“争国本”事件是明朝的一件大事，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历来是史家研究的中心事件，成果颇多。“争国本”事件影响极其深远且广泛，而其中关于“明末三大案”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多，本文就影响之中一些较少被研究的方面进行浅析。要了解与分析“争国本”事件，就要先了解与分析明神宗其人。温功义先生在其《三案始末》的“万历——三案的造因者”一章中便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了明神宗：首先论述了张居正、李太后、冯保三人对神宗的控制，其中提到了张居正作为帝师对神宗的教育，并指出了这种教育对后来“争国本”事件的影响，“后来他（神宗）在立长、立爱这个问题上所以总觉很是为难，并且显得颇为心怯，张居正这些教导确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指出张居正对神宗最大的影响，“便是养成了他的疏懒的习性”（神宗在军政大事上对张居正的过于依赖）；同时，也分析了神宗在生活方面隐隐的对张居正的不满，并最后导致了在张居正去世后神宗态度的剧变，也分析了在抄张居正家后神宗的“贪欲益炽”；最后，论述了后张居正时代万历朝的一些情况，如申时行、矿税等。1樊树志的《帝王心里：明神宗的个案》一文中，把心理分析应用于历史研究，从心理分析角度，将明神宗作为个案研究，指出，明神宗是一个集权力欲与怠于朝政于一身的皇帝。2对于“争国本”事件，历来史家对其始末有颇多论述，如何孝荣的《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3，温功义《三案始末》的“立储上的犹豫不决——三案起因”一章4等，以党争为视角，论述了“争国本”事件始末。尹选波的《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5一文，则从政治视角解读，发现了“争国本”事件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对于“争国本”事件的影响，尤其是“明末三案”与明末党争方面，史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成功颇丰，对“妖书案”的始末也有所研究，但大多是就其过程以及细节进行研究，深入的剖析较少（因为相比于“三案”，“妖书案”并没有在泰昌、天启朝被作为党争的主要题目）。商鸿逵的《明末“三案”1温功义，《三案始末》，四川：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62-89。2樊树志，《帝王心里：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01期。3何孝荣，《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04期。4温功义，《三案始末》，四川：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90-105.5尹选波，《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阅江学刊》，2012年02期。究竟》1，任昉的《明末的党争与“三案”》2，温功义《三案始末》的“梃击案始末”“红丸案”“移宫”“《三朝要典》，三案翻了过来”“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五章3等，都分析论述了“明末三案”。杨艳秋的《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4则从天启年间的两部官修史书的编修的角度，论述了“三案”及其影响。张秀春的《试论闺范与国本之争》5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了“妖书案”与“争国本”事件的关系以及其经过。论析东林党和明末党争的很多，谢国祯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系统考察了明末党争的成因6，王天有的《晚明东林党议》详细考察了东林党的政治、经济背景7，朱文杰的《东林党史话》对东林党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8，张宪博的《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则对东林党与西方近代政党进行了对比研究9，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从政治、经济利益方面阐释了明末党争的原因。10研究明末党争一般除了对其细节、过程进行论述外，也会通过人物研究来进行挖掘，如王克婴的《明末浙党领袖沈一贯简论》11，王学深、房蓉的《冯铨被参案》（研究明末党争在清初的延续）12等。最后是“争国本”事件最终对明朝衰落与灭亡的影响，在这方面学术界还是有一定争论的，如苏德荣的《“明亡于神宗”论》13，李治亭的《明亡于神宗1商鸿逵，《明末“三案”究竟》，《历史教学》，1985年06期。2任昉，《明末的党争与“三案”》，《文史知识》，1994年01期。3温功义，《三案始末》，四川：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106-159.4杨艳秋，《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史学史研究》，1998年04期。5张秀春，《试论闺范与国本之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02期。6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朱文杰，《东林党史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9张宪博，《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05月18日，003版。10[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11王克婴，《明末浙党领袖沈一贯简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12王学深，房蓉.《冯铨被参案》，《紫禁城》，2010年11期。13苏德荣，《“明亡于神宗”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1期。辨》1，两文认为的影响程度便不同。高振华的《试论皇权与阁权的斗争——明亡原因新探》认为皇权与阁权的对立斗争，推动了明朝的灭亡。2总之，关于明朝“争国本”事件及其影响，许多史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大多主要对其始末有非常详细的阐述，或者通过对某个特定人物进行挖掘，以期对其发展线索进行更详尽的梳理与揭示。但是，史家、学者对“争国本”事件对明熹宗的消极影响较少论述，本文将主要从此方面进行一些论析，以期为大家能够更好地研究明末政治、社会以及历史提供一些帮助。一、“争国本”事件（一）明神宗其人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母李贵妃，隆庆二年（1568年），六岁的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明神宗在位的前十年，由于年龄还比较小，尚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其母李太后便将一切军政大事都交由内阁首辅张居正来主持裁决。在这十年间，掌权的张居正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一时吏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使一度出现衰败气象的大明王朝又在表面上重新焕发了生机。张居正还作为帝师，一心想把小皇帝教育成改革的接班人，所以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但张居正的教育总体上是失败的，“他虽呕心沥血耿耿忠心却培养了一位不合格的皇帝”3。当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便开始了对张居正的一系列清算行动，十一年“三月甲申，追夺张居正官阶”4，十二年“四月乙卯，籍张居正家”，“八月丙辰，榜张居正罪于天下，家属戍边”5。开始亲政的神宗，有过一段时间勤于政务，想做一个好皇帝。然而，到了十七年（1589年），“自是临御遂简”6，自此罢朝近三十年之久。神宗长期不上朝的原因在此处不进行详细的分析（许多史家、学者已从多方面对此有所研究），但与“争国本”是分不开的。1李治亭，《明亡于神宗辨》，《史学集刊》，1998年02期。2高振华，《试论皇权与阁权的斗争——明亡原因新探》，《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10期。3陈韶旭，李桂云.《张居正的失败》，《张家口师专学报》，2001年02期。4(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月。5同上6同上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十八岁的明神宗驾崩，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神宗死后，传位于皇太子朱常洛，是为明光宗。了解了明神宗其人，才能更好地了解在万历朝为什么会出现“争国本”事件，这一点已经在温功义先生的《三案始末》中有了较为全面的说明，温先生也提到了张居正对明神宗教导的影响，但并没有说明张居正对神宗教育的失败对后来发生“争国本”事件的重大影响。在《张居正的失败》1一文中虽然对张居正对神宗教育的失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此文单纯在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不关心失败的后续的重大影响。在中央权力越高度集中的社会，对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的教育问题就越重要。在万历前十年，张居正其实是事实上的皇权代言人，他几乎掌控着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在这段时间，神宗实际上是处在接班的状态，所以对他的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会决定后张居正时代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素质，也就必将影响历史的发展。神宗在张居正死后与其的决裂，也说明不久后与以前的生活决裂的必然性。在决裂之后，他的罢朝等也就好理解了。同时，神宗开始讨厌他的官僚机构。（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详细描写了明神宗和他的官僚机构的恶劣关系，并分析出争国本的重要原因之一：神宗十分厌恶他的官僚机构，出于严重的逆反心理，，神宗用自己仅剩的否决权在报复那些文官。）2而神宗讨厌他的官僚机构，与张居正对他教育的失败是分不开的。（二）“争国本”事件始末由于历来史家、学者对“争国本”事件的始末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所以此处只为本文所需要而进行简单的论述。国本即太子。“争国本”即神宗与群臣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的激烈的争论。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十四年（1586年）正月生子常洵，为第三子。由于神宗宠爱郑妃，便很快以此晋封其为贵妃，生下皇长子的王恭妃则反而没有受到加封，且迟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于是便有了神宗欲废长而立爱的传闻，朝廷内外一片哗然，自此掀开了长达十余年的“争国本”事件。十四年二月，“辅臣申时行等请册立东宫”3，神宗借口皇长子还比较小，再等二三年。然后，内阁和六部的姜应麟、沈璟、孙如法等无数大臣多次奏请册立常洛为太子，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神宗以各种罪名贬谪和斥责。十八年（1590年），神宗许诺的“二三年”之期早已过去，正月，“召见大学士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长子见之”1，继续以“长子犹弱”2为理由拖延时间。之后，君臣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争论。1陈韶旭，李桂云.《张居正的失败》，《张家口师专学报》，2001年02期。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月3(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2月。二十一年（1593年），在与群臣争论多年后，神宗决定加快改立太子的进程。正月，“诏并封三皇子为王”3，即要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群臣坚决反对，神宗只能作罢。此后，又纷争数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在李太后的干预下，已年近二十的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国本之争”才基本结束。但此后，福王常洵并不赴其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群臣又纷纷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如叶向高、孙慎行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福王终于被迫前往封国。至此，“争国本”事件才最终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这就是“争国本”事件的主要进程。在“争国本”过程中所体现的君臣斗争、党争等问题也是历来史家较多论述的方面。二、“争国本”事件的影响（一）“妖书案”与“明末三大案”“争国本”事件直接导致了“妖书案”与“明末三大案”，使大明王朝进一步衰落，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的最后灭亡。而“妖书案”与“明末三案”也由于学术界已有大量成果而只需简单论述。1.“妖书案”万历年间的两次“妖书案”是“争国本”事件直接导致的，是“明末三大案”的前兆。“妖书案”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两次案件前后关连，有不少在朝的大臣，在野的读书人，甚至平民百姓都受到牵连，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第一次“妖书案”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张秀春的《试论闺范与国本之争》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了“妖书案”源起《闺范图说》的原因以及发展。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吕坤（《闺范图说》的作者）上《天下安危疏》（即《忧危疏》）一事，上疏弹劾吕坤，“谓吕坤逢迎掖庭”4，依附郑贵妃。而在此时，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叫《忧危竑议》，并在京师广为流传，此即所谓的“妖书”。1(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月。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2月。3(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月。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