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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建筑/环境 > 工程监理 > 浅谈民国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看民国那代人的文章,痛快的地方很多,今人亦不妨由此猜测彼时的风气。以我的看法,五四后新学人的状态,被后人大大地简化了。其实那时的社会,旧式的娱乐之风很盛,知识界除了谈欧美文明,钟情戏楼、茶舍者,为数甚广。文人厌于官场、功名的时候,一部分人便爱去讲风月、民俗、茶食。有的学人在学理上崇仰西学,而审美方式却是古中国的。所谓新旧杂陈,是一点不错的。1930年代《人间世》、《论语》的问世,有一点这样的因素。几个作家造了不小的气势。谈乡情、烟酒、草虫者渐多了。徐讠于本是小说家,但看他的杂感,对服饰、烟草、金钱无不喜谈,兴致很高。而林语堂、郁达夫等人,放松之余常常用心于性灵的抒发,讲讲古城旧梦、书林闲情等,借以寄托内心的思想。贺宝善女士在《思齐阁忆旧》一书里谈到外公齐如山(戏剧、文史专家)在日据时期躲在北平著述的生活,在外族入侵,民不聊生的时候,文人们所写的不都是激烈的文字,其中多有闲适之风。齐如山是个学问很深之人,在戏剧上别有创意,为梅兰芳写过不少好的剧本。《洛神》、《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凤还巢》已成了经典之作。齐氏一生弄的都是士大夫不屑为之物。即便像谈吃的短章,绝无儒生的道统气。在八股气与洋风四吹的时候,却偏偏醉于游戏之作与趣味,那当说是一个另类。我们今天在北京城,已难以见到这样类型的人物,在学识与情调上,看似旧文人的余影,其实本质却是新式的。不过用旧代新而已,粗心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像叶圣陶这样有现实感的作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颇为注意自己的经验。并不反对写闲花野草,他以为只要是自己经历的东西,一石一木均可入文,本不存在什么高低之分。中国文人看人写事,动不动是经验之外的大道理,反而与人的心性很远了。查叶圣陶的作品集,写月光、佛迹、戏曲、动物者很多,能在日常里发现与人性相关的东西。《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看月》、《牵牛花》、《天井里的种植》,都非宏大深刻的题旨,如今阅读,不乏精到之处。这类作家,纤细、温和,没有黑暗与杂色,读者从中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另一种操守。较之于左翼文人的喷血的文字,叶圣陶显得冲淡与祥和,与血腥的文学有点隔膜了。左翼文学出来后,谈风月就成了被诟病的现象。周作人当年的谈龙谈鬼,就被讥为落伍分子,能看出青年一代对书斋里的文人的不满。其观点是,在社会黑暗至极的时刻,躲在书斋里吟风弄月,实在是堕落了吧。不过林语堂等人并不这么看。在《论玩物不能丧志》一文中,林语堂理直气壮地说:然古人以玩为非,尚有系统的哲学在焉。理学家以为凡玩足使心性浮动,故如女子必以礼教防范之。盖以为小姐游后花园,情根一动,即为祸苗,禁之不使后花园,亦不失为防微杜渐之计。今日中国风俗已受西方影响而浪漫化,女子可游公园,青年可踢足球,要人可看电影,画家可画裸体,凡有西洋祖宗为护符者,皆不敢非议。独东方式游玩,必认为玩物丧志,此而言复兴民族,民族岂不殆哉!这一篇文章的背后,有周作人思想的后盾,说其受到了周氏的暗示,也不为过。周作人在1930年代,越来越注重自己的阅读经验,对流行色不以为然。林语堂对周氏的状态一往情深,以为那种重个人而轻道学的态度殊为可取。信仰各种主义的人,因沉于外部的玄学而迷失自我,倒是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的人,可以找到本我的存在。这样一个看法,在那时被许多人所认可,沈启无、刘半农、曹聚仁都有一点类似的倾向。玩物果真不能丧志?自我是有了,却束之高阁,有时从残酷的场景前滑落自己的笔锋,那也不能说是一种荣光吧?玩玩山水与古董,并非过错,但以此为正宗之路,且大谈闲适之美,就不免有点做态。倒是像叶圣陶、丰子恺这样不喊口号,忠实于自我的人,显得一点亲切。人之历史,有高峻之险,有沙滩之静,都是一种必然,未必固定在一个基点上。夸大自己的爱好,将其泛化于生活中,那总有点自恋色彩的。2.自有了白话文与新风尚,旧式学者是大为不满的。章太炎就抱怨自己的弟子黄侃,“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章太炎有几个学生都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都是新风尚的实践者。章太炎对于晚辈中的新潮,不以为然。他自己顶多玩玩古钱,看看字画,别的娱乐很少。所以劝自己的爱将吴承仕,不可随波逐流,要有自立的本领。吴承仕这样的小学大家,虽深染古风,学的是音韵训诂,然而生活方式却是现代的。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友人对他的描述,吴承仕全没有章太炎的老朽与书生气,喜打网球,热衷社会活动,后来大谈马克思主义。这一变化,在1930年代已经形成,如今想来,有很深的意味。民国间嗜古最深者,有时却有摩登的一面。古的与今的就那么巧妙地会合着。士人的风气,其实也系着文化的苦乐。章太炎治学时,也留意过古人的服饰、饮食住所,对旧时风俗不无感慨。他未必料到,自己生活的时代,竟是积习迁移,洋风吹来的乱世,新文人玩古董,古董专家又带着洋人习气。这在过去是少见的。我们看逊帝溥仪在宫里的最后几年生活,就可感到域外文明的渗透。故宫里至今还有一座未完成的德国式的观鱼楼台,顽固不化的皇家尚且如此,读书人就更不用说了。旧时的文人业余生活是简单的,没有什么刺激人的花样。中国人的娱乐止于庭院与廊庙之间,或是书画品玩,或吟哦山水,如此而已。林语堂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的日常娱乐时,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了极度的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竹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肫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林语堂描绘的,是旧时的风俗,这风俗在民国间依然延续着。不过到了二三十年间,由于洋学堂与西式医院的出现,加之公园、书铺、图书馆的增多,人们已不拘于旧的方式,而有了各式各样聚会的场所,业余生活的空间拓展了。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一书里提到了学生们在课后举办运动会,篮球、网球比赛,以及音乐会、滑冰等等,可见那时的城市已有了现代生活的影子了。至于像上海的酒吧、舞厅、影院更不必提,几乎是欧洲都市的缩影。洋人的风气如消融的冰雪,谁也抵挡不住它的流淌。以吴承仕这样深厚的古文字学家为例,在旧籍爬梳之余,却热衷于欧洲传来的学说与娱乐方式,对工业文明中的情调有着神往之情,可见旧式自娱方式的衰微是必然的了。章太炎那代人不会料到,世风会转变得那么快。连北平这样的地方都浸在西方文明的深谷里,看似很慢,范围亦小,而到了1940年代,已蔚然成风了。读书人受到洋人学说的引诱,在那时是一种趋势。丰子恺曾写到都市之音对乡下人的冲击,画了一幅美妙的图画,素朴的生活总算被什么打破了。梁实秋也谈过西式生活的妙处,比如球赛、舞蹈,都比中国士大夫的矜持的漫步更有趣味。五四之后,提倡新生活者,多讲洋人习俗的意义,士大夫的旧习自然被讥为落伍的遗存。所以新风尚的出现,与新文学的诞生一样,背后是一种新的理念:讲究个体的冲动与娱悦。不像过去的老夫子那么慢条斯理,仿佛被什么束缚了一般。梁实秋有一篇文章叫《运动》,开头写到李鸿章不懂西方现代体育运动的可笑。李鸿章那一代人受到梁实秋的讥笑,内含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冷视。1930年代,像网球运动这种项目,在中国大学里已经出现,我在王世襄当年编的《燕京大学学刊》上,就读到许多照片,学生们穿着讲究的运动服在操场上打网球,与洋人学堂的情形,很有些相似了。中国的读书人不仅知道了天文地理、算术美学的价值,也知道了运动的妙处,联想新诗的出现,独吟者的放声之状,二者实在如出一辙。社会进化的脚步,就这样搅乱了都城里宁静的生活。或者可以这样说,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中国人日常生活也渐渐从古老的形态中慢慢解脱出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纪,要想再找到晚清的余影,已难之又难了。但新文学作家身上的洋气,其实是模仿来的,根柢上还是染有旧风。你不能不承认古诗文的内力,许多人偶尔的谈吐,还是被“子曰诗云”所左右着。胡适是白话文理论的倡导者,而你看他对旧籍整理的兴趣,难说没有明清人的套路。至于郭沫若、陈梦家、林语堂、郑振铎等,就更不必说了。民国的新诗人和新小说家,在提倡新风气之余,也搜寻古董、喜谈文物者甚多,不同于旧文人的是,有了比较的眼光,知道洋人的学术与东方艺术的差异,故积习里多了挑战的目光。废名与冯至都是学外文出身的,在北大毕业后喜欢的却是古董一类的东西,对魏晋、唐宋的诗文别有兴趣。1931年4月10日,冯至在给友人杨晦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废名常说,古人会做文章,我近来也时常这样想。“古文观止”,现在恐怕只有三家店的先生提这部书了。不过里边许多文章,像《秋声赋》、《赤壁赋》,我想就列入世界头等作家之林也没有什么愧色的。我常常奇怪,我们有一个时代,读中国书就不算读书,宁可读一本什么巴尔干半岛的小说。(自然巴尔干半岛也有好的小说。)中国如果复活,大半也需要中国的“文艺复兴”吧。这样的话头说起来有点使人讨厌———但我实在以为应该如此。从新文学作家那里听到这样的话,自然让人想到新文学自身的欠缺。大家一面尝试着新路,一面又回望着先人的旧径。人们的矛盾可想而知。不知道为何,许多关于新文学史的著作,不太提及此类现象。后来的文学家和古文化断开,大概也是未能了解文学诞生的复杂背景吧。第一二代的白话文作家,未免有古人的嗜好。后来的渐渐变成新人,古老的幽魂,似乎和青年们没有关系了。据说日本与中东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度的当下文学,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新旧的断裂,导致了现代文明的普及。谁能阻止这样的趋势呢?1930年代,有许多文人看到了这一点,由新文艺的创作而转向古董的研究。搜求旧物,整理国故,一时也荡起了微澜。这让人想起邓以蛰先生。邓以蛰1892年生于安徽,1917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与美学。1923年到北大任教。1920年代的时候,他是新文学的鼓吹者,与胡适、鲁迅有过交往,对戏剧、诗歌有着新鲜的看法。小说家杨振声、诗人闻一多与其都有很不错的关系。但后来邓以蛰转而倾心于字画与文物领域,对五四式的激情反而疏离了。他越来越喜欢历史与遗存,对书画艺术每每有着妙论。其《国画鲁言》、《画理探微》、《书画同源》、《辛已病馀录》、《书法之欣赏》等,成一家之言。日本汉学家藤冢邻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邓氏家中文物收藏的情况,当可看彼时的精神状况:我在昭和八年夏,再游北京时,由旧知钱稻孙君介绍邓中纯、叔存两君,不期而遇完白之五世孙,且系日本留学生。余屡访其西城北沟沿寓居,得展赏完白之肖像、遗品,清代、李朝之手札等数十件。意外奇缘,惊喜不知所措。翻看那个时期邓氏的文章,已没有了留学时期的洋化倾向,而是把西学知识用于对旧物的体察上,文风与情趣,多有士大夫气。然而又别于士林之风,常出高论,有不凡之象。我很喜欢他的那篇长文《辛巳病馀录》,其鉴赏文物的目光,在一般人之上。他谈“大般涅?卷第九”,“无款西湖游艇图卷”、“无款十指钟馗图”、“倪瓒湖阴山色图立幅”等,见识深切,体味特别,幽情深深。刘纲纪先生在讲到邓以蛰的沉浸书斋时分析道:“他一天天从社会退回书斋,专心研究古代书画。这种情况,看来是令人惋惜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回到古代,神往于先人的艺术空间,说是一种逃逸也未尝不可。但看那时的文字,也非意趣昂然的走笔,其中的悲凉也是有的。《辛巳病馀录》开笔即云:病馀录云者,盖余之身外之物,如文字及一部分书籍于丁丑初焚失已尽。书与画则于病中转入他人之手,尝以陆天游仿董北苑笔向友人乞米,寄之诗曰:“荷锸聊为夜壑藏,蒹葭吹尽满头霜;即今沧海沉云黑,欲遣天孙乞片光。”四年之中,簏中诸物,或质或售,无不遭我遣之。今病后所馀,不过张爱宾所谓惟书与画,犹未忘情之未忘于情者而已!所见所遣,录而书之,以为不时温此情云。读此文全无悠然清闲之音,透出的倒是几分苦涩。文章写于日本占领北京之时,国忧家愁系于一身,心境之苦是一看即知的。在时运晦暗,人生困顿之时,
本文标题:浅谈民国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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