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说起比较文学，通常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文学的比较。因为比较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也是人们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于是“比较文学”很容易就被人们理解为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意思。这样来理解比较文学，实在是一种误解，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比较方法不过是人们用来鉴别失误的优劣真伪、更好地把握事物本质的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是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都离不开的方法，并非比较文学的独创，也非比较文学所专有。比较文学并不等同于文学比较，并非任何运用比较方法来进行的文学研究，都是比较文学。实际上，比较文学的“比较”，有两层含义：一是跨越和沟通国家、民族的界限，进行文学之间的比较；二是跨越和沟通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进行的比较研究，才是比较文学。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其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限（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下面我以曹禺的《雷雨》和古希腊悲剧意识的比较作为例子来进行说明。《雷雨》一问世，立马震动整个文坛，一跃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其中明显受到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作者曹禺出于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通过两个在伦理血缘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剖析了社会和历史的深重罪孽，成功地展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曹禺为《雷雨》作序时做了一番解释，“这篇戏……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因为它太大太复杂。”郭沫若先生也曾经说过：“作者所强调的悲剧是希腊式的命运悲剧。”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曾表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在《雷雨》中，曹禺同样强调了这种悲剧命运的冷酷和强大，力图使之达到古希腊悲剧式的戏剧效果，使之染上“宿命论”的色彩。尽管剧中人鲁侍萍、四凤、周萍、繁漪等都曾经极力与自己命运抗争，可是到了最后始终没办法逃过覆灭的命运，从中透露出一种宿命的意味。剧中人不时地把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命运的作怪：鲁侍萍回答周朴园的问话时悲愤地说：“命！不公平地命指使我来的”；雷雨当天的变故使周朴园疲惫地对周萍说：“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点古怪。”无论剧中人物如何努力，结局依然会证明这一切都是白费的，“宿命”由始至终都在《雷雨》悲剧意识中扮演了最重要的制约性角色。尽管曹禺的《雷雨》深受古希腊悲剧观念的影响，然而毕竟所处的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剧作中必定会赋予了一定的时代色彩和民族色彩。身处那个国灾民难的时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曹禺的正义感被激发出来，使他对现实社会极为关注。现实的残酷令他感到疑惑，大学时代遍读古希腊丛书，此时的他心中充满了古希腊悲剧人与命运冲突的意识，借此启示，带有浓厚的中国现实的意义的《雷雨》诞生了，还是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悲剧。与古希腊悲剧中到处充斥着英雄主义不同，《雷雨》中的人物并不“英雄”。古希腊所高扬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并没有感染到曹禺的悲剧创作中，里面只有充满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却最终对现实作出妥协的人物，剧中人的悲剧命运源于那已经渗透到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去的封建伦理意识。在这种封建道德驱使下，鲁侍萍被驱逐、繁漪由于无法忍受封建压抑的周萍与继母通奸而发狂……正是封建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导致了《雷雨》悲剧的爆发。因此，《雷雨》带有浓重的中国时代色彩，有反封建的客观意义，揭示了造成人生悲剧的时代与社会根源。总之，比较文学是以跨越为前提，以开放性为特性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并不是简单的文学加比较，不能把比较文学等同于文学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