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评论

成绩研究生朱蔚青评卷人学号2014110990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试论比较文学的未来完成时间2015年1月1日课程名称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年级2014级试论比较文学的未来内容摘要谈论比较文学的未来，首先得回顾比较文学的过去。诞生一个世纪以来，虽然比较文学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今，在全球化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发展前景是好的，但发展的速度也离不开翻译研究。在欧美比较文学陷入困境的同时，其他地方的比较文学依然具有蓬勃生机，这也许预示着东方或者第三世界的比较文学的时代将要到来。关键词比较文学，未来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自诞生至今也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尽管在比较文学诞生、发展初阶段都有人抱着悲观的态度，认为比较文学会走向消亡。但是我们无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经深深植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了。如今的时代与以往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改变了文学自身的形态、人们与文学的关系、文学的研究方向等等。但在谈论比较文学的未来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比较文学的过去。一、比较文学的渊源比较文学虽然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成立距今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对几国民族文学的比较，远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最早可见于巴比伦文学、希腊文学和犹太文学。[1]（一）国际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概念提出应该追溯到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世界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才终于成立，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和第二阶段美国学派皆有其不足。多年来，法国学派放逐文学的审美意义，注重实证，人为地缩小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企图用一种历史的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操作饱含审美因素与心理因素的文学跨国交流现象；而美国学派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深化了比较文学研究，但他们认为仅仅在同一文明圈（西方文明）内存在可比性，超越了同一文明则不具备可比性。[2]（二）国内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的起源要追溯到1981年1月13日，北京大学第40次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同年12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从此，中国比较文学成为我国人文研究中一个具有整体形态的“学科”。学科创立之初，钱钟书、朱光潜、杨周翰等诸位先生引领方向，乐黛云、饶芃子等诸先生随其后，创造了中国比较文学第一个浪峰。1985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改名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此为我国第一个在大学中设立的实体性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乐黛云教授为所长。此时，恰逢比较文学学术进入第二轮浪峰的起始。此后15年内，研究所在乐黛云教授的引领下，确立了以“比较诗学”、“文学的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为核心的基本学术方向。[3]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认为，“如果说比较文学早期的雏形是世界文学的话，那么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应该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使日益处于萎缩状态的比较文学摆脱了危机。”[4]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依据的，没有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就失去了比较的对象。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更为重要的是世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文学这棵大树能扎根生长的土壤。世界文学的土壤是否肥沃、土层是否深厚都会影响到比较文学的大树是羸弱不堪还是枝繁叶茂。但比较文学始于世界文学，是否就止于世界文学呢？这个问题我倒认为下的有些早，比较文学虽始于世界文学，但其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融会贯通却超越了世界文学。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早已植根于各个社会人文学科，当比较文学对于文明之间的差异的研究深入到文化学时，比较文学有可能相比较文学而言更接近文明文化研究，从而与世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未可知。二、展望全球时代的比较文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比较文学继‘理论热’之后，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化转向’。”[5]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发表的伯恩海姆报告，为因应这个趋势而提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转向”——全球主义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时代发展到今天，世界已经变成小小的“地球村”，世界的联系紧密程度是历史上从来不曾有的。不得不说，这个时代背景对于比较文学的发展是很有利的。知识与信息的获取变得更为便利了，人们对于外界文化的了解的需要也增加了。我认为，全球主义和文化研究，将会推动比较文学研究走上新的巅峰。翻译研究，将决定这一发展的速度。比较文学，从来都不只是单单从文学文本的层面上进行比较分析，其文本内涵下包含着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不同文化，而文化又是在不同的历史、地理、政治环境中潜移默化在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各个方面。文化无优劣之分，分析研究他国文化、理解他国文化在这个全球化继续发展，人类共同面临着许多问题的时代，是既有条件，又有必要的。汲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精髓，用于建构适应现在乃至未来世界的精神文明，是比较文学应该担当的重任。（一）对欧洲比较文学的超越与东方比较文学的崛起巴斯奈特对欧洲比较文学有许多反思，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曾指出：“欧美之外的比较文学正在开拓新的领域。追寻这种发展可以受益良多。”[6]巴斯奈特对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比较文学发展，一直持肯定的态度。她曾指出：“正值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西方面临危机和衰微之际，世界很多地方因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超越殖民遗存必要性意识的增强，促使了比较文学卓有成效地发展。无论在中国、巴西、印度，还是在非洲很多国家，比较文学所使用的这种方法富有建设性意义。在比较文学中运用这种方法来探讨本土传统和外来（强加的）传统，努力解决文学经典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种形式的比较文学不存在危机意识，也不会在具体比较时有关的术语产生争论，因为那些术语已经被搁置一边了，所作的就是研究民族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方式，其关注的核心是民族文化。”[7]巴斯奈特的观点是欧美之外的许多地方，比如中国、印度、巴西以及非洲许多国家，所用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关注自身的民族文化，研究本民族的文化是如何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很有建设性的。在欧美比较文学发展缓慢之际，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东西方跨文化研究，反思本土民族文化之根，对于扩大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无疑是意义非凡的。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重心也许就在东方。东西方文明是否具有可比性呢？法国学派注重实证，放逐文学的审美意义，人为地缩小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而美国学派认为只有西方文明同西方文明之间才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具有明显的局限。东西方文明之间就没有可比性吗？赵渭绒、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新思路》中的看法是，认为东西方文明不可比，着眼点是在寻找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共同点，自然就不可比。应该多寻找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把差异性纳入可比性的内涵中。张隆溪在其题为《从外部思考——评ACLA2005新报告兼谈比较文学未来发展趋势》的论文中也提到，艾米莉·阿普特尔和阿兰·巴窦都呼吁比较文学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越过明显的纽带和关联，极力扩大其眼界和视野。[8]并且张隆溪认为东西方比较研究就是很有潜力的新领域。东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差异性，但是在不断的交往和碰撞中，东西方文明难免经历了许多融和和改变，其中，东方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更大。然而，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日渐上升的今天，中国也应该振兴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并且能够在世界上传播，具有影响力。东方的文明是深刻而博大的，相比西方的以严谨和分析见长，中国的哲学更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处得和谐、幸福。两种文明各有利弊，在西方文明带领下的世界已经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难题，比如人类与整个世界的“物化”，金钱成为一切资源的统治。虽然物质资源大大丰富，但是却难挡人心的浮躁。还有自然资源的大肆破坏开发。我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结合东西方文明的智慧。（二）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苏珊·巴斯奈特在1998年提出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聚合，并明确提出“翻译转向”。翻译研究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的作用不言自明，对比较文学来更是如此。王宁教授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这本书中也有类似表述。“毫无疑问，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甚至是文学理论研究，都离不开翻译。”[9]韦勒克等人早已提出，比较文学定位的问题，或者说比较文学的危机，从一开始就和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联在一起。[10]比较文学渗透其他学科虽然是一种胜利，但比较只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而文学，也在逐渐丧失其中心地位。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的关系密切。巴斯奈特曾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死亡，是因为她那时以为，翻译研究的功能完全可以取代比较文学。但十多年过去了，巴斯奈特发现事与愿违：“翻译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发展并不快，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她还提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我认为，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是研究文学的方法，同时它们也有自己的规律和技能，是可以作为专门学科的。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趋势增长的背景下，翻译将会继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字面意义的忠实翻译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但是文学翻译中则不一样，语境不同，文本字里行间甚至字面之后的含义也会不同，这是很难让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做到的。通过寻找字面意义与隐藏意义之间的差异以及解释其深层的文化原因，正应该由比较文学学者来完成这一任务。我相信在未来，比较文学学者与翻译学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实际上，翻译也是一种解释，翻译家翻译的是语言，而比较文学家翻译的是文化。ACLA成员苏源熙认为，任何文学传统中最伟大的诗人的语言都极为复杂精巧，而这种高度复杂精巧的语言往往成为一种障碍，使他们的作品难于翻译得当，不大可能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流通，受到国际读者的欣赏。[11]但这也并不就代表翻译的失败。难以译出或译不出的地方恰好是文学中文化传统的表现或者是该语言的语言学特性，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抓住这些富有深意的点，去探讨作者这样写的文化或语言学内涵。研究翻译中与文化、文学相关的难点，由此入手探究背后深层的文化差异，应该是比较文学未来关注的问题之一。三、总结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总是最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也好像总是处在危机之中，但所谓居安思危，比较文学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一个世纪，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我并不相信那些宣称比较文学已经死亡的悲观论调，比较文学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未来的工作应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关注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比较，提高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共同发展进步，以利于互相促进。我们首先要做的，还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保持乐观的心态，相信比较文学终究会走出一条平坦的道路。[1]罗伯特·克莱门茨，黄源深：《比较文学的渊源和定义》，《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4期。[2]赵渭绒，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新思考》，《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3]赵柔柔：《温故知新开辟未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成立25周年纪念论坛”综述》，《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4]赵柔柔：温故知新开辟未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成立25周年纪念论坛”综述，《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5]苏珊·巴斯奈特，黄德先：《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6]SusanBassnett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1993.P9.[7]SusanBassnett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1993.P9.[8]张隆溪：《从外部来思考——评ACLA2005新报告兼谈比较文学未来发展趋势》，《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9]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10]SeeRen·Wellek,”TheCrisisofComparativeLi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