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马克思近代史读后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在繁忙的大学生活中，我很少静下来读一本书，尤其是一本政治经济或者思想哲学的书目。然而这次咋图书馆里，借阅了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突然发现，静下来读一些自己本来不感兴趣，毫无涉猎的文字，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提升，尽管并没有读完就写下这篇读后感，但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历史人物对学术认真的研究与总结的态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所写，这部著作主要对明末清初的学术界代表人物以及清代的学术先救成绩做了系统性的介绍和总结，这部著作是梁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影响深远，是研究晚清学术史的重要著作。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年轻时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更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最早把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讲义的语言平和亲切，他的博识和敏捷思维以及引用的典故都让原本枯燥的历史活跃起来了。梁启超指出清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只可惜当时它的效用并没能尽量发挥；另外，其中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他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和各个名学者的成就，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关于明朝末年至中华民国初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史演讲的讲义。后来被整理成书。这本书介绍了清代学术理路与乾嘉汉学的具体成就，详细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的建设和主要学者及其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等问题。与他的其他著述一样，这部学术史也是怀着一腔热血写就的。梁启超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与学术体系的过程，也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梁启超认为，明末至清季这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似，具有启蒙意义。其间，他以担当时代文化启蒙先锋为己任的心路也历历可见。他评述说，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未能贯彻其全部精神，“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梁启超先生的这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着意于介绍明末清初的学术前辈，对前辈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范畴都进行了分类，将同一时期或者是同一领域的前辈放在一起，在对比中来了解前辈的思想异同和学术地位，后半部分是对清代学者对旧学整理成果的综述，共分为四讲。我所读的主要是前半部分关于人物的综述。首先，第一部分，反动与先驱。这一讲是对这个时代学术特征的综述，首先是三百年前的学术综述，在六朝隋唐物质文化极大发展得前提下，以及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的输入，是的儒家的道学和佛教的禅宗，成为宋元明清思想界的全部代表。梁先生认为：近三百年的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王阳明王学的兴盛后又极衰，后世形成了王学继承者与反王学者之战，在此基础上，侧重客观的学术方法应运而生。第二部分，清代学术的变迁与思想政治影响。这个部分由三个小部分构成，回答了三个问题。首先，学术思潮的变迁的动力问题，一方面，由于其学术思潮有自身成熟的发展过程，要依次经历启蒙，全盛，蜕变，衰落四个阶段。另一方面，环境的变迁也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次，为什么同为使用学问，科学在这一时期衰落，而考证学一路发展。这是因为清朝有八股制度，这种制度是科学不兴起的一个原因，另外耶稣会内部的分裂使得传教事业遭到禁锢，是中国学术界失去接近欧洲的机会，使得科学得不到发展。然而，咸丰同治年间，清朝遭到最大厄运，洪杨起义的打击等等原因。使得考证学成为清朝学术的正统。第三部分，阳明学派的余波。这一部分是对阳明学派继承者的介绍，阳明后人对杨明学惊醒了修正，使得其继续得以发展。并且介绍了梁启超对三位学者的敬佩之心。第四部分，清代经学之建设。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的根本都不同，清儒的经学其实是理学，梁先生将顾炎武先生推至清学的开山之祖，也是对他极为推崇的。梁启超先生还介绍了一位学术人，令我印象深刻，他是万历年间的朱之瑜，他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同乡，他一生无意做官，明朝灭亡后，他随南明转战各地，后与冯京第到达日本，在日本居住了七年，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他到日本东京。朱之瑜以他光明伟岸的人格，平淡朴实的学问，在日本有极其广的影响。朱之瑜的学风，主张实践，排斥谈玄，他的学问是以实用为标准，这本书内容涵盖面极广，文章共有十六目，内容涉及对不同时期学术趋势的分析，如阳明学派、经学、史学、程朱学、实践实用主义等，对清初诸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的研究，还有对先前忽略的方以智、费密、陈确等人的表彰，当然，最有分量的莫过于最后四目中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的专题探讨。梁启超先生将进化论引入学术史的研究领域，研究的触角把清代学术发展史视为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弘扬的“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这样，梁启超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远胜于前人。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方法和学理根据，对于那三百年的学术史，先生的态度是“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借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在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研究的微意”。我想对待学术研究，能够摆脱门户之见的绊羁，敢于推翻自己的论证，重新正确而冷静地审视自己所亲历的学术史，这样的客观而冷静，才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所必须的品质。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当代学者们反思与借鉴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就我们的学术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