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十论

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十论发布时间：2003-12-23文章来源：剑虹评论网文章作者：刘春生（一）看什么新进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中收有欧阳修《为君难论》一文，此文从战国时期赵孝成王不用老将廉颇而任用新将赵括、秦王赢政不用老将王翦而任用新将李信致使战败兵失得出结论，秦赵二国之君“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并阐述说，“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毛泽东读此评点到，“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在毛泽东看来，事业的成败不在于人的新进老成，而在于人是不是贤、是不是有能，是不是为将之材。注重为将之材，强调将帅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研究国家兴亡学说的中国兵法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孙子兵法》认为“道、天、地、将、法”是决定国家兴亡、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将”是其中之一。贤能的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的周全国家就强盛，辅弼的欠缺国家就衰弱，“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六韬》还指出，要把选人任将当作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来认真看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也，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什么样的将帅才算的上是“国之辅”呢？《孙子兵法》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曹操称此为“五德”，注曰：“将宜五德备也。”为将之材要五德兼备，不可偏废。杜牧说，“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所谓“智”就是智慧，知识渊博，多谋善断，能正确认识事物，预见事态变化，有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战胜敌对势力的能力；“信”就是诚信，言出如山，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仁”就是爱人如己，珍惜生命，能与部属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勇”就是果敢，锐意进取，不避风险，不怕牺牲，尽守职责；“严”就是威严，严明法纪，严格执法，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孙子兵法》还指出，将帅在做到五德兼备的同时，还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这样的将帅才称的上是“国之辅也”、“国之宝也”。辫贤去奸，拨庸拔锐，选拔五德兼备的为将之材是中国兵法思想的重要内容。《尉缭子》说，“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选拔为将之材，在进行素质考察的同时，也要进行实践检验，把可用之人放到实践中去锻炼、去检验。素质考察的关键要看是不是那块料，不能把“世俗之言”当作选人的标准。《六韬》说，“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君，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把“世俗之言”当作辨别贤庸的标准，平庸之辈就会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互相吹捧、以虚名蒙蔽君主获取爵位，出类拔萃的人难免不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丧失晋身之途，这样国家终将危亡。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是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的名将，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是三国时期的主帅及谋士。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最初都是以新进之士建功立业的，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更是以“少年新进”立下功勋的。因此，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人才，选拔人才的关键在能力。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曹操带领大军攻打东吴，那时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帅印，结果打了胜仗。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破格提拔！他希望在新中国能创造一种氛围，让为将之材脱颖而出，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才智，建立功勋。（二）老粗出人物----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毛泽东一生多次谈到汉高祖刘邦，称赞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从他的谈论中我们可以领悟出一些深刻的兵法道理。1964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都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毛泽东还指出，刘邦是个大老粗，“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决策和用人是中国兵法探讨的重要内容。中国兵法中讲的“计”、“谋”、“算”，说到底就是决策。《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杜牧注，“庙算者，计算于庙堂之上也。”“庙算”指的就是在庙堂之上做出战略决策。“庙算胜”就是说在战前就要做出胜人一筹的决策。《尉缭子》也说，“兵有胜于朝廷，有胜于原野，有胜于市井。”“胜于朝廷”，就是说在朝廷上就要做出战胜敌人的决策。刘寅注，“胜于朝廷者，谋定也。”《六韬》认为，主帅心中要有主见，看到有利的时机，要抓住不放，毫不迟疑，大胆决断。用兵最大的灾害就是迟疑不决。“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而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虎钤经》也指出，正确的决策是取得胜利的必由之途。“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刘邦遇事能听取不同意见，果断决策，这与他的老粗禀性是密不可分的。举贤任能，选将用人是实施战略决策的重要一环。《尉缭子》指出，一国之君在做出决策之后，必须要起用贤能之将去实施。不能起用贤能之将，而想占有天下，必定会落得一个亡国覆军的结局。“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三略》也指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君主治国平天下，在于收揽贤人之心，得贤人者得天下，把贤人当做自己的腹心，任贤使能，这样战略决策才不致落空。《孙子兵法》还指出，将帅受命为将拥有临机制宜的权力，君主不能从中制御，“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尉缭子》也强调，将帅在军中拥有绝对权威。“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任用贤能之人为将，保证将帅行使职权，这是国家安定昌盛的重要保障。历史上成就大事的老粗很多，老粗一般具有五个优点：一是思想没有框框，没有书生气，不教条，敢想敢闯敢干；二是爱惜人才，肯放手用人，不吝啬权力，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三是尊重知识，听得进不同意见，从善如流；四是能吃苦，肯接近社会低层；五是从实际出发，不讲面子，不摆架子，不求小利，不图虚荣。这些正是中国兵法对统帅的基本要求。刘邦是个大老粗，但他具有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组织本领，这是他获得成功的本质因素。试看今日天下，世界著名学府MBA出身的才俊遍布全球，但是他们之中又有几人能成为经济王国中的统帅？在经济王国中的成为统帅的不少倒是那些出身平民、身经百战的老粗。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并说，有这么一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这位老粗取得天下，自然不是偶然的。不要小看老粗，老粗能干大事。（三）误于隆中对《古文辞类纂》中收有北宋兵法学者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毛泽东读此评点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指出，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可以联合为援，不可以为敌。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益州两地，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安抚夷戎，修明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洛进军，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思想失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