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

1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日益凋敝的中国农村兴起了乡村建设事业，学界一般称为“乡村建设运动”。而当时陈序经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对中国乡村的发展方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理论的争论。他的一些评论对当前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关键词】陈序经评民国乡村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示20世纪30年代，在日益凋敝的中国农村兴起了乡村建设事业，学界一般称为“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指划定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成为一个区域，依照一种理想或目标，采用适当的方法与技术，引导农民学习文化，移风易俗，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建立合作组织，通过对教育、卫生、生计、自治等全方位的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国民，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奠定基础，为国家的振兴和建设提供方略与借鉴。[1]这场乡村建设主要是由一些学界知名知识分子如晏阳初、梁漱溟等提倡、引导并积极参加的，此外，一批进步的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农业专家和有志青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改良派，一些国民党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等参与其中，主办乡村建设的机构，有学术机关，有高等学校，也有民间团体，还有一些政治机构，他们对乡村建设工作的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是从事实际的乡村建设事业，是一次采用非激进的、和平手段的乡村社会改良运动。[2]与此同时，乡村建设运动也引起当时社会学界其他人士的批评，当时不少人士就怀疑乡村建设运动能够根本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其中陈序经的评论比较有代表性。陈序经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是“现代中国学术、教育、文化大师，学识渊博，涉猎深广，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民族学，无不精审，且每多独到之见。”[3]陈序经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对中国乡村的发展方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对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发表了诸多评论，这些评论在当时曾引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有关文化、教育、乡村建设问题等全国性的学术争论，这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著作，其中的一些观点对当前中国进2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一、陈序经对民国乡村建设理论评论的主要观点（一）要超出“空谈计划”与“组织形式”的范围1936年陈序经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中说：“我个人以为在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除了青岛的工作与方法比较上稍为差强人意外，其他各处的工作与方法好像都不能名实相符。我个人对于今日一般所谓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觉悲观。”“我以为凡是稍知道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史的人，都免不得会觉到这种运动已经有了很多失败，而且有不少还正在失败的途上。”[4]陈序经在调查了解了乡村建设情况后认为：“事实告诉我们，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他说在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和第二次乡村工作讨论上，李石曾先生和梁漱溟先生都是大谈理论，此外，“我们若把历年各处从事乡村工作的报告细心来看，我们便很容易感觉到这些工作报告多是空谈计划，偏重理论。”[5]陈序经认为，“所谓乡村建设工作，大概来说，可分为四方面：一为教育，一为卫生，一为政治，一为农业。假使我们从这四方面的工作略加检讨，我们难免失望。”[6]“照我个人观察，今日所谓乡村建设工作还是注重在教育方面。”但是，“教育工作既没有特别的贡献于乡民，又不能适应乡民的急需，那么这种教育并不异于一般的普通教育了。”[7]他以从周村到山东邹平一条三十公里的汽车路始终未修好为例，“结果是要步行”，“好多到过邹平的人都说：‘一条路且未修好，乡村建设可知。’”[8]面对十几年来乡村建设的情况，陈序经提出了要超出“空谈计划”与“组织形式”的范围。（二）“乡村建设工作之难于发展”是由于“经费的缺乏”陈序经认为，“今日的乡村建设工作之难于发展，也许是由于经费的缺乏。”[9]他举例说孙友农先生在乡村讨论会第一次集会报告安徽和县乌江乡村建设情况，工作人员的饭碗都不能保，建设工作也自然是谈不到的。还有经费比较宽裕的邹平与定县，专为建设学校、医院、农场都不够，还要拿很大部分来维持工作人员的薪俸，招待来宾，以至宣传工作。“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然结果却变为救济工作人员，我所以怕今后会养出一个吃乡建的新阶级。”[10]（三）对乡村建设理论“复古性”、“以农立国”观点和“民主政治与乡村建设的不3相容”观点的检讨陈序经在《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一文中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检讨。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名词上虽是很新颖，在理论上有了多少的复古的趋向。”[11]在米迪刚、梁漱溟、王鸿一、严慎修等先生的言论和著作中，提出“欲为中华民族找出平安大道，亟须恢复吾国固有之村治”，“我国民族觉悟之机已到，而这种觉悟的起点就是中国固有的村治的路”，“保长幼之序，免争斗之狱”，“乡之自卫，当先从奖励人民拳术射击起，而以举行乡射礼为鼓舞之术”等理论，都是一种复古的论调。而“处在今日的世界，要想闭观自守固是做不到，复回过去地位也是无济事。”[12]在“以农立国”的观点颇为流行时，陈序经认为许多提倡乡村建设运动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和途径也没有科学的论证。于是，他带领学生深入河北定县、广东顺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使他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深刻地认识到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以农立国”论的错误。他在《乡村建设运动的未来》、《农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等文章里，批驳了梁漱溟等人以为中国的工业太过落后，我们只能以农业方面去发展，中国才有出路的主张。他强调指出，“我国耕地有限，而人口过多”，“北方农民因天时原因，每年耕作时间仅占全年三分之一，不但是国家损失，而且容易养成怠惰的劣性”。因此，不能只靠农业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应当发展工业，以吸收农村过剩人口。他认为，国之富强，在于工业，他列举了英国、德国、日本发展的实例，批判了梁漱溟提出的“工业发达，内而形成阶级斗争，社会惨剧，外而酿发国际大战，世界灾祸，实为病态文明”的说法。他还提出，“注重农业发展本是物质建设之一种”，“发展工业并不是轻视农业”，“中国工业苟不发展，则农产品出路也成问题的。”要有物质建设的成效才可能有精神建设的成绩等重要论断。[13]陈序经批判了梁漱溟先生把“民主政治与乡村建设当作两种不能相容的东西”的观点。他提出，“乡村自治可以叫做民主政治的一种方式，民主政治也可以当作乡村建设的一种工作。”要在行为和言论中一贯地提倡民主政治。[14]陈序经指出，“乡村运动建设运动可以叫做社会建设运动的一种，乡村建设实验也可以叫做社会建设实验的一种。”梁漱溟把乡村建设的要旨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照搬西方的组织方式和科学技术，没有一点中国实际的东西，这样的工作与罗维特·欧4文（RobertOwen）在斯格兰的新兰诺克（NewLanarkinScotland）和印地安那的新和谐（NewHarmonyinIndiana）的工作加以比较，认为他们都是由空想必然走向失败。[15]（四）乡村建设的途径是“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陈序经在《乡村建设的途径》一文中提出，“中国的乡村建设是需要的，中国乡村建设是有希望的”，“至于乡村建设的前途究竟如何，主要的看我们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要看我们对于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他提出，要“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以工业为前提的原因是，“人口过多，而土地过少，要极力发展工业，以吸纳农村的过剩人口”,“近代农业的发达是依赖于高度的工业化的”，当时，“人家到处有了飞机、火车、汽车、电车，我们只有骡车、马车、牛车、与最没有人道的人力车”，“人家用了机器耕田，我们却是靠着两脚，人家用了科学的方法改良种子，驱除虫害，实验土壤，我们却盼望着‘雪兆丰年’，‘天官赐福’”，这就需要依靠科技和工业的发展。此外，抗战胜利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况且中国在经历了长久的战乱之后，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而加快工业化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以都市为起点的原因是，以往乡村建设运动都是在所谓的“标准的乡村”——就是离大都市相当远而具有中国一切的乡村特色的乡村——进行实验，不但没有总结出一套可以推广或应用于其他乡村的办法，连自身的实验也失败了，原因是离开都市而在治安方面发生了好多问题，建设乡村所需要的人才与经费也往往异常缺乏，使工作难以进行。因此，他提出，“这种乡村建设工作，最好是以都市为起点，先从都市左近的乡村做起，尽量利用都市中的行政机构，放大其工作范围，或专门成立机构，利用其人才设备，并从都市最近的乡村做起，逐渐的放大其范围。”[16]要指出的是，陈序经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动机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乡建人士大都是抱着振兴农村，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不惜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在农村脚踏实地工作，这种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懈探索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尊重的。二、陈序经评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农村问题十分关注，在改革初期（从1982年到1986年）和新世纪初（从52004年到2008年）发出10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但是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到现在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制约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明确指出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17]应该说，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社会环境与20世纪中国乡村建设实际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中国农村固有的一些共性的问题依然存在，陈序经对民国乡村建设的一些评论观点，到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防止“一阵风”、“形式主义”、“政绩工程”陈序经对乡村建设提出要超出“空谈计划”与“组织形式”的范围，实际上就是要做实际工作，而空谈计划、偏重理论是空而无用的。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是在搞形式主义、政绩工程，是不是一阵风？这是广大农民最忧虑的事情，这个忧虑也是有历史根据的，以前政府做过不少类似这样的事情。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切切实实做事情，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和需要，要有想法、有号召，还要精心设计创建载体，也就是建设的方式、途径、切入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需要多年持续不断地努力的过程，是一届政府、一届村委会不可能完成的事业，要把建设事业的“接力棒”传下去，不刮一阵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的过程，必然有许多七嘴八舌的议论，那些对于有利于农村发展、有利于农民生活的工作，看准了就要统一思想，态度坚决，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去，新农村建设才可能取得实际的效果。（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得实惠。增加农民收入，一般的做法是投资农村，改善农村水利设施，进行科学种田，提高农业产量产值，但农村人6口众多，这样的做法常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不能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效果。陈序经指出，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难以解决，只有减少农民才是根本办法。那么，当前增加农民收入最关键的就是减少农村劳动力，把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怎样转移，就是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启动农村建设投资消费，从而加快城市投资、就业和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