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佛教旅游资源及其利用

江西佛教旅游资源及其利用——再论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对旅游活动的影响吴书锋（江西财经大学旅游学院，江西南昌330013）摘要：江西佛教旅游资源可谓丰富，除净土宗祖庭、著名十方丛林东林寺外，还有唐宋时期形成的南禅“五家七宗“之中的、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曹洞、临济二家及杨岐与黄龙二宗的祖庭，以及散布于各处的寺院及佛教遗址，这些都是宝贵的旅游资源。由于佛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时要同时考虑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的影响，因此要根据佛教旅游资源独有的文化形态，在对外宣传及从业人员主要是导游的培养上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灿烂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旅游资源的作用，为经济建设服务。关键词：江西；佛教；文化认同；文化差异“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是二十年前旅游业落后状况的生动写照，虽说有点偏颇，但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宗教，尤其是佛教旅游资源在我国旅游资源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虽然此处的庙不仅仅是指佛寺，也可能是道观、孔庙抑或其他宗教的庙宇，但勿庸置疑的是，“庙”中的绝大多数指的是佛寺。这是因为佛教在中华文化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佛教旅游资源在人文旅游资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且许多保存完好的人文景观都与佛教有关，因此研究佛教旅游资源便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一、江西佛教旅游资源形成简介1、佛教发展简史佛教是外来宗教，本产生于古印度，传入汉地大约是在两汉之际①，即公元前后。由于两汉年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佛教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此区域。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打破了自秦以来的长期稳定格局，黄河流域社会陷入长时间的动荡，相对而言江南丘陵地带则是一个平静的地区，许多佛教徒为了避难纷纷来到江南。也就是在魏晋时期佛教开始在江西境内广为传播。这种传播在整个佛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正是在此时佛教完成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本土化进程，正式成为中国佛教。而推进这一进程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就是在庐山东林寺活动的慧远大师。历经南北朝的动荡之后，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繁荣强大的一个封建王朝——唐王朝建立。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再加上封建君主统治的需要，佛、道、儒三教得以繁荣，并且传播的范围日益扩大，受者日众。后虽然有“会昌法难废止佛教，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同时也使得僧众纷纷避祸山林，佛教在江南反而愈加兴盛，流传的更为广泛，而且宗派林立。此后的宋王朝也是这种局面，山林中佛院广布，佛教的影响波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江西由于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人才辈出，成为当时佛教活动的一个中心，代表性的是“五家七宗”的大多数都在江西完成形成过程。自元以后，佛道两家开始衰落，理学思想占绝对优势，佛教在各地的活动相对萎缩，鲜有名人高僧出现。只是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以杨仁山为代表有志之士发起了一场“振兴佛教”的运动。但紧随其后的国内国际局势的动荡，使得这些复兴活动的影响力很小，尤其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经几次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宗教带来的伤害，使得佛教徒的活动大多转往海外。佛教再次枯木逢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全面正确落实，各地寺院得以重建与修复，佛学院也开门纳贤，教徒日众，香火日盛。江西全境各处古寺院大多得以重修，成为各地的主要旅游景点。2、有影响的僧人与寺院慧远与东林寺江西境内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僧人与寺院，当数两晋时期的慧远法师及其主要活动场所庐山东林寺。现在佛教史籍大多把康僧会在赤乌十年（247年）在建业修建“建初寺”作为江南佛教的开端①。其实自东汉以来，佛教便已传入江西②。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江西的广泛传播，佛寺的数量有较大的增加，几乎遍及江西全境。当时形成三个相对集中的区域：一是以南昌为中心，包括南昌、新建二县；二是以庐山为中心，包括九江、星子二县；三是鄱阳、余干两县③。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庐山，这里还是当时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中心之一，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以及佛教本土化最终完成的地方④。其中对“中国化”做出杰出贡献的是慧远，其主要活动场所就是庐山的东林寺。慧远大师同时也是在我国民间流传最广的佛教一大宗派——净土宗的创始人，东林寺是净土宗的祖庭，因而在佛教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所谓本土化或者叫中国化，就是佛教与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思想相结合，即与儒道二教相结合，或者叫对它们兼收并蓄，从而能进一步发扬光大。慧远提出佛教包含两大任务，“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这种思想“使得佛教走上了自觉为整个封建制度服务的轨道”⑤。这一点证实了任何一种宗教，只有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才有可能生根繁衍，否则只能自取灭亡。东林寺历经兴衰，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修，现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成为江南著名的“十方丛林”。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唐代由于佛教独特的政治地位，使得佛教内部利益纷争四起，结果是门派林立，形成八大宗派，其中又以禅宗与净土宗影响最广，而势力最大者当推禅宗。利益的争夺同样也出现在禅宗内部。当禅宗传至第六代时，出现了“南能北秀两大主要派系。随着禅宗南北争论的发展，南方又出现了湖南与江西两个新的派别：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南岳怀让在世时原本默默无闻，真正让南岳禅法有影响的人物是怀让的弟子道一，时称马祖。由于马祖受到官府的信奉，势力范围遍及江西，其创立的禅法号称洪州禅或江西禅⑥。道一的弟子怀海，即百丈禅师，促使洪州禅法得以持久发展。百丈禅师的影响远泽后人，由其制定的日常行为规范，在元代被修订为《百丈清规》，成为官方颁布的必行戒条。现在的奉新境内留下了多处与百丈禅师有关的景点。青原行思是当时与道一并驾齐驱的人物，被人们并称为“二大士，至今在吉安仍留有许多遗迹。五家七宗唐末武宗会昌年间的废佛事件，以及后来的五代十国的分割动荡局面，致使以官寺庄园经济为基地的经院派诸宗一蹶不振，也迫使山林禅众不断扩散转移。同时，国家控制能力大减，流入山林的人数愈众，当时最有影响的“禅宗在各种势力夹缝中反而获得新的发展。”⑦唐末五代兴盛的禅宗五家七宗就是这种社会条件的产物。五家分别是“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另外“临济”又分化出“黄龙宗”、杨岐宗”，它们被僧史通称为“五家七宗”。“沩仰”、“临济”二家源出江西怀海门下，其中“沩仰”创始人之一慧寂居袁州（今江西宜春）大仰山，其余三家出自青原行思门下（如图），曹洞宗形成于江西宜丰县之洞山、宜黄县之曹山，法眼宗初起于现抚州境内，黄龙形成于南昌黄龙山，杨岐形成于江西萍乡杨岐山。“沩仰”、“云门”、“法眼”存续时间都不长，对后世有影响的乃是“临济”、“曹洞”二宗，以及临济分化出来的黄龙宗与杨岐宗。曹洞与临济及其门下各派流传的区域最广，时间最长，直到近代，时有名师问世，并陆续东传至日本，形成日本曹洞宗及日本临济宗各派。南宋以后，佛道不兴，佛教活动日益衰落，流传至今有影响的僧众及名寺甚少，江西境内更是如此，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一二位名人出现，其代表就是主持复兴江西永修云居山真如禅寺的虚云法师。二、佛教文化与旅游活动无论是佛教初成之时，还是佛学大发展的唐宋时期，抑或是再度复兴的当代，我们都很难找出佛教与旅游活动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甚至按照释迦牟尼的“四圣谛”，类似于“旅游”这样的“享受”思想都是不应该的和错误的，“四大皆空”的论点是不利于旅游活动的开展的。佛教对于旅游活动的影响只能说是间接的，因为佛教文化是五千年灿烂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佛教文化资源都成为现如今热门的旅游资源。由于佛教的中国化较为彻底，其兴衰过程也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同步，不仅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还影响到了人民生活、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的各方面，并渗透到文学、哲学、逻辑、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音乐等）、天文、医药等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由于佛教的独特政治、经济地位，再加上佛教徒的处世思想，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佛教史迹具有很好的耐久性，有很高的历史、艺术、文学、建筑价值，同时，保护得较为完好，是中华文化辉煌历史的有力见证，成为我们现有的宝贵文化遗产。我国现有世界遗产共有27项，其中直接与佛教有关的就有敦煌莫高窟、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西藏布达拉宫、龙门石窟、大足石刻五项及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一项，其他几项都或多或少地与佛教有着各种联系。可以说，遍及中华大地的各种人文旅游资源，绝大多数都与佛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佛教旅游资源的利用，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加上并非主流文化，在宣传上存在大量的制约，因而利用现状并不理想，或者即使有较好的开发利用，也因为各种原因，很难达到最佳的利用状态。这是因为作为文化旅游资源，在开发利用时，应该考虑到其影响因素的特殊性，也就是文化因素本身对旅游活动的影响。三、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对旅游活动的影响文化因素对旅游活动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的先人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人文旅游资源，而且文化因素还会影响整个旅游活动的参与各方，影响旅游活动本身。文化因素对旅游活动的影响，最直观的一点便是受教育的程度对一个人是否成为旅游者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旅游活动具有“异地流动性”的特点，所以可能存在的语言上的障碍以及信息的获取难度较大，但这对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来说，要克服起来就要容易的多，而受教育程度低者则要难得多。许多人都把文化因素作为影响旅游活动或者旅游者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受教育程度高者确实在旅游者中所占比重较高，这一观点几乎出现在每一种有关旅游学的基础教科书中。1、文化差异对旅游活动的影响其实文化因素对旅游活动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而且还表现为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分别对旅游活动有不同的影响。以文化差异而言，对旅游活动的影响较大，许多人都认为：“广泛存在的文化差异对旅游者的有着强大吸引力，从而对旅游活动起着积极的影响”，甚至有人干脆给旅游下一个这样的定义①：“旅游是人们为了寻求文化差异所进行的一种暂时性文化空间跨越的行为和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行为、关系和影响的总和。”当然，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仅只有吸引一个方面，还可能存在排斥的一面，而且严重时会导致文化冲突，对旅游活动十分不利。笔者认为，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应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可观赏性与可参与性，因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活动都有不便示人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旅游者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但过多的窥探是很容易引起民族矛盾甚至涉及到国家间的外交纠纷。文化差异虽然对旅游者有吸引力，但是这种吸引力是有方向性的。同样的一个地区的文化，与别的国家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吸引力的方向上却是大有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条旅游线路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卖点不同的原因。由于这种定向性的存在，要求我们在线路营销时应该注意探索其朝向关系。例如，欧美旅游者对中国汉民族的习俗十分感兴趣，而日本旅游者则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而且来中国旅游的大多以青少年学生和老年人为主，成年人则多喜欢去台湾及东南亚。所以，文化差异吸引力的定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产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2、文化认同对旅游活动的影响文化认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体的影响涉及人生观与世界观，对群体、民族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学、艺术乃至民俗生活。其中尢以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因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而且还会凌驾于其他文化因素之上，认同的作用由此占了上风。例一：1998年11月25日，无锡灵山祥符寺大佛开光，尽管当时参与者人山人海，有数万人之众，现场维持秩序的公安武警战士就有数百名，尽管佛教寺庙是我国各地在招徕旅游者时都极力推荐的参观项目，但整个开光仪式上，除香港凤凰卫视一台摄像机外，镜头中很难再觅一部摄像机，即使是脖子上挂满照相机的摄影记者也没有见到一个，这与其他活动的报道场面中记者多于嘉宾，你推我搡地抢占有利地形的热闹嘈杂的场景形成强烈反差。究其原因，一是出席开光仪式的官员除当地统战部副部长一人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外，绝无其他官员参加，而新闻记者往往是跟级别比较高的官员跑；二是佛教文化已经不是我国的主流文化，并不被广泛认同，尤其是不被官方所认同，在如今非常注意控制舆论导向的形势下，出现既热闹又冷清的场面就不足为怪了。若不是香港凤凰卫视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