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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和戎”外交李鸿章是晚清的“外交第一冲要”,签订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等均为丧权辱国条约,时人称之谓“一生功过在和戎”。李鸿章作为一个时代的过渡人物,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书生身份参军镇压太平起义,崛起于晚清的重臣。青史凭谁论是非,今夕任我评功过。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基督教的入侵,与当地的文化冲突,矛盾日剧加深。1870年6月,天津民众因幼童迷拐牵涉望海楼教堂,抗议无效后怒烧望海楼教堂等教堂,这就是天津教案。深受儒家教育的李鸿章自然无法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入侵,但由于根据“理”和“势”,李鸿章坚持和议,推行“和戎”外交。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25名充军流放等。(参考李鸿章传,作者范书义)当中李鸿章对外的思想深受自身行军打仗的影响,敌强我弱便退让。加以曾国藩在对待此事坚决“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得意学生,自然顺从老师的意见。何况当时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对于西方枪炮畏如蛇蝎,若李鸿章的处理结果若无清政府的授意,即无法执行。但李鸿章存在无战事求发展的思想也为他以后的外交产生深远影响。19世纪中叶,秘鲁由于劳动力缺乏,通过不同方式拐卖华工进行艰苦的劳役俗称“猪仔贩运”。华工在秘鲁惨遭奴隶的待遇,受到种种的迫害,西方记者供认“华工较之黑奴又下等矣”(引自陈翰笙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在秘鲁华工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秘鲁到华谈判订约中国通商的最惠国,遭李鸿章阻扰,要求秘鲁将在秘鲁华工全部送回中国,并声明此后不准在华招工方能商议立约(引自李鸿章全集-奏折)。秘鲁请来英国公使威妥玛等各国领事与李鸿章交涉,经等李鸿章等人努力,中方至此达到维护主权和华工利益的目的,在晚清外交上实属特例。中秘交涉的成功,无外乎秘鲁弱国位置所决定的,当然少不了李鸿章的努力和精明。期间虽有英国的干扰,但不可否认秘鲁的相对较弱是李鸿章的强硬态度原因之一,恰恰表明李鸿章为清政府着想,不是卖国贼的证明之一。可以品出“势”的韵味,可以看出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在对日交涉问题上,开始时认为日本“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可联日抵制西方,故与日签订修好与通商条约,相互约束。但不久日本侵略台湾,遭受李鸿章强烈谴责,向各国提出抗议,但李鸿章也意识到各国未必肯出力,仍不断斡旋与各国。期间有官员提出“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自救”。李鸿章均不同意,认为中国羸弱现在无法用武力解决此问题。不久,日本又侵略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李鸿章认为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对此尤为警惕,但不希望与日本开战,进行艰难的谈判。朝鲜爆发起义,日本以此为借口出兵,签订日朝不平等条约,中国也从中斡旋。此后,日本在朝鲜秘密培养势力,同时俄国插手朝鲜,拉拢中国抗日。李鸿章本着“以夷制夷”的观念,不过心存警惕,在甲午战争后才真正实现联俄抗日。作为一位文臣兼武臣俩方面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李鸿章在对待外交问题出现存在缺陷,过度暴露自己的想法。对于日本的野心未及时洞悉,作为混官场的老油条未免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当然,清廷的腐败与落后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李鸿章与俄国初次交涉时是天津教案,收回伊犁开始才真正打交道。同治三年,在新疆各处发生了反清起义,觊觎新疆已久的沙俄出兵占领了伊犁,但被左宗棠率兵击败。但清廷派署的官员却被俄方愚弄下签订交还伊犁,并赔款的不平等条约。虽然李鸿章一直持加强海防,放弃塞防的观点,也不免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即使进一步分析条约的问题,但李鸿章仍对改约十分消极,除了观念问题和与左宗棠有矛盾外,更重要的是不希望与沙俄交战。改约问题在于派署官员之权利,各国公使向李鸿章提出不该治该官员的罪,于是清廷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李鸿章的言行遭受朝中张之洞等人参议其不能站,专议和,故李鸿章自入冬以来久不与谋俄事。曾纪泽经过艰苦谈判收回伊犁和一些利益,李鸿章对此感到满意。不久,李鸿章对俄国违约占领柏米尔进行交涉,由于清楚认识到柏米尔的重要性,李鸿章力争谈判的主动权。主张利用英俄在柏米尔矛盾抵制俄国,俄国因无理而日趋被动,故采用拖延战术,不久柏米尔因清廷无力解决而搁置。主和的李鸿章的迷梦“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被法国侵略越南粉碎,越南作为清廷的藩属国理应受到保护。为维护西南边陲安全和宗藩体制,李鸿章提议一边采取军事措施,一边准备议和。在法军攻陷河内以后,谈判方面在曾纪泽强烈态度下双方僵持不下。不久,李鸿章奔丧回来,在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会谈中,李鸿章因对法国的真正野心尚未洞悉,仍认为不宜开战,但坚持法国不得灭亡越南。虽中法战争仍断断续续在进行,清廷密谕李鸿章全盘筹划,保全中法和局,议和仍暗中进行。1884年5月,中法双方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此时李鸿章认为大局已定,天下太平。但法国内阁改组后,新内阁认为此约对中国勒索太少,撕废条约,扩大对华战争的恶潮。法国的进逼,也让清廷大为恼火,绝大多数官员对李鸿章恶意相向。清廷对法宣战,李鸿章迫于形势也只能说唯有用兵,但不免抱有消极应战,积极求和的态度。李鸿章看出清廷求和之心,但抛不开面子,因此《中法停战条件》没有签订成功。1885年3月,中国军队连续取得大捷,但如此大好形势下清廷仍作出妥协让步,签订停战协议。6月李鸿章正式与法方代表签订《中法新约》,使法国获得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中法战争时即使中方可能战败,但李鸿章的消极备战是一大错误。李鸿章拥有大局观,但是一些具体问题上处理不到位。法国的变局也未能及时收到消息,可见议和一直是李鸿章存在的想法。当然李鸿章的想法少不了清廷的支持,才可能成功。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日本利用此事引诱中国出兵,而后以此事迅速向朝鲜出兵,控制朝鲜有利战略地位,中日矛盾激化。清廷解决农民起义后,日军仍不撤军,李鸿章想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日本步步紧逼,但李鸿章绝不赞成开战,深知清廷实力不足。李鸿章组建的北洋海军仅仅八舰艇堪守,是因慈禧挪用军费修理颐和园。日本劫持朝鲜国王后,扶植傀儡政权后对中国不宣而战。在甲午战争中,清廷遭受惨败,北洋海军覆灭。清廷以后之心已有,推给李鸿章去议和。李鸿章前往日本与日方进行多次谈判,在日方的以开战威逼下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即使李鸿章尽力斡旋,但日本仍在日本强势威逼下和清廷已被打怕了下签订了。北洋海军的覆灭有李鸿章不抵抗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慈禧挪用军费,致使装备落后,而李鸿章又认为弱不能胜强,想保存实力。李鸿章的军事上大局观不如曾国藩,行兵打仗才是其强项。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一场强烈反对列强瓜分中国阴谋的反帝活动,而清廷顽固派也想借此发泄对洋人的不满。义和团在京城攻击外国使馆,各国以此为借口出兵镇压义和团。慈禧此时收到有关外国政要迫使其归权光绪帝的谣言,暴怒之下强迫光绪帝向各国宣战。李鸿章对此担忧,电奏“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祸,奈何!”【李鸿章全集,作者顾延龙,叶亚廉】,并提出“先定内乱,再弭外侮”的解决方针。多方努力之下,清廷顺着阶梯下来,同意保护使馆和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借公使生死为由,继续其侵略步伐,不久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北京。清廷放下抵抗立场,迫切希望议和,下令李鸿章便宜行事。李鸿章即使痛恨八国联军烧杀抢掠,但议和是维护清廷苟安的唯一可能。期间李鸿章在各国坚持惩凶的压迫下,望清廷下谕惩罚祸首以达到协议签订的可能性。1900年9月7日,李鸿章与德、奥、比、西班牙、美、法、英、意大利、日、荷兰、俄十一国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李鸿章在谈判中妥协,为的是极力保存清廷的苟安,但条约中各种威胁却并未意识到。是李鸿章此时希望清廷完全放弃对外的抗战,“臣等伏差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李鸿章全集-奏折】,可见李鸿章已在思想上对列强屈服。纵观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李鸿章在外交方面令人失望。过度渴望求和是其外交的一大缺陷,没有勇气去面对强大的敌人,自认为韬光养晦。但清廷的腐败与落后是其在外交方面失败的主要原因,弱国无外交表现淋漓尽致。西方各国之所以认可李鸿章代表清廷出席谈判,是存在其思想上主和,而且过度暴露自己想法。若没有李鸿章,清廷也会出现张鸿章之类让外国认可可控制在他们谋取利益的范围内出席谈判的人。但张鸿章之类未必有李鸿章做的好,像曾纪泽之类已被外国所排斥,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在谈判中极力为清廷争取利益,即使每一次是吃亏的。而且清廷需要有重量的人物做替罪羔羊,维护所谓的皇家脸面,即在外国方面转达其议和的心思,又可将骂名加在李鸿章身上。李鸿章一心为清廷谋发展,认为清廷实力不足与外国抵抗,希望无战事而谋发展。三方面下,李鸿章毫无疑问成为清廷出席签订条约的第一人选。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是失败的,缺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需要承受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是当时中国正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前进,李鸿章的见识相对狭窄,但当时清廷的腐败与落后是其失败主要原因,李鸿章不过是清廷与外国交锋时比较大的蚂蚱。注:此篇论文中外交事件主要参考《李鸿章评传》(下)和《李鸿章传》。评价观点仅仅为个人观点,若出现错误,敬请原谅。12
本文标题:李鸿章之“和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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