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湖南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作者：刘雯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点击数：448更新时间：2010-3-2文章录入：admin］消费、投资、出口俗称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强调“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并明确提出“重点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在当前“扩内需、保增长”的重要经济转轨时期,深入研究我省居民消费率偏低、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对于解决现阶段高经济增长率、低消费率的现象,推动省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文献综述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现阶段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展开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认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结构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善,未来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多,从而造成中国现阶段总消费不足(龙志和、周浩明,2000;罗楚亮,2004)[1][2]。其二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也会造成现阶段总消费不足(刘文斌,2000;袁志刚,朱国林,2002)[3][4]。其三是,即使收入大幅增加,消费者仍将受消费惯性的制约。吴鹏飞、陈漓高(2007)还指出,农村居民的消费惯性更为显著。因为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的消费选择范围扩大,消费意识趋向多元化,随意性增强,消费惯性逐步减弱[5]。除此之外,一些文献还认为流动性约束、实际利率也会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影响。相关文献中,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研究居民消费率的资料不多,有少量国内文献间接涉及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王刚(2006)通过对未来北京居民年龄结构的演进及相关年龄组人群的消费结构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北京居民储蓄率的下降[6]。王金营等(2006)通过将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折算为标准消费人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即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将部分抵消由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增长,同时还发现,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7]。本文拟从人口年龄结构出发,利用1988-2007年湖南省内统计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考察湖南人口年龄结构(即儿童和老年抚养系数①)是否是导致现阶段省内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本文还试图研究湖南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期为今后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二、理论基础及实证分析1.理论基础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简称LCH),消费者根据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对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该理论将人的一生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一般来说,青年时期收入较低,举债消费,出现负储蓄;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逐步稳定,其收入除了用于自己消费以外,一部分用于抚养下一代及偿还原先举债,一部分储蓄起来用于退休后的生活,此时正储蓄;而退休以后,收入下降,消费又会大于收入。该理论还认为,由于各个家庭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在人口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长期看边际消费倾向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比例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会随之变化。也就是说,当劳动人口所占比重上升时,居民消费率下降;反之,若儿童和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上升时,用于抚养儿童和赡养老人的费用支出上升,则居民消费率相应提高。1988-2007年间,湖南人口总抚养系数从51.02%下降为37.19%,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率也由1988年的62.38%降至2007年的43.06%。2.模型建立及变量描述基于上述理论及有关影响居民消费率因素的文献,本文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引入滞后消费,建立下列方程:CGDPt=β0+β1InINCt+β2CGDPt-1+β3YDt+β4ODt+β5RUIt+β6FISDt+vt(1)被解释变量CGDP为湖南省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按支出法计算的GDP的比重。解释变量依次为:人均收入水平(kINC)、滞后消费(CGDP(t-1))、儿童抚养系数(YD)、老年抚养系数(OD)、城乡收入比(RUI)、湖南公共财政赤字与GDP之比(FISD)。其中,儿童抚养系数(YD)和老年抚养系数(OD)是本文的关注变量。人均收入水平(InINC)等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加权平均并取对数值。其中,权重为城镇与农村人口分别占湖南总人口的比重,变量取对数是为了消除异方差性。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主要的因素。滞后项(CGDP(t-1))用来描述消费惯性。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认为,人们的消费具有惯性,即前期消费水平将影响下一期的消费水平。城乡收入比(RUI)等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用它来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国内实证结果几乎一致认为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公会造成居民消费下降。FISD是湖南公共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该变量反映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本文样本区间为1988-2007年,数据取自于历年《湖南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8][9][10]。3.实证结果分析运用Eviews61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首先,关注变量之一儿童抚养系数(YD)的回归系数为0.4048,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与生命周期假说基本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近年来湖南儿童抚养系数的下降,是造成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潜在因素。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自1978年我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历经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成效显著。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湖南省共少出生人口3400万,超过匈牙利、保加利亚、新加坡3国现有人口总和。虽然,当今父母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大幅增多,但单一子女家庭抚养费用的增加远小于多子女家庭的抚养费用,造成湖南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二是中国历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减少,父母会增加储蓄用于退休后之需,这也将造成湖南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另一关注变量老年抚养系数(OD)的回归系数为-1.0463,与居民消费率负相关,其结果与生命周期假说是不一致的。虽然这个结果依赖于所使用的计量模型和数据,但两个变量之间的负相关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与国外老人退休出国旅游、尽情享受余生有所不同,我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老年消费倾向低,一辈子省吃俭用,为下一代的成长呕心沥血。退休后,由于收入下降,更是粗茶淡饭,死后还留下一大笔遗产赠与子女。其结果是,即使老年抚养系数上升,湖南居民消费率仍明显下降。同时,我们将模型中的儿童、老年抚养系数用总抚养系数来代替,考察湖南总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实证发现,湖南总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正相关,与LCH假说一致,说明湖南地区老龄化程度尚不明显,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总体趋势是正相关的。其次,滞后消费(CGDP(t-1))的回归系数为0.3171,表明湖南居民消费具有惯性,前期消费率的下降将进一步造成居民消费率的减少。城乡收入差距(RUI)对湖南居民消费具有负相关,进一步证实了收入分配不公对消费的影响。公共财政赤字与GDP之比(FISD)与居民消费正相关,表明政府支出或转移支付的增加将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引致效应。最后,常数项为正说明,若各解释变量为0时,居民消费率为33.06%,也就是居民的自主消费约占地区GDP比重为33.06%;人均收入水平对数的回归系数0.0076,表明湖南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居民消费率将增加0176个百分点。三、结论和建议1.主要结论本文利用1988-2007年湖南省内数据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湖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本文意外地发现湖南各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即儿童抚养系数(YD)与居民消费正相关,老年抚养系数(OD)与居民消费负相关,这与LCH和现有文献的结论不同。第三,湖南居民消费习惯相对稳定,经济的快速增长仍将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下降。第四,湖南多年来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引致效应,因而可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推动居民消费率的进一步增长。2.对策建议基于以上结论,针对湖南现有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提出几点对策建议:第一,积极发展教育产业多元化,扩大居民对教育消费的支出。湖南日益显现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人口条件,但随之产生的竞争压力也日趋增多。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强,使得居民更加重视教育的投入,教育消费支出也将成为居民消费中长期的热点。一方面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另一方面也纷纷“充电”来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因此,要打破以往的教育模式,根据不同年龄结构特点,积极发展教育产业多元化。第二,注重消费产品市场细分,刺激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水平。随着总抚养系数的下降,巨大数量的中青年人口,将成为湖南消费需求的主力。追求个性、时尚的青年人口,对电子产品、网络服务、旅游消费需求强劲;而中年人口,其稳定的收入水平将侧重于对中高端消费产品的扩张,同时,强烈的投资欲望,使其对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消费需求持续增强。第三,发展消费信贷,释放中青年人口的购买力。由于湖南居民消费具有惯性,因而要改变某些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特别是潜藏巨大购买力的中青年人口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在净化消费市场的条件下,乐于消费。发展消费信贷,扩大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此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收入水平、理顺分配机制等措施也将进一步提高湖南居民消费水平。注释①人口年龄结构通常用儿童抚养系数(0-14岁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老年抚养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和总抚养系数(儿童和老年抚养系数之和)三个指标衡量。参考文献[1]龙志和,周浩明.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0,(11):33-38[2]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4,(04):100-106.[3]刘文斌.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制约[J].经济学动态,2000,(09):13-16[4]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及对中国消费不振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02):69-76.[5]吴鹏飞,陈漓高.中国居民消费行为解析——1980-2004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协整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7,(22):6-8[6]王刚.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06,(9):143-148[7]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1):29-36.[8]湖南统计局.湖南统计年鉴1989-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2008:72、97、161.[9]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2008[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2008:16.[1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9-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2008:409.作者简介：刘雯(1981-),女,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商学院2007级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来源：《消费经济》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