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翻译

变科举议以前我在先师林则徐的公署中陪同喝酒。有客人说：“国家用八股文来收揽人才。但它所收揽的并非是国家所能用的。”同坐的有龙岩的举人饶廷襄。这个人平时就有狂放不羁的名号。他是老师的老朋友。他喝下酒后，很随意的说：“你被明太祖欺骗啦，明太祖凭借枭雄小人和猜忌来统领天下。全天下奇伟和有特殊才能以及绝技的人，一起向他发难。认为经义诗赋，都是借助于读书考究古籍，这种办法不亚于给老虎插上翅膀，最终将会不可控制。想要寻求一种可以禁锢住学者心思才华气力，又不能够再成为读书考究古书的学者的办法，最好的就是八股文了。所以明太祖果断采用这种办法。”这一例子就是孔子孟子通过明天理来载道明理。这种控制人的办法就是唐太宗笼络英才的办法，这种心思就是当时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的心情。再加上用点名搜身防止作弊的办法来打击他们廉耻之心，同时大力颂扬考中的举人进士，给他们举办宴会，让没考上的羡慕他们。三年考一次，这一次考试失败了，下一次就能考中，一次又一次，很快人就老了，不能够成为我的忧患了。这样明太祖的愿望就达成了。明太祖这样做的意图是破坏并衰败天下的人才，并不是造就全天下的人才。你的这种言论，明太祖听到了能不在地下笑话你吗？”这时候老师林则徐举杯说：“你应该为你这奇异的言论满饮一大杯酒。你这狂放不羁的形态还是和以前一样。”大家一笑而过就罢了。我因为年龄小坐在后面，不敢多说一句话，退下来后思考之前饶廷襄说的话。洪武年间，曾经停止科举十年，继而又和招募制与荐举制一同使用。例如将典史提拔到都御使，秀才提升官员做尚书，监生提拔到做布政使。那些监生和荐举上来的人才，以参用者居多。等到专门用科举来录取人才，，是在隆庆年间以后。我固然知道饶廷襄的言论是不正确也不是正统的。况且明朝初年的八股文，没有不取自于经史的，明初用来取材的八股文，是孕育于唐宋古文里面的。考试的文章也有一定的范式，考试合格被录取也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不是随随便便做的，嘉庆道光以来科举考试标准降低，渐渐不如从前了。至于到了近代二三十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像赌博凭运气一样。非常好的人才没有录取到，非常差的考生没有淘汰掉。错误的方法流传，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所以不可以再用这种方法来收揽人才。这个时候必须改革科举了。广泛看以前的历史，收取人才的方式经常改变，得到的人才也纷纷出现。没有轻重之分。那些讨论的人说盛水的容器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盛水的容器是方的水就是方的。不管用什么办法得到的人才不外乎这几种人。柳宗元的《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因为他所崇尚爱好的是文学，所以就把它移植过来用了。”这可以说是通论，为什么这么说呢？通过考试来收揽人才，不过就是区分他们聪明才智能力高低罢了。考试的内容是经义，就用经义来区分聪明才智高下；考试内容是词赋，就用词赋来区分他们聪明才智高下。所以虽然办法不同但所得到的内容是相同的。如果考试的东西太容易，那么考生聪明才智高低就无法分辨。科举考八股文，是从王安石下令让吕惠卿，王雱写《熙宁大义式》开始的。元祐年间，中书省上书说人才好坏界限差的不是很远，不容易考试，也就是说考试太容易了。至于现在的八股文，就更容易了。顾炎武说：“科举考试的目的，是想让考试变难，不想让它变容易。”诚然是这样说，但自己能否能知道难度。中等才华水平以下的人，有度德量力的心。不可能不会知难而退。抱着侥幸心理的人还是少。考试难了人才好坏可以分开。这样中等才华以上的人就有实至名归的效果。更加愿意因为考试难而见到自己才智的奇巧。这样勤奋自勉的人就多了。况且，多一份刻苦攻读的时光，就少一分嬉戏游玩的时间；多一个读书升官的人，就少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这样崇尚文学的风气就会振兴，士子们的学习态度也会端正。那些负责选拔辨别考生的人也容易识别考生优劣，不至于因为外界诱惑而模糊；才智的高下难以符合自己的心意，也不敢颠倒黑白。这也是考试难了的效果。至于所谓的难。不外乎功令中的经解、古学、策问三项而已。适宜把经解放在第一场，以经学为主，凡是考据学问到了三代以上的都附在算学中。经学应该先汉朝后宋朝。没有别的原因。宋代经学空乏汉代充实。宋代简单汉代难。把策问作为第二场，以史学为主，凡是考据学问在三代以下都是。把古学作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诗赋，各种体裁的诗各一首。三场分别设立一个考官并且分开批阅。因为合在一起批阅就会有所偏重。这样的弊端就是以一门的好坏作为录取的依据。还不如分开批阅好。应该让科举出身七品以上京师官员，每一场各选举出一位可以担当考官的官员，会同考官一起一共三人，把名单交给军机处，军机处再发到各部，将名单汇总为一个册子，凭得到推荐保证的多少作为排名的顺序。到时候列出名次靠前且不是京师籍的十个人听候选拔。同时还要多选几个以备用。这是为了防止舞弊。没有被选上的不参与选拔。这是为了表示公平。在封闭考场内进行考试的事宜，同原先制度一样。有的人怕考试内容多了，怀中夹带的没用处，搜身检查可以按照旧制度同时更加严格。搜出来的夹带烧掉并且驱逐考生，但不给予惩罚。三场考试各自编号，分别送到三位考官那里，各自检视原额倍中。送到监林冠那里。考核结果得到三个优的作为举人，两个优的作为附贡，一个优的按照廪增附的旧制，作为廪贡，增贡，附贡。第二科附贡得一个优，廪增的副贡得两个优，都准许递升。不论经策还是古学，都一并计算。因为专门精通学问与专门擅长技能，也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会试的一切如同乡试的办法，以三优的人作为贡士，两优一优作为副榜。就像中正榜誊录的方法那样。下一科也准许合并计入。殿试也分三场，但是删去复试中的朝考。并得到宰相的批准，减掉篇数。这一点要下令尽力去办。皇帝指派三个读卷官，各自分头录取。礼部大臣汇总核查。三优的列在第一，紧接着列出两优一优的。都按照经史古三者排列。周而复始，这就是长榜。分出三甲并上呈，让皇帝裁定。殿试后皇帝召见新考中的进士，点名唱传按照旧时礼仪。至于学政，让所有京师官员推举这三科都擅长的人来担任，也不论来自哪个省和官职大小。童生在县府考三场，不复试，这是回归到简单。血症监考三场，都分开录取，可以多于原额，并提调汇总比较。以三优的作为附生，两优一优作为脩生，仍保留学籍。与下一届一同计算。生员则在新章初试之后，按照三优两优一优的顺序造册，学政主持这项工作。只有山长不保优的人，不给于贡生名分，遇到拔优恩岁贡等参加例外考试与廪增的，按照先前造的册子顺序补。作为廪监，增监，附监的，准许出学。但那些花钱买来的贡生监生一律停止不让参加考试。生童在京师游学的，让他们到大宛应试，就像在原籍一样。根据人数确定名额。生员允许合并计入原有的名额征用。那些回到原籍的考生也是这样。凡是国学和所有的书院的学生都要通过这三项考试。在朝中有名额的，不准再考。国家获得的贤才，将来是要用来治国安民的，只通过文章考试求得，只以俦人就没办法识别。为此就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办法。看历朝历代，考试都是一件大事。只有经过磨砺才能成为经世致用的人才，还留恋在学校中是为什么呢？那些人侍宴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这是歌颂太平盛世的意思。至于京师朝廷官员还在考场中考试，从古至今都没有过。那些二三品的官员，在五六十年历还在戴着眼镜练书法，没什么用处。因此从翰林院庶吉士的甄别考试到御史军机中书学正策等一系列考试，都可以废除了。、改会试议国家将要收获所培养的人才所带来的回报，应该寻求安抚体恤士人的方法。在四民之中，士最为珍贵，也是生活最清苦的，且不说卖货的商人他们自己，农民，工匠勤劳出力，这几类都能自给自足，唯独那些安分读书的人。他们修书给人祈福所得的收入，也不足以赡养一家八口人。他们平时受的苦，已经和平民很接近了。等到他们应试的时候，那些舟车，旅社，口粮的花费还有代馆事，准备试卷，处处随时都需要费用。这些带给士子们的辛苦又加重了。省试的路途比较遥远，时间比较长，那士子们的辛劳更是加倍。至于到了会试，就必须离开平时读书的地方，收拾口粮打点行装。期间跋涉几千里，花费的时间用年来计算。辛苦与花费是先前的十倍。这样士子们的辛劳就更加加重了。在京城聚集待考的据统计有几千人，平常那些殷实之家里面十个也就一两个，中间阶层的人家的资产往往因此而减少，更何况家境贫寒的呢？有谚语说：“举人是败坏家产的人，是不顾性命的人。”又有谚语说：“到了举人们年老的时候他们身上的盘缠就少了。”这不是空话，考试借贷的钱不够了，就继续用典当的方式，当典当也不行的时候，就苦苦请求有钱的人。那些贫寒饥弱的人每日每夜都在乞求怜悯，乞求有钱人能给予点。强势的人在乡里横行霸道，与官吏一同分享好处。他们没有廉洁和羞耻的心理。他们破坏法律扰乱秩序。这种习惯被固定下来。那些已经得到了足够好处的人就会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做官。看看他们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吗？得不到好处的人就恣意妄为无恶不作，尤其是像黄巢，李岩这样的人。那些循规蹈矩本分自爱的人，有所顾虑不敢尝试。偏远省份的人一次考试不中，或许一生都无法报效国家。他们虽然有皋，夔，伊，旦那样的才华，不也是一辈子都用不上吗？这件事对士子有害，对国家无利。深究起来最大的害处仍旧归到国家，统治者们应该考虑一下了。我认为那些偶然得到的举人的士子们，论他们的进阶，他们在举人阶段应该得到贡士之上的出身。国家既然可以给予乡试考官选举人的权利，为何不把选贡士的权力一起都给予呢？国家应该在乡试榜发布一个月以后就借用省内的考场进行会试，确定选拔的若干人等并录取其中一人。这一切都按照乡试的办法，只有考中的才下令让们进京参加殿试。这也是体恤士人的一种办法。广取士议明初录取士人的办法，主要是三种途径并用，即用科举的办法，用招募的办法，用荐举的办法。这可以说方法很广泛。但我单单痛惜这三种方法都没能很好延续下来。因为科举专门重视八股文，所以没能很好延续下来；人才好坏不能分辨开来，因此招募法没能延续下来；至于荐举，适宜用在人多的情况而不是一两个人情况，适宜用在下层官员中而不是上层官员。历朝历代用人，大都是宰相举荐自己众多的幕僚，长官举荐自己下属的官员。所以能够鉴查人的品行才能的就是才华出众的人。这就算是尧舜那样的帝王也做不到。宰相仅凭着一人的审查了解，就收揽天下的贤才。在这过程中被遗忘忽略的差不多会有十之八九，过于泛滥也有十之二三。至于那些下属的官吏们他们寻找人才的途径更是狭窄，人才的事迹更是平淡无奇。有的按照规定维持着现状有的就遵守规定。这两种办法都不足以得到想要的人才。北魏设立九品中正制的选拔方法，在郡和县各设置一名大中正。但这种方法好像是用在人多的情况，用在下层官员选拔中。但他们就凭自己一人就察举确定了成千上百人的品行。因此这种方法依然是用在一个人的身上。大中正不能矫正纠正他所推举的。这依然是对上层适用。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公平不透明的。现在我想在科举取士之外，广泛推行取得人才的方法。那就是地方长官的下属提前给出意见，又下令各州各县有户籍的，在京城的，在外地的各类乡绅以及诸生，各乡的正副乡董，各自举荐一名才华与德行出众的人。那些许久都没见到过的特殊的人，公众称论他们都是屈才的人，以及才华德行出众但文章与学识一般的人，或者是近来听说在山间隐居，从不参加科举的人，或者是有奇特的才能，有绝技的人。州县核查那些得到荐举最多的一两人向上级汇报，并与山长学政一同商议，广泛听取民众言论。概括他们特异突出的地方，将他们列入推荐的文件中。那些有诸生出身的人赏赐给举人出身，举人出身的人赏赐给贡士出身。会试和殿试在一起举行。这种方法三年实行一次。这种方法就是荐举的权利用在大多数人的身上而不是几个人身上，用在下层民众而不是上层少数人。这样也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人才了。制洋器议这是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惊奇愤怒。凡是有良知血性的人都会因此而怒发冲冠。是因为现在幅员万里，地球中的第一大国受制于外国小国。以三百六十度来计算地球周长，每一度长二百五十里。但有人说二百里，有人说二百三十里。如果用圆周来累计计算的话。海洋占去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实际的面积有十三亿五千万平方米。我们的大清国北面从兴安岭开始，南面到崖州，距离是四十三度，共计一万七百余里；东面从库页岛开始，西面到噶什喀尔，距离是七十七度，共计一万九千余里。截去多余的来补充少的部分的话，南北大约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