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TAFE学院与中国高职院校的比较

澳大利亚TAFE学院与中国高职院校的比较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育经营系何文超【摘要】本文基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已有一定发展的现实情况，通过掌握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对两国承担高等职业教育的院校进行对比。通过这样的对比，明晰目前中国高职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并且在借鉴澳大利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澳大利亚、中国、TAFE学院一、问题提出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策略和框架体系引导下，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已成功构建了以行业为主导、以能力为基础的灵活的职业教育体系。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总人口中有13％是职业学校学生，高中年龄段40％的学生都在接受职业教育，25岁至64岁的公民中有31.4％的人具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其职业教育普及率居世界第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过程中，离不开其独具特色的TAFE教育体系（即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简称TAFE）。TAFE学院是澳大利亚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办学主体，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政府、行业与学校相结合的相对独立、多层次的综合性职业教育机构。每年有超过100万的学生在全国大约250所TAFE学院注册学习，其学生数量占到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70%。[1]在中国，与澳大利亚TAFE学院相对应的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统计显示，2004年中国高职院校招生达237.43万人，占高等教育招生数的53%；在校生595.65万人，占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45%，1999年仅为398.06万人，增长率为150%。高职院校1047所，1999年仅为161所，增长率为650%。[2]这种发展速度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罕见的，它是否构成了过度发展，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高等职业院校同样是高速发展，两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呢？本文将用外部影响的角度总结两国高职学校的发展历程，然后进一步对两国高职学校体系内部的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和就读学生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从中得到一些有益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启示。二、发展历程（一）澳大利亚TAFE学院的发展历程近三十年来，TAFE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就其发展历程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基础与变化发展时期、八十年代繁荣昌盛的黄金时期和九十年代系统重构与大力发展时期。[3]1、基础与变化发展时期1973年3月，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部成立了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1974年这个委员会的教育部长提供了一份著名的坎甘报告，报告阐述了“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内涵与定义，并建议联邦政府要向各州政府提供资金。1975年5月该委员会又提交了另一份报告。该报告的采纳，为TAFE带来了一系列的效益，提高了公众对TAFE的认识与了解。[4]可以说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的成立以及两个关于TAFE的报告为TAFE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6-1982年是TAFE发展的增长期。在此期间政府出台了许多重要的报告和政策，对TAFE的教育观念和教育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TAFE不仅被看作为重要的教育成分，而且逐渐地被人们看作为执行联邦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载体。这种认识是通过增加对TAFE的资金投入体现出来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TAFE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它成为当代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并以全国统一的形式将TAFE这一称呼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载入国家文件中。TAFE体系的构建是澳大利亚高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同时，高等教育学院的职教功能弱化。2、繁荣昌盛的黄金时期1982-1987年，是TAFE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因为各州之间开始了国家范围内的合作。在澳大利亚TAFE指导委员会的努力下，于1981年11月在阿德雷得建立了TAFE研究中心，其主要动机是研究开发国家主干专业，促进专业内容全国统一，分享专家经验，减少专业开发成本和开发研制收集全国范围内TAFE统计数据的系统：1983年研究编制了包括4个主要分类和19个子类的职教专业分类方案，并获得澳大利亚TAFE委员会的通过；1984年研究编制出新的TAFE证书命名法模型。[5]新的专业分类和新的证书系统的建立，标志着澳大利亚国家TAFE系统结构和理念有了新的进展。由于澳大利亚政府的重视和支持，TAFE学院不仅顺应了国家的发展，而且满足了各州的需求。从80年代开始，TAFE学院就成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主要提供者，在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和高等教育系统中居主体地位。80年代中期以来，TAFE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的总和。3、系统的重构与大力发展时期1987-1992年是TAFE系统结构和职能不断变化的时期。对于TAFE本身来说，主要是向“培训市场”发展，向“以能力为基础的训练”转移，向“技能综合”推进。在联邦政府层面上，国家管理体系与结构发生了主要变化。在这后一时期，联邦政府先后成立了“就业、教育和培训部”，“国家就业、培训董事会”和“职业教育、就业和培训顾问委员会”。同时，先后颁布了一些政策，如戴文森（DEVESEN）报告等。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以能力为基础的训练”的要领概念。这些是造成各州TAFE系统重构的重要原因。各州和地区TAFE系统的历史差异和随着州“就业、教育和培训部”的成立，各州均以不同的方式重构TAFE系统——第一是要把TAFE纳入就业和培训范畴，第二是把TAFE从政府职能转向商务活动和增加收入上，第三是把管理权利移交给TAFE学院。1993-1999年是TAFE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这段期间，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ANTA）的成立；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QF）的建立；澳大利亚认证框架（ARF）的建立；培训包（TP）的引入、实行与推广；新学徒（NAS）系统的推广；政府教育机构及VET（职业教育培训）和TAFE管理机构的调整和合并等。经过多年的动态发展过程，TAFE已经成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形成了一种在国家框架体系下以产业为推动力量的、以客户为中心进行灵活多样办学的、与中学和大学进行有效衔接的高质量的教育培训体系。（二）中国高职院校的发展历程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这时期里，高职院校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前进的步伐可分为几个阶段：80年代初期的高职试点时期，90年代前半期高职在小范围内的推广及结构改革时期，90年代后半期的铺开举办高职时期，世纪之交高职的深入改革时期。[6]1、80年代高职的试点时期对于发展高职的学术讨论早在80年代初己经展开，并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是：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职，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80年代中期，为推动高职的发展，国家曾从世界银行争取到3500万美元的贷款，集中支持17所职业大学的发展。1989年，全国有职业大学117所，在校生7.5万人，专任教师近万人。[7]这一《决定》使得职业教育包括高职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全社会对它的传统认识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同时进一步推动了高职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为后来高职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1986年，李鹏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高等职业学校和一部分广播电视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应该划归高等职业教育。在这之后，高职教育有了更广的外延，教育对象变得多样化。2、90年代前半期的发展与改革1991年1月，国务院五部委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其中提出：90年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任务及大力发展的主要内容，要求在集中力量办好一批起示范和骨干作用学校的同时，普遍提高职业教育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把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此推动下，高职在数量上迅速上升。这为高职教育的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些战略部署，都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包括高职在内的职业教育事业，提出了明确的方向、目标、任务和途径，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根据中央的部署，中某础上，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教学工作、师资队伍建设、学制、建立重点学校、评估标准等提出了一系列规定和基本原则。河北、辽宁、江苏等省的人大常委会相继制定和颁发了地方性法规——《职业技术教育条例》，从而使中国职业教育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轨道。3、90年代后半期的规模发展进入90年代，在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的高移，高素质技术和生产管理人才大量缺乏的矛盾日渐突出，高职的社会需求直接显现出来。再者，9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普高热”和高中教育阶段职业教育招生比重持续滑坡的现象，成为社会大众对这种非公平教育体制的自觉反应。于是，国务院于1996年6月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口号，并于1997年发布了《关于高等职业学校设置问题的几点意见》，确定上海、江苏、辽宁、北京、天津、广东、浙江、黑龙江、河北、河南10省、市开展高职试点。自此，在中国争议已久的高职被正式提上议事归程并在一定范围内掀起了高职试点的热潮。截止1999年底统计，中国高职高专学校共1345所，占整个高等教育学校总数的69.26%。2000年全国共有高职高专毕业生99.84万人，占整个高等教育的50%。[8]1998年12月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领导人又一次提出发展高职的任务，使得发展高职的问题重新成为一个热点。明确提出了通过“三级分流”，建立初、中、高相互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确定了“三改一补”[9]发展高职的基本方针，高职地位得以确立。试点一段时间后，1998年，新组建的教育部高度重视高职的发展，提出了“三多一改”发展高职的方针，即多渠道、多规格、多模式发展高职，重视教学改革，真正办出高职特点。4、世纪之交的深入改革世纪之交，高职规模初成，但一时间遇到林林总总的问题，如就业率低、生源少且质量差、缺乏市场竞争力等，还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如学程的长短问题、办学模式问题等。为此，教育界内外都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它事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由此，新一轮更为深入的改革拉开了序幕。1999年1月，教育部、国家计委下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更明确提出高职由以下机构承担：短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内设立的高职机构（二级学院）、经教育部批准的极少数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合格标准的成人高校等。这样就形成“多车道”一起办高职的繁荣局面。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高职纳入素质教育范畴，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同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真正办出特色。主动适应农村工作和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培养农村现代化需要的各类人才。这表明，高职在国家整个教育政策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基本确立了培养目标。2002年9月4日《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中国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到了新的高度。2004年2月10日，教育部下发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更明确的提出：以就业为导向，大力推动职业教育转变办学模式。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