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巫文化风俗

楚地巫文化风俗屈原创作《离骚》时采用“香草美人”的手法塑写自我形象。在其波云诡谲的文字世界中，能够看到屈原引入了众多富有浓厚楚文化的香草来构建内涵纷纭的象征体系，期望能在此此氛围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从现实的无奈中实现自我超越与解脱。而在楚地风俗中，可以实现此岸与彼岸、神人沟通的交往只有巫。而《离骚》中的屈原正是借用楚地巫文化中的神人沟通功能，以巫的身份实现内心痛苦的倾诉，以得到苦难现实的解脱。本文试论之。文学起源于巫术的观点，从18世纪以来，已经被弗雷泽、哈特兰特、维柯等人类学家逐渐阐述，他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关注到了早期人类信仰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尤其将先民信仰世界中的神秘力量视为文化产生的重要力量，应该说有很大启发性。鲁迅先生就认为文字起源于巫事：“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术使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纪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1能够看出上古时期巫师与史官为同源，巫记神事，史记人事，两者合而为文字。刘师培也认为文辞起源于巫师：“古代文辞，恒施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辞特工。”2王国维在《宋元戏剧史》中探讨中国戏曲起源时，谈到“歌舞之兴，其适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3认为戏曲起源也与上古社会巫术有关。可见文学的早期形态的确会受到巫术影响，而巫术中的巫祭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的发生方式。自古巫师具有交通神人之间的功能，降神上古巫祭主要通过享神和娱神两种方式实现的。享神即采用祷告的方式，用祭祀之礼享神，巫师陈词举行仪式。如《诗经·周颂·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簴，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鼗謦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此则记载就可看出巫师作为祭主举行祭祀活动。娱神则多用歌舞祈求神灵降临，通过巫祝实现神人交通。《国语·楚语》：“巫觋之兴，在少槔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巫文化祭祀中，巫覡以神鬼为凭依，逐渐形成舞蹈、音乐、唱词等综合艺术形态，并在楚地扩散开来最后在楚辞中得以长久保留。屈原祭祀《汉书•地理志》在记载汉时楚地风俗时有云“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佚）枝柱，与巴蜀同俗”。《史记•封禅书》亦言“九天巫祠九天”。屈原时代，楚王也“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4。由此可以推知其时楚地巫风之盛。如此屈原身为楚国贵族也必定受到此风俗浸染。屈原作为三闾大夫屈原必定受此风气浸润并接受巫术，因为一方面屈原身为楚怀王重臣，曾得怀王重用。因楚怀王笃信巫术，若屈原不信巫术不通巫术而得其信任，并被委以重任以改制宪令是很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在巫风炽盛的楚文化氛围中，屈原若不信巫术不通巫术，何以有权整理巫术活动中的歌曲？即便整理更定，非得众人推崇不能传唱于后世。而《九歌》及其它作1《汉文学史纲要》2《文学出于巫祝之官》3《宋元戏曲史》4《汉书》卷二五《郊祀志》品皆流唱至汉代方经写定，其流传之久，保存之完整，可见屈原改后的歌词得众人传唱之广；并且，屈原故事传说之多，亦可证其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周礼》载“司巫”一职：“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馆。凡祭事，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并另设“男巫”“女巫”分司之。由此可推知，原本蒙昧的楚地其时必定笼罩在巫风巫歌之中。另外，若以《招魂》为屈原所作，这篇以巫觋口吻召魂词的形式出现的作品，又是屈原精通巫术的一条证据。巫是负责神人交通的神职人员，在人格神出现以前，巫常以模仿神的装束、行为或语言来传达冥冥之中潜意识的思考或经验。据金开诚等先生所著的《屈原赋校注》，《九歌》的唱词为男巫与装扮成自然神的女巫的对唱或装扮成自然神的男巫与女巫的对唱，或是直接以自然神的口吻来演唱。这时，巫便以所扮之神灵的言行举止、语气神态出现，其已经自我幻化为神灵。这样，神灵的装束便是巫术状态下巫师的装束：“荷衣兮蕙带”（《少司命》）“被石兰兮带杜衡”（《湘夫人》），“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离骚》中，屈原塑造的自我形象恰恰亦如此：佩兰蕙纫芳芷，饮木兰之坠露，食秋菊之落英。植物的表层意蕴与《九歌》惊人地相似，只不过《离骚》中美好的神灵所饰所用的植物成为了美好的品质的象征，而具有恶臭或浓烈气味的植物则成为小人的代称。由此可见，屈原在《离骚》中有意识到运用了艺术的同一律和相似律，借鉴了楚地民俗形态中有特殊意义的意象符号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建构出琳琅满目的形象体系。因为只有借用了楚地风俗中植物的原型意义，作品中的植物象征体系的符号意义才有可能被民众或传唱者所接受和理解。所以说，《离骚》至少选取了巫风巫俗中的语言符号、句式结构以及意义信息来实现自己抒写忧闷和愁厄的情绪。屈原在创作《离骚》时，有意识地借鉴了巫歌语词的符号义来建构形象体系，表达自我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