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

浅谈日本武士道及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姓名：陈俊凯专业：国防建筑学学号：20131101001摘要：武士道也称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有些学者称之为和魂或日本魂。关键字：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关系正文：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但正是这种花采般美好的东西成为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否认侵略罪行的劣根，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一、武士道的源起武士原是日本封建庄园制兴起的产物。庄园主为了保卫自己庄园不受外来侵犯，武装了部分农民，逐渐变成脱离生产的武士，8--9世纪武士产生，并形成特殊武士团，10世纪武士迅速崛起，于12世纪建立武家军人政权，1192年建立的镰仓政府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武士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专事征战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此后，又建立了l336的室町幕府和1603的江户幕府两个武士政权。武士道一词在镰仓时代尚未出现，当时的武士道理论仅仅是由一系列当时被称为“武者之习”、“弓马之道”等习俗和常规所混杂在一起的实践道德，但“等到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以及伴之而来的重大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感觉到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德川幕府时期，以山鹿索行为代表的儒学家，用中国的儒家理论改造了旧武士道(旧武士道是指重死轻生，认为武士道即寻死之道，以“死的觉悟”作为道德基础的武士观念)，发展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新武士道(“以人伦之道的自觉为根本，进而以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为武士职分的思想”被称为士道或新武士道)。尽管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颁布了废藩置县、取消武士特权等法令，但武士道并没有伴随武士阶级的消亡而逝去，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在其母体制度死亡之后却还活着，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道德基础和战略扩张主义的精神动力。二、武士道的精髓武士道讲求“忠孝一本，灭私奉公”，其精髓是忠、义、勇、武。忠：尚忠，忠诚至上，忠是武士道的最高道德准则。当“忠”本身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一种目的来追求时，为主君献出生命就成为一种绝对义务，从而成为规范武士行为的最高道德准则。义：“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在日本国民的大众教育中经常引用四十七名忠臣的典故，在民间以四十七义士(赤穗四十七义士：指1703年1月30日，袭击江户本所松坂町吉良义央居宅，为主君浅野长矩报仇的四十七名武士)而著称。义的派生词是“义理”，义理是由于人为的社会条件而产生的，“最初只不过稍微偏离它的原型，但逐渐产生了距离，终于作为世俗用词背离了它原来的意义”。勇：敢作敢当、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武士的另一种道德规范。武：尚武，以武为本，武是武士向主君尽忠和获得主君“恩”的最基本条件。以战争为职业的武士生活在杀人和被人杀的暴力世界中，拥有高超的武艺足生存的保证，个人的生死存亡及家族的贫富贵贱皆取决于武。日本一千多年来不断的内乱造成连绵的内战，尚武思想确实日本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三、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在母体制度即封建制度消逝时，武士道便成了孤儿遗留下来，任凭它自己去找去处”，而成为日本军圈主义的精神支柱。从历史发展看，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的关系是顺序继承式的，武士道是孕育军国主义的温床，日本军国主义的出现受传统武士道的影响，．军国主义利用武士道在日本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将之融于军国主义侵略理论之中。1.武士道的国家观与军国主义皇国史观日本人自称是天照大神的选民，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因而天皇拥有统治日本的合法权威，此外，日本地处“扶桑之地”，是太阳升起最先照耀的岛屿，所以日本人认为日本应该是世界的中心，天皇应成为万国之君主，再加上，日本是单一民族，万世一系，这就造就了大和民族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选定的民族，这成为“皇国史观”的根据。武士道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国家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个人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及其中的一分子而诞生出来的，因而个人就应该为国家或者为它的合法掌权者去生去死。天皇拥有统治日本的合法权威，武士自然而然地向天皇尽忠，为天皇卖命，对武士而言，天皇就是国家，天皇就是一切，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武士原先忠于大名领主，但“王政复古”后，将军被废除，虽然武士也被废除，但忠诚对象集中于天皇一人，武士道的国家观随之发展成为军国主义皇国史观。封建社会时期，日本国内是典型的卡斯特模式等级制社会结构，这种等级制社会结构要求各阶级“各守本分”，日本人对人际关系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的信赖基础之上的，“日本人是从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军国主义皇国史观就是将武士对天皇的效忠精神发展为全体国民对天皇的“愚忠”精神，以“圣战”为口号，布日本国威于四方，在世界建立以日本为最高等级的“卡斯特国际关系体系”，这与武士道的国家观一脉相承。1882年，明治天皇颁发的《军人敕谕》就是一部赞扬的“圣经”，整个敕谕显示出努力贬低“义理”、提高“忠”。直至1945年8月，“忠”要求日本人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人，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了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愚忠”。2.武士道的善恶观与军国主义战争观。武士道的善恶观主要体现在：忠诚之上，绝对服从；内和外争，一致对外崇尚战争，赞美献身。“忠”是武士道的最高道德，所有的道德都必须服从于“忠”，绝对的忠诚不必有善恶之分，只是从～种行为方式向另一种行为方式的转变。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只是意味着他们不把人生看善恶两股力量相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的存在看成是一场成戏，这场戏要求在一个“圈子”与另一个“圈子”之间刻意保持平衡，每个“圈子”和每种行为方式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善的。日本人排斥善恶观是与绝对的忠诚相表里，“日本人只有忠的标准，没有善恶的标准(善恶己溶解于忠的标准里)”。日本建立的近代国家常备军不称国军或国防军，而称为“皇军”，强调向天皇效忠，《军人敕谕》明确规定“忠”为“大节”。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观继承了武士道的善恶观，认为军国主义战争不是单纯的战争，更是向天皇尽忠的事业，是“善业”，是“忠君爱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而战后日本人对军国主义战争的反国”的需要。在武士道善恶观支配下，日本人在军国主义思却并不彻底。战后，日本公然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请进靖国神社，且日本首相及政界重要人士屡次参拜，并试图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罪行。究其原因，“乃是武士道善恶观的痼疾所致长期积淀下来的善恶观和思维方式，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彻底清除，不会因为一次战败而迅速消失”。武士道的道德规范与军国主义国民教育。新渡户稻造先生和比利时著名法学家德?拉维莱先生有如下一段对话：您是说在你们国家的学校里没有宗教教育吗?’这位尊敬的教授问道。没有’，我这么一回答，他马上大吃一惊，突然停下脚步，又问道：投有宗教!那么你们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呢?’，我对此没能马上作出回答。因为我在少年时代所学的道德训条并不是在学校所教授的。自从我对形成我的正邪善恶的观念的各种因素开始进行分析之后，我才发现正是武士道使这些观念沁入了我的脑海”，由此可见，武士道在日本道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样。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明治维新的旋风中掌握着日本船舵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武士阶级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政治地位，其道德规范自然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成为社会公认的美德，成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1890年，明治政府颁布的《教育敉语》，标志着原来仅适用于武士的武士道将适用于全体臼本国民。军国主义者通过教《育m“忠”敕语》进行以武士道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教育，将武士道道德规范扩大到全体国民之中，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和魂”，此举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战略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军国主义分子成功地把全国人民变成了军国主义战争的炮灰，整个国家变成一部巨大的战车。武士道是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是日本军国主义否认侵略罪行的劣根。同时，“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或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只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东西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上一道伤痕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武士道作为日本社会特有的精神文化、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白其产生以来就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塑造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武士道时，一方面，要认清它与军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到其所具有的反动性、残忍性和非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它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影响。参考文献：1.《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娄贵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日本军国主义论》；娄贵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3.论文《论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唐利国；北京师范大学；刊号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