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现实意义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现实意义周凌枫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大师。他是欧洲戏剧界取得现代突破的代表人物,对欧洲传统戏剧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戏剧用作表现社会生活、讨论社会问题的手段,对社会制度及伦理道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创作的社会问题剧发扬了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当时及以后的剧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有巨大影响,并且催生了中国现代话剧。他所反映的社会虽然与当今社会有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但他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面对的。易卜生戏剧清醒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性对我们当代文艺建设具有永久的借鉴意义。易卜生置身于生活和社会之中,要为生活和社会负责,用他的思想,用强有力的真实去主宰时代。易卜生发扬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精神,“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发展演变的模型”。他的剧作尖锐地针对妇女地位、道德、法律和市政等社会问题,表现了他不满现状的忧患意识和要求改革社会的使命感。他的社会问题剧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技巧震撼了沉闷的欧洲舞台,引发了一场现代戏剧的革命:他把戏剧从形式主义的泥坑拉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把剧场从娱乐场所变为激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教育场所”。①《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通过切身遭遇认清了丈夫的虚伪面目,觉悟到她一直是家庭中的玩偶,进而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发出怀疑,家庭生活背后隐藏着制度对人的个性的摧残;《人民公敌》主人公富有正义感,坚持要揭发受到污染的地方浴场,却遭到以市长为首的地方势力的打压,受舆论误导的群众宣判他为人民公敌,繁荣的社会整个儿建立在欺骗和谎言的基础上;《社会支柱》的主角在家庭、社会各方面都堪称楷模,却被逐渐暴露出是一个卑鄙的骗子、恶棍和罪犯,这样的“社会支柱”是对整个社会道德、民主、法律制度的巨大讽刺。易卜生痛恨社会的虚伪,憎恶习俗的道德,诅咒现存的秩序,他剧作的主题涉及个人自由、性别平等、政治腐败、言论自由、环境保护等各方面。易卜生总是从日常生活中发掘问题,并以普通的生活环境作为戏剧背景,戏剧环境越普通,越为观众熟悉,剧作就越具有现实的意义,也越能引起普通观众的共鸣。观众在观赏他的戏剧时也是在目睹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身边的事件。他把在生活中发现的问题及他对问题的思考搬上舞台,给予鲜明形象的戏剧表演,形象化为行动和思想的动力,对观众产生直接的启发和影响。易卜生是戏剧界的摩西,带领观众走出市侩的埃及,回到有着清新思想的迦南。他彻底革新了戏剧艺术,改变了现代戏剧,给戏剧注入了新的意义,使戏剧重新回到了精神与良心的源泉。易卜生关注社会问题,对社会现实进行透视和批判,他更为关注社会条件下的个人价值问题,他的全部剧作都在倡导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满足个人最本质的追求,关注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他的作品是一出出社会悲剧,更是一出出人在社会中的生活状态的悲剧,探讨的是人的追求和社会的局限之间的矛盾。他的剧作具有预言性,对人类的困境有着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在世界跨入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新世纪之前,他已经感觉到我们20世纪现代人的困惑和焦虑,预见了西方现代悲剧的走向,以及现代悲剧精神与现代文明危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②这些使易卜生的剧作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同样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他探讨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问题至今仍为人们所谈论和关注。易卜生不仅仅属于挪威民族,他的戏剧不仅仅针砭了一个北欧小国的社会风尚,而且关系到当时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他剖析的也不仅是挪威人,而是全人类的灵魂。他在全世界所有文明人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萧伯纳说过,“娜拉出走时的摔门声,全世界都听见了”。二十世纪之前,中国传统戏剧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谈到人类道德修养,则提出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全面标准;谈到生活理想,则希望福禄寿喜财样样都能得到;说到家庭,就有夫荣妻贵,父慈子孝之说;谈到文化修养,又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全面要求。”③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传统戏剧提供的大多是迎合大众欣赏趣味的虚假之作,难以产生具有个人洞见和清醒认识的作品。中国传统戏剧美学思想的核心也不是模仿说,不认为戏剧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模仿。戏剧只是玩玩的,是对生活的戏谑,很多情况下,甚至戏中讲什么内容都无关紧要,戏剧只是提供了一个情境,以表达一种可玩味的“情韵”。因此,戏剧是远离生活现实的,更不会反映对生活中问题的思考。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文化知识界痛感中国现实问题重重,亟需从思想、文化、文学、科学等方面进行思考,加以解决,于是,对易卜生作品提出的社会、家庭和妇女解放等问题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认同欲。”④易卜生的作品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易卜生被视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道德、提倡民主等新运动的象征。中国戏剧在从古典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易卜生的戏剧,许多剧作家效仿易卜生,创作出全新的现代剧。胡适于1919年根据《玩偶之家》编写了独幕剧《终身大事》,挑战旧礼教、旧传统,争取人的权利的斗争首先体现为婚姻问题;欧阳予倩的《泼妇》塑造了一个中国娜拉的形象,透过妇女问题暴露封建道德的罪恶;蒲伯英的《道义之交》揭发社会的多种黑幕,提出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侯耀的《弃妇》都从不同角度汲取了易卜生的思想资源;洪深从美国回来表示愿做一个中国的易卜生,因为他的戏剧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曹禺剧作中对婚姻问题和妇女问题的严肃思考,对人的精神领域的深刻揭示,都是与易卜生戏剧一脉相承的。现代社会的技术变革开辟了传媒渗透的新时代,提供给全社会丰富的信息和娱乐形式,在现代传媒时代,“电视在传媒渗透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人们“看电视消费的时间比其他闲暇活动耗费时间的总和还多”。⑤一百多年前,公众主要的娱乐场所是剧院,在电视进入家庭之后,一般人娱乐的场所也从公共剧院移进了千家万户。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连续剧承担了以前戏剧具有的社会功能。好的戏剧不仅给观众以娱乐,而且寓教于乐,使观众从娱乐中得到认识和教益,进而促进全社会的良性建设;好的电视节目也应该不仅仅以制造娱乐为目的。然而,今天屏幕上播出电视剧的现状,却很难令人满意。古装历史题材剧多年来经久不衰,拥有广大的观众。当然,好的历史剧涉及历史文化,“它的作用就应当是使当代人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情感上、心智上有更多的沟通交流。”然而,国内严肃的历史剧总是“呆板地照搬史书和僵硬的道德训诫”⑥,以忠于历史的理由,放弃现代意识,宣扬腐朽透了的思想观念。至于古装的武打、言情剧或“戏说”剧,不仅缺乏现代意识,连历史精神也丢弃了,甚至歪曲历史,拿历史开玩笑,那就更不足取了。再看现代题材剧,人物场景都是现代的,但它们太“现代”了。俊男靓女一个个衣着光鲜华丽,出门名车进门豪宅,到处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在优越的环境中,主人公们根本无须为生活发愁,柴米酱醋油似乎是与他们不相干的东西,他们只需在商界情场悠哉游哉地玩转下去。这与现实中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有着多么大的差距,这样的现代剧又有什么现代意义。“违背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普通百姓的生活实际,去勾画一幅幅虚假的‘清明上河图’的电视传播理念和做法,都是与中国电视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文化战略背道而驰的。”⑦即使如反映经济建设、反腐题材的主旋律剧作,亦往往关注高层人士的活动,小老百姓在剧中没有地位。“我们在剧中只能看到政治与经济,看到权贵与富豪,却几乎看不到文化与思想,很少看到平民,更看不到明确表达自身意志的公民。”⑧这类剧作虽然陈述并直面了某种现实,但那种现实是与大多数人相隔膜的。当下大多电视创作缺乏现实意义,也不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徒有光鲜的外表,却掩饰不了内容和思想的贫乏。是不是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人们都活得像屏幕上一样潇洒了?看一看今天的现实生活,那么多问题正困扰着人们:升学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医疗看病问题、工作中的人际关系问题等等。即使易卜生戏剧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今天我们仍然必须好好面对:我们的家庭中还有大量性别不平等问题,法制建设也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社会道德同样亟须得到改善,我们每个人的个性自由更是远远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这么多确确实实的问题,为什么应该反映现实的剧作都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呢?当代剧作家应该像易卜生一样,从日常情景中找到最深刻的影视题材,认真地观察生活,积极地思考社会问题。艺术家要把自身置于社会生活中,去感受这个社会的生活机能,直到它最轻微的脉搏跳动,并把真实的感受表现在作品中。我们要学习易卜生创作的精髓,把影视剧用作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工具,把屏幕用作讨论当代社会问题的讲坛,使观众通过剧作看到现实社会真实的一面,激发人们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问题。虽然仅仅通过剧作的表现,并不能真正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正如易卜生的问题剧被指责为只限于提出问题一样。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必然是先提出问题,如果连问题都发现不了,那么问题将永远是问题。只有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解决才有更多的可能。今天肯定不会有人否认《玩偶之家》对全世界各地妇女运动产生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易卜生剧作的意义已经远远不止于“仅仅提出问题”。“在今天,易卜生与‘易卜生主义’在中国仍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其核心精神对于正处在改革开放之中并经受着种种精神困扰的中国人来说,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⑨易卜生的核心精神正是他作品中清醒的现实意义和强烈的批判性,以及他提出问题的勇气。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应该学习易卜生的核心精神,培养面对生活的问题意识,真实地反映生活,严厉地拷问生活,勇敢地批判生活,期待一个比现在美好的未来生活。易卜生的戏剧继续为人类提供顿悟、良知和信念,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注释:①杨周翰等:《欧洲文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82页。②刘明厚:《易卜生:现代戏剧之父的预言》,王宁编《易卜生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3页。③刘厚生:《关于东方戏剧的几点认识》,夏写时,陆润堂编《比较戏剧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27页。④邵锦娣:《伤逝与玩偶之家:映照中的阐发》,王宁、孙建编《易卜生与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⑤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⑥高小康:《梦入江湖:大众文化中的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⑦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⑧南野:《电视:影像的重述世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⑨董健:《序二》,王宁编《易卜生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页。摘自：当代戏剧2007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