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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网中国最大的保险资料下载网活着系列中国失独老人调查当年,数以亿计的中国父母响应计划生育号召,诞下唯一的孩子,将所有希望寄予其身上。然而,有超过1000万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丧子,造成2000万失独父母。有失独者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没有孩子,就什么都没有了。当他们年老体衰,需要孩子照顾时,不仅孤立无援,甚至连养老院都进不去。他们的后半生,将于何处安放?一次上访2012年6月5日下午,80多位失独者(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聚集在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民来访办公室的小院内。他们想和计生委的领导见个面,谈一下自己的未来。但领导迟迟不肯露面,计生委的工作人员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在得知上访者所在的省市后打电话给各地计生办,让他们来“接人”。当天晚上,拥挤的小院内外一片喧嚣,各地计生办工作人员的劝说声和失独者们对峙的声音此起彼伏,路边停着3、4辆警车;最终,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这80多位失独者在办公室一直坐到第二天下午4点,直到领导同意见面。一个小时后,失独父母中的5个代表和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等工作人员在计生委的8楼会议室里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失独者们表述了自己的诉求:他们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而最主要的,是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计生委承诺会在3~4个月内研究出台一个制度框架报国务院,并且答应建立沟通机制。随后双方互留了电话。在得到答复后,失独者们离开来访办,回到宾馆,第二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带着希望各自坐上了回家的火车。按常规死亡率计算,1975~2010年间,有超过1000万独生子女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老无所依,加精神寄托的缺失,使他们成为计生政策的间接牺牲品。没有孩子,养老院都不收我们潘教授今年75岁了,他是这些失独者中年纪最大的几个人之一。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3年。如今,他仍然没有完全退休,每天弓着问号一样的后背往返于职工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当年为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潘教授和爱人34岁结婚,35岁才有孩子;而当他到了70岁高龄,需要孩子照顾的时候,孩子却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潘教授的手机并不经常开机,儿子小宏和家里联系总是打妈妈的电话。但儿子病发的前一晚,潘教授却鬼使神差的把老伴的手机也关机了。2007年2月13日,在准备结婚的新房吃完早饭后不久,小宏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说自己心脏不舒服。但等潘教授的老伴晨练回来,打开手机看到这条短信时,已经是早晨9点多钟,他们急忙赶往孩子的住所,救护车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行了。潘教授把儿子发给老伴的那条短信转发到了自己的手机里,一直带在身边。现如今,他的手机总是开着,却再也接不到儿子的电话了。潘教授的家陈设很简单,客厅里放着一张老两口用来吃饭的餐桌,餐桌正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儿子的遗像。儿子过世后,老两口卖掉了那套用来给他结婚的房子,把所有儿子的物品搬回了家,放在他从前的卧室里。潘教授至今还保留着儿子去世那天早上吃剩下的馒头,他把那块馒头放在盘子里,用保鲜膜封装着,在保鲜膜的上面贴着一张黄色的正方形即时贴,上面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孩子去世之后,潘教授曾经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安置,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按照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负这个责任了。中国网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独自凄凉无人问”是很适合失独者现状的一个简单描述。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是法律,在孤独的时候,失独者不能开口要求国家给予补助。名人、富人、官员等群体超生所上交的罚款属于“社会抚养费”,与失独者毫无关系。失独者能做的只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地渡过漫长岁月。2012年5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发布的《中国年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截留挪用时有发生》中披露:每年全国有将近200亿超生罚款。以前,它属于国家秘密;现在,它还是敏感信息。这些钱需要一个合理的去处,而不是整体打包上缴国库后不知所终。如此,才能体现《计划生育法》中所规定的“社会抚养费”的真正价值,也能让失独者们老有所依。但显然,潘教授享受不到对等的国家补偿。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潘教授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这块馒头已经被封陈了5年,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那天,时年35岁的小宏因心脏病发而去世。把馒头保存下来的人,是小宏的父亲潘教授。潘教授的家里,至今仍高挂着小宏的遗像。当年为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潘教授和爱人34岁结婚,35岁才有孩子;而当他到了70岁高龄,需要孩子照顾的时候,孩子却抛下他离开了人世。今年潘教授已经75岁了,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3年。如今,他仍然没有完全退休,每天弓着问号一样的后背往返于职工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孩子去世之后,潘教授曾经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安置,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按照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负这个责任了。潘教授把儿子离世前发给老伴的那条短信转发到了自己的手机里,一直带在身边。2007年2月13日早上,老两口的手机都没有开机,所以未能及时看到这条求救短信。从此,白发人送黑发人,阴阳相隔。埋葬了孩子,也埋葬了自己笛妈是6月2号早上到的北京。在亲戚家休整一天后,次日一早,外甥女陪着她去八达岭陵园看了女儿。作为那5名和计生委领导座谈的代表之一,这已是她第四次来京上访,两年前,她就给计生委递交过诉求,但每次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已经递上去了,然后就不再有下文。笛妈的女儿1983年出生,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保研,之后又公派美国读博,2008年5月底,女儿在美国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笛妈说,女儿去世前最常跟她说的话就是:“妈妈,你不要怕,以后家里有我呢……”那年春节,女儿还打来越洋电话给全家人拜年,几个月后,她赶到美国面对的就是冰冷的尸体,捧回来的是一盒骨灰。女儿去世一年半以后,笛妈和老公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城市,几乎断绝了和从前生活圈子之间的所有来往,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笛妈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共同的话题也是孩子,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了。像笛妈这样的家庭,在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中,中国每年新增有7.6万个,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百万个。有关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笛妈是这些失独家庭的命运缩影。笛妈女儿的墓地在八达岭陵园一片幽静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一家三口的名字,墓碑的右上角还有“永远在一起”五个小字。笛妈说,再过些年,她不知道自己还爬不爬得动这段山路,她今年57岁。笛妈将365只纸鹤放在女儿的墓前,这些纸鹤是大学生志愿者寄给笛妈的。她的女儿1983年出生,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保研,之后又公派美国读博,2008年5月在美国遭遇车祸去世。那年春节,女儿还打来越洋电话给全家人拜年,几个月后,笛妈从美国捧回一盒骨灰。丧女之痛将笛妈击垮。她和老公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城市,断绝了和从前生活圈子的所有来往,开始与世隔绝的生活。笛妈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共同的话题也是孩子,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了。“埋葬我的孩子时,也埋葬了我自己。作为笛儿的妈妈,我已经死了。”笛妈女儿的墓地在八达岭陵园一片幽静的山坡上。她说再过些年,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爬得动这段山路,她今年57岁。“心碎”(网名)的孩子是北京理工大学大四的学生,2005年的夏天在北京无辜遇害,四年零九个月的官司使他们夫妻心身备受煎熬,后来凶手被执行枪决,可判决的35万元民事赔偿金一分都没有拿到。如今他们是家破人亡,医院是他们的常住地。“世态炎凉”(网名)来自镇江,本人是农村户口。她的丈夫原来是民办教师,后转为公办。生下第一胎之后,家里还想再多要一个孩子,但两次怀孕后,她都被当地计生委抓去强制堕胎,其中一次是已经怀胎八月时遭强制引产。后来,她的儿子成年后因为交通意外去世。“世态炎凉”习惯在日记里抒发对儿子的思念。其中一篇她写道:“远德,儿子,今天是2010年的除夕之夜,原本是全家团圆、合家欢乐的好日子,可现在的我却登上了去杭州的车,选择了漂泊逃避。远德,儿子,我知道你们也难受,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承受着不同的痛苦,也许我们都背着痛苦在哭泣,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失去独子的后果便是老无所依,失独老人群体为此组织了上访行动。2012年6月5日下午,80多位失独者聚集在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民来访办公室的小院内,他们想和计生委领导见个面,谈一下自己的未来。但领导迟迟不肯露面。他们的诉求是: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僵持大半天后,计生委给出承诺,答应在3-4个月内研究出台一个制度框架报国务院,并建立沟通机制。之后,失独者们带着希望各自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同命人抱团取暖大圣寺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夏南路,京杭大运河西岸。叶儿黄和丈夫老庞就住在寺里。叶儿黄比老庞小5岁,文革时老庞被打成反革命,叶儿黄也被下放劳动十年,回城后她四处找人给他平反,到女儿出生时,老庞已经39岁。那是计划生育管控最严格的年代,所以尽管老庞攒够了交罚款的钱,打算再生个儿子,但这事被单位知道后,孩子还是被打掉了。女儿从学校毕业后,夫妻俩托人给她找了一份厦门航空公司的工作,因为离家远,女儿并不愿意去,但老两口觉得就业形势不好,还是说服女儿去了厦门。2007年6月底,女儿突发病毒性脑膜炎,在医院抢救45天后离开了人世。老庞是中医,擅长针灸,在镇江一带小有名气。因为给方丈治病的缘故,他说起自己丧女的遭遇。在方丈的劝导之下,他皈依佛门做了居士,方丈在寺内腾出一间房给他当诊室,从此,老庞几乎没有回过家。老庞住进寺里不久之后,叶儿黄也在方丈的劝说之下,一起搬了过来。尽管她至今仍然不信佛,但寺院里的环境可以让她的内心得到暂时的平复。叶儿黄说,女儿的事是她和老庞之间的禁忌,不能提。但她知道,如果老庞开始不停地抽烟,那就是他想孩子了。如今,他们已经在寺里住了4年多,这期间,叶儿黄得了乳腺癌,开了刀,妈妈和妹妹先后去世,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寺里没有电视、网络,吃的也不合她胃口,她更喜欢每天和失独者QQ群里的同命人们聊聊天。目前像这样的QQ群在全国已经有很多个,失独者们每天在群里相互慰藉、抱团取暖,也会时不时地相约一起去旅游。也许只有这种相聚能让他们感受到平等和安慰。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消息,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1.8的官方公布水平,更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鉴于这种现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显然,叶儿黄这代老龄失独者已经无法享受到二胎生育政策,她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给她一点经济上的补助,例如,跟计生委申请一间廉租房,那样她既不用回到从前的家中触景伤情,也可以比在寺里生活得更舒服,她说只要能把剩下的几年好好活过去就行了。老庞今年70岁,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他沉默寡言,很少露出笑容,早晨,他在诊室里给慕名而来的人们针灸,空闲时就坐下来抽烟,表情总是很凝重。他说:“你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什么要求也没有,我只想死的时候能痛快一点。”相比生活上的困难,更令失独老人畏惧的是精神空虚。有的人寄托于宗教,在寺院中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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