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海啸与东南亚金融风暴

《亚洲金融风暴实录》上篇亚洲飓风过程实录相似与雷同：全球金融海啸与东南亚金融风暴双目|日期：2009-2-27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其影响范围而言，和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可同日而语——发端于全球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的这一次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令世界战栗，而当年东南亚那场金融危机，从开始到结束，基本上没有越出远东经济圈。然而，由华尔街冲击波造成的影响——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在雷曼兄弟倒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能否置身事外”的争论持续了近三个月，今天，争论之声似乎已经很少听见，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比较封闭，但相比1997年的状态，已然完全不同。而且，中国有可能超过德国而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出口国，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若说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恐怕是并不为过的。本次危机将引领世界经济步入后泡沫时代虽然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太各国带来的损失达6000亿美元，但是，即使处于风暴中心的泰国，在1999年下半年就开始出现经济复苏。本次金融危机，不仅大有演化为全面经济危机的趋势，IMF预计带来的损失将超过１万亿美元，而且持续的时间或许将更长。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近日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本次危机将引领世界经济步入后泡沫时代。他认为，后泡沫时代的经济衰退不应该被解读为一次普通的商业循环，一场来势汹汹的“去杠杆化”浪潮即将到来。本次衰退将持续更长时间，同时将抑制此后经济复苏的活力。从需求看，美国消费者作为全世界最有购买力的消费群体，鉴于他们的个人储蓄率仍然近乎于0，负债率却维持历史最高水平，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美国的个人消费将经历类似日本当年的调整。预计在今后的3到5年内，美国个人消费增速将放慢到1%，而且其地位无人可以取代。罗奇说，从供给看，中国10月份工业生产增速仅为8％，而中国过去7年内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经从20%增长到了40%，显然靠拉动内部需求来消化出口剩余产品是不实际的。多米诺骨牌在房产泡沫中倒下仔细分析，会发现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仍然存在着相似之处。比如，当年的金融危机源自泰国，而泰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经济过热引发的房地产泡沫——由此带来的银行呆账和坏账丛生，恶化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本次金融危机的前身是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同样是源自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房价暴跌，进而引发次级债违约率大增，并最终导致手中拿着大量次贷的银行业大洗牌。但是，在引发当年的金融危机过程中，以对冲基金为首的国际炒家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特别是采取全球宏观经济策略进行宏观经济反向操作的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更是在洗劫了东南亚国家财富后全身而退。就这一点而言，虽然对冲基金因为看空美国经济，同样在过去一年内赚得盆满钵满，并因此一度饱受指责，但是次贷危机并不存在他们的蓄意推动，而只是源自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经济过程——持续低利率和繁荣市场推动的高房价见顶回落——金融业不顾风险地大量创造复杂金融衍生品，使本来尚属可控范围的损失杠杆化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发展至今近乎不可收拾的阶段，是因为华尔街的贪婪所致。冒险投机在监管缺失的缝隙中膨胀两次金融危机，还存在一个共同点——政府监管缺失。美国监管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应对措施是对是错，或许还见仁见智，但是，在过去几年内对于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已经是证据确凿。如果回头看当年经济危机中泰国政府扮演的角色，我们发现，实际上华盛顿比起曼谷，在遏制金融危机产生这一点上，并不高明多少。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内部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吸引外资，当年的东南亚国家就在保持固定汇率的同时，扩大金融自由化。泰国政府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这使得1997年热钱能自由地对泰铢发动攻击——而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显然不是泰国区区300亿美元外储就能应付得了的。同时，当时的泰国在金融法规和监管方面相当欠缺，当冒进的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的时候，信贷的快速膨胀和银行监管者的资源局限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被放大——银行新业务的发展速度很快，相反，监管单位却无法迅速增加受过良好训练的检查人员和信息系统来跟上其增加的监管责任。与此类似的是，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对于冒进的金融创新的纵容，那些被层层包装的金融衍生品所带来的风险，格林斯潘不可能不清楚。虽然，美国并不存在诸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法规缺失，其监管体系也相当健全，但是美联储无视房地产市场泡沫加大而持续采取低利率政策，同时对于金融衍生品过度创新听之任之，最终导致了现在这场看不到头的经济灾难。单纯依赖出口敲响了警钟显然，曾经能够让索罗斯们大赚其钱，是因为当初东南亚国家本身的宏观经济和监管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但东南亚国家过于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也是一大原因。因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而下降，而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上却并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致使竞争力下降，对外出口增长放慢，造成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数据显示，1996年，泰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为230亿美元，韩国则高达237亿美元。当前，中国仍然存在资本管制，同时投资过热在过去一年内也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国内房价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暴跌而引发银行呆坏账剧增，似乎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东南亚国家的老路。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为外贸依存度近60％的国家，中国也存在过于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2008年上半年，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正是因为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提高以及人民币升值，而下半年则出现了外需的大规模下降。虽然10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再次创下纪录，但是出口增速已经出现了明显下滑，有对外贸易标杆作用的广交会的成交量也同比大幅下降，这一切都已经给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世界经济预计2009年将继续衰退，最早2010年复苏，同时泡沫的破裂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后遗症。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新凯恩斯主义或许将会借着本次危机实现崛起。之前，欧美各国面对金融危机均采用了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做法，英国甚至毅然采取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甚至，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颁给了该学派代表克鲁格曼。不过，政府过度干预带来的后果会让人们三思而后行，而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或许也真的是西方世界的一只钟摆，每隔一二十年，就要完成一次摇摆。忧虑与反思IMF只是打了止痛针雷曼兄弟倒闭所导致的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去3个多月了。在这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内，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的救市计划出炉，而“救助”（bailout）这个词，也在韦氏词典年度热门词汇评选中荣膺全美年度最热门词汇。这样一个结果，与11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简直是天壤之别，当年克林顿政府对索罗斯的抢钱行为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实际上，11年前东南亚国家即使想救市也无能为力，索罗斯这个大鳄对各国货币实行了各个击破的策略——泰铢、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被攻击对象，新加坡元、新台币、韩元甚至日元之后都受到波及从而大幅贬值。由于在透支性的经济增长中累积了大量外债，银行体系因为经济泡沫而拥有大量不良资产，同时出口转型失败导致经常项目大量赤字，自身底气不足的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在这轮金融危机中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损失惨重。不过，虽然以山姆大叔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纵容了索罗斯的所作所为，但也并非完全对东南亚国家的灾难视而不见，而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个渠道进行了“救助”——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先后从IMF获得了总计11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性贷款。但是按照IMF惯例，援助贷款后面自然都附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财政金融紧缩；实行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整顿国内金融体系，让不良金融机构破产，反对国家援助。实际上，这些协定对于受援国而言，几乎等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IMF获得了对受援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权；国外资本也获准大量进入相关国家之前禁入的行业。代价如此之大，效果却差强人意，受援国的经济就像是被打了一剂“止痛针”——只是暂时避免了麻烦，随后情况却没有出现好转，反而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实体经济。也许，因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IMF声誉扫地，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IMF的出现频率远远低于11年前。欧美遭遇“报应”，少有应对良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1年后的今天，曾经幸灾乐祸的欧美爆发了金融危机——惊慌失措的美国人不顾一切地抛出累计上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却仍然无法阻止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的深渊；欧洲各国在跟随美国人大散欧元之后，也只能无奈地面对来年负增长的预测。至今为止，美国的救市计划已经一再掉头，从最开始的购入银行业不良资产到后来直接注资各大银行，再到后来宣布这是一个无底洞并表示放弃使用剩余的4000亿美元——布什政府已经绞尽脑汁，而尚未上任的奥巴马也只能干着急——何况还有三大汽车巨头跟在后面一个劲地要钱，美联储即使负债3万亿之巨也只能继续依赖印钞机来换取美国经济哪怕一点点的希望。欧洲方面的举措倒是显得比急躁的美国人明智，按照克鲁格曼的说法，也就不过是没有走美国人第一步的昏招去买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基本上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究其原因，正是在于普遍性的恐慌引发的信贷紧缩导致本次金融危机已经深深影响到了西方实体经济——消费大幅下降，就业市场因为收缩的金融业大幅裁员而雪上加霜。另外，被高福利拖垮的欧美汽车业本身竞争能力低下，而这样的弊病在危机面前更暴露了致命的弱点。东南亚出事欧美还可以救，美国出事谁能救？当山姆大叔拉着欧洲小弟满世界呼吁的时候，他们或许真的应该反思一下11年前的所作所为。中国反IMF之道而行与IMF的药方不同的是，1998年中国采取了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应对危机，具体包括：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另外，还向当时的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了2001年，4年内的总投入超过了1万亿元，并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据有关部门测算，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在1.7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作为最大落脚点，并强调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成功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阴影和2001年之后连续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1997年到2007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234%，财政收入增长了490%。而除了中国之外，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深受其害的马来西亚也没有接受IMF的“止痛针”，并采取了扩张型的财政政策。该国经济在1999年就开始逐步复苏。1999年第一季度，虽然经济仍为1.3%负增长，但是比1998年第四季度8.1%的负增长已经有了明显改善。2001年，马来西亚GDP实现了0.4%的增长，摆脱了经济负增长的阴影。2002年IMF发表报告指出，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增加到了3.5%，失业率低于4%，通货膨胀率低于2%，工厂开工率约80%，国际收支有巨额盈余。马来西亚的经济复兴已经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在面对危机时大有可为，何况今日的中国经济情况远较当时的马来西亚要好——巨额的外汇储备、高额的经常项目盈利、资本管制以及远远超过后者的财力。日前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行的长三角中小企业转型论坛上，与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发表了对于国内企业如何过冬的看法。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在发表演讲时表示，除了某些行业之外，4万亿对于国内中小企业的帮助有限，广大中小企业仍然需要积极自救。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量仍然充足，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在当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