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爱情—20世界90年代以来的都市小说婚恋叙事的改变

文学与爱情—20世界90年代以来的都市小说婚恋叙事的改变摘要20世纪以来，都市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崛起于中国文坛。它集中地呈现着都市景观的繁华与苍凉、都市生活的快乐与忧愁、都市人生的光鲜与艰辛。在都市小说中，作为人类文学主要母题之一的“婚恋”，自都市小说诞生之日起，就在这一文学类型中备受关注，并且日益成长，蔚为大观。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对“都市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简单的界定，继而，对都市小说的转型，以及人物形象的的转变进行简单的陈述，最后是都市小说存在的问题以及反思。关键词：都市小说；婚恋叙事；消费文化一、何为都市文学以及都是文学的由来1、都是文学的概念“都市文学”和都市小说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早在上个世纪前期，本雅明就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都市生活带给人的全新的体验，并将这种体验的文学、艺术镜像借助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表达出来。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文中，本雅明虽然没有明确界定“都市文学”的概念，但他对现代人都市体验的描述、对都市文学“颓废”风格的概括，尤其是他所提出的“都市漫游者”这一重要命题，对其后一直到今天的都市文学的研究可谓影响深远。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将“都市文学”与“现代性”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来处理，甚至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论，“都市文学”只有在现代性的大潮中才能生成，而“现代性”的审美特性，也只有通过都市文学才能酣畅淋漓地展现出来。总之，都市文学与现代性的不解之缘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经结下。因此，我们可以说，以“现代性”这一精神和审美内核作为把握“都市文学”的主要标准是成立的。2、都是文学的由来从起源上讲，中国都市小说的远源可以追溯到明清小说。明清小说作者们对都市生活的刻绘、对都市风情的展示，在某种程度上为现代都市小说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经验，但严格意义上的都市小说，即以“现代性”为文化内核的一种都市小说形式，则还应回溯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研究上面。一般认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主要源头及其传统有四个：一是海派文学，二是京派文学，三是五四启蒙文学，四是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海派文学开创了中国立足现代都市时空，呈现现代都市人生活和心灵、情感体验的文学传统；京派文学主要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创造，但其作品尤其是其都市书写中所呈现的都市体验、都市感受，也表现出于海派文学迥然不同的风貌，可谓别具一格；五四启蒙文学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为己任，他们的文学中的都市人呈现出积极、叛逆、自由乃至困惑、彷徨的精神体现；茅盾、蒋光慈等左翼作家则借小说为利器，对现代都市的阴暗、弊端进行了犀利深刻的剖析和尖锐的批判。中国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中成长并逐渐丰盈起来的。二、都市小说的转型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意识形态禁锢的日趋消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事业进入了空前的高速发展期，加之以中国越来越开放地融入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网络等新的传媒手段在中国的迅速崛起，都市小说也因之获得了蓬勃的朝气和无限的活力。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所遵循的是新兴的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的规则，它对于日常生活逻辑的投射和妥协、对身体及欲望的释放和宣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文学”本身对以往文学传统的反拨、对人性的尊重和满足，但更多的是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以下我们将对19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进行概观。1、“日常生活”的逻辑“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文学传统对日常生活的压抑同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对日常生活琐事碎闻的钟情与偏爱，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因此，从“五四”的启蒙与人文精神的超越立场来看，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无疑是对生活的“背叛”，然而，如果将平庸的日常生活作为文学赖以立身的“大地”，我们又不得不说，1990年代以来，直至现在的“新世纪文学”在“五四”精英“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传统之外开辟了一个崭新文学天地。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传统的突破，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社会。这种新兴的社会，充满刺激和诱惑、又不无痛感的都市文化景观，刺激着当代都市小说的大量涌现。其次，都市的崛起改变了人的生活经验，进而重塑着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比如，传统的婚姻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到了90年代，“感觉”成为婚恋的重要权重。再次，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来看，1990年代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语境的转型与变迁，深刻影响到当代文学的题材选择、主题取向和内在精神质地。比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电子产品的介入，信息的更替的速度变得很快，这种快节奏生活，催使人们似乎不再有太多耐心去欣赏主题高妙的鸿篇巨制，而是希望在茶余饭后、工作之余消遣的更多的文化快餐，或是希望通过文学阅读获得某种感观的满足。因此作家，大都不再抱有传统意义上文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创作目的。而是以日常生活的事件，如“婚恋”作为体裁，只为博取大家的关注而已。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对于都市小说的重新勃兴、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婚恋观念、对于当代文学的深刻变迁，1990年代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学婚恋叙事的勃兴，它对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既有接受、继承，又立足于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对“婚恋”这一人类永恒的文学母体做出时代应有的回应。不论其所呈现的价值取向是积极或消极、审美风貌是现代或后现代，19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一股新的潮流，昭示着一个新的自我。2、“身体”的维度当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体式经过100年的破坏和冲击之后，当中国人行事做人已不再必须从古代道德中寻找理由和依据时，当西方的开放性观念传至中国以后，“身体”及其欲望的满足已经不再是都市小说叙事中羞羞答答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来说，人类文明史可以视为如何在“身体”与“精神”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的历程，但所谓的“平衡”却如同海市蜃楼一般。传统中国文学即使偶尔大胆地呈现人的身体和欲望，也不得不“曲终奏雅”，以示呈现欲望乃是为了“劝善惩恶”；即便如此，它们也难免被扣上“诲淫诲盗”的帽子。而西方传统则表现为理性对身体的挤压，即使是被广泛称引的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也将身体及欲望置于底层。从这种意义上将，19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对于“身体”的关注、对于“欲望”的宣泄和释放，无疑具有潜在的合法性。如：卫慧的《蝴蝶的尖叫》、棉棉的《糖》、《盐酸情人》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高扬肉体欲望和强烈性意识的写作被明确地赋予“身体写作”的命名。在“身体写作”中，“欲望”本身成了叙事的内在驱动力，这是有别于“五四”新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借身体及欲望书写反抗文化“规训”的。因此，婚恋叙事不仅仅义无反顾地冲破了传统社会道德、伦理对自由的爱的束缚，甚至连爱本身也被弃如敝屣。进入1990年代以来，多元的文学创作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传统文学婚恋叙事的脉络，继续书写爱与人性之美的理想，但1990年代都市小说之所体现新的特质，无疑就体现为“身体”及“欲望”在文学叙事中就占据了本体、中心的地位。3、消费时代的婚恋与文学19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时代”的痕迹愈加明显，人们的观念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内部裂变和重组。日常生活逻辑和身体欲望在婚恋文学中日益凸显所蕴含的是人们的观念世界，具体到文学的婚恋叙事而言，即人们的婚恋观“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正在“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等原则进行着重新组织。这种“重新组织”的内在逻辑驱动力是“消费”的原则。在“消费”至上的语境中，文学家的身份已经由“作者”（创造者）演化为“生产者”，文学作品则变成了消费时代的“文化产品”（商品），而读者的身份也由“接受者”演化为“消费者”。在作家眼中，文学创作不再是崇高的事业和神圣的使命，而是与其他行业只存在分工不同的一种切实的“职业”，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学评价机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诸如文学家富豪榜、畅销小说排行榜的炮制出炉，说明“销量如何”成为社会对某部文学作品认可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学作品的出版和销售也尽可能地采取商业化运作的方式，尤其是仿效影视娱乐的“炒作”方式，在新书上市之际，人为制造各种“卖点”，如新闻发布会、签名售书乃至宣传作家绯闻、揭露“文坛秘事”等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可见，19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所遵循的是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逻辑和规则，它对于日常生活逻辑的投射和妥协、对身体及欲望的释放和宣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文学”本身对以往文学传统的反拨、对人性的尊重和满足，但更多的是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三、人物形象的刻画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宗法伦理社会中，“夫妇”被视为“五伦（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始”，并对男女婚恋予以极大的关注和严格的规定。但经过汉儒的推演与重构，相对的“五伦”关系最终确定为绝对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这样，处在“夫妇”关系中的女性对男性的义务便被绝对化，于是“一夫多妻”、“妻妾成群”在传统中国社会获得认可。9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的解放和男女关系的重构，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关系的建构之中。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女性自主等现代婚恋观念的逐渐普及，一方面为自由交往的婚恋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为“第三者”的出现提供了某种便利。以下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人们对于“第三者”的看法。首先，在封建社会，由于男人拥有三妻四妾的权利，而女人必须三从四德，所以，对于那时的人来说，还不存在第三者的概念。其次，就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提出，很多知识青年，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理念作斗争，赞扬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反封建潮流一时兴起。如：1924年，淦女士（冯沅君）发表在《创造季刊》上的书信体小说《隔绝》描述了一对追求自由婚姻的恋人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隔绝的故事。在小说中，“我”早已与“刘慕汉”有婚约在先，却与“士轸”双双坠入爱河，作为“第三者”的“士轸”通过“我”的叙述得以展现：“士轸”与“我”在会馆中的一次活动中相识，继而在同游时产生互相爱慕之情，并通过书信、约会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情感，最后为了挣脱旧式婚姻的牢笼“私奔”同居。此类作品“写产生于个人与家族对立、西方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伦理道德对立的文化语境之中”，其中心主题乃是“个人要求自由解放的迫切性与封建家族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顽固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五四时期的“第三者”从某种意义上契合了当时社会道德、伦理和法律向度的基本内涵，既突破了“已婚”的法律规定，又淡化了“不正当”的道德判断；其存在的潜在依据乃是对于男女双方“一对一”的婚恋体制的认同，并根据当时的场域获得肯定的道德评判。再者，就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基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女性解放”被赋予了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效力，“第三者”成为与文明社会和新兴社会制度完全不能相容的丑恶现象。就这样“第三者”的叙事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都市婚恋叙事中，因为庞大的受众群体和消费市场，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作家爱写、读者爱读的局面推动着“第三者”形象的塑造。不少作家也因其在实际的婚恋生活中所扮演的“第三者”角色成为热点话题——这些或是存在于文学的想象空间、或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第三者”为我们进一步探究现代文学婚恋叙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对象和视角。四、存在的问题与反思回望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力求突破以往“一体化”的局面，恢复文学的自主性，从而形成“多元化文学思潮”。但是个人立场、个人情感、个人欲望的张扬这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彰显出的“人的觉醒”的实绩，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传统所呼唤的目标，另一方面却也因其背后的市场化、消费化的内在逻辑而应予以高度警惕。作家不能以“销量”作为写作的目的，而应以“劝人为善，给人警醒”为写作的目的。多宣扬一些积极的思想，给社会带来正能量。其次，对于女权主义的宣扬。在这个男性强势的社会中，如何在爱情、婚姻、社会中改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