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再造与复兴

1/17文明的再造与复兴——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启示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作者：徐坚时间：2016-07-22〔提要〕历史证明，东西方文明的复兴都是文明再造的结果。一种文明能否通过再造而复兴，取决于其自我更新活力和适应客观环境变化的自我调整能力。西方文明在中世纪后半期复兴、在近代崛起并在世界占据主导性地位，是彻底摆脱了欧洲古典文明束缚后诞生的新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激烈碰撞过程中，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全面再造的结果。阿拉伯文明则在近东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融中再造并崛起，对中世纪前半期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也是文明再造的过程。1840年至今，中华文明亦一直处于打破旧束缚、持续再造的过程中。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包含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营养，又须汲取外来文化的活力。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度继续中华文明的再造，从东西方文明的兴衰规律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关键词〕文明兴衰律、文明再造、文明复兴、战略机遇期〔作者简介〕徐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中图分类号〕K103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在十八大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三件大事都向世界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正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崛起，世界格局处于历史性变化时期。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以及东西方文明发展趋势的影响成为世界热议话题。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用“大分流”[1]一词来描述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中国崛起是否意味着东西方文明正在出现又一次“分流”？中国将如何崛起、能持续多久？中美能否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冲突？围绕这些问题，国内外众说纷纭，各种争议持续不断。美国学者沈大伟提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崛起不能持续。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不会衰落。中国学者季羡林提出东西方文明“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许多观点听起来不无道理，也不无局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如果相信历史发展存在规律，要摆脱各种争议带来的困惑，为我们预测未来的有关问题找到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有必要带着当前的争论去回溯历史，从起点梳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从历史的形态中去寻找启示或答案。2/17一、东西方文明从交相辉映到第一次“分流”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文明，其数量多到几十种，少到几种，取决于用什么方式界定与划分文明。[2]不过，无论是就其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力看，还是就其对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的意义看，东西方文明无疑在人类各种文明中最具代表性。人类史前时代无所谓东方和西方。东西之始发生在冰河时期末期，即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世界文明核心区相继出现后。最早的文明核心区发源于跨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约旦河谷的侧翼丘陵弧形带，然后向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拓展，继而经西奈半岛向尼罗河流域发展，此后扩展到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半岛等地区。发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则是世界文明的另一个核心区。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人们通常的观念认为，西方文明系指欧洲，东方文明系指亚洲。但民国历史学家吕思勉指出，从东西方文明演进历史看，这是一种误解。“历史上东西洋的界限，是亚洲中央的葱岭，而不是欧亚两洲的界线。葱岭以东的国家和葱岭以西的国家，在历史上俨然成为两个集团；而中国则是历史上东洋的主人翁。”[3]这种看法与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莫里斯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的核心地带扩张，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东方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4]他将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视为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文明相互之间很久以前就呈现出深刻的承继、冲突与交融的趋势。例如，印度文明核心区尽管距地中海遥远，但早在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就远征到了印度河流域，进入旁遮普一带。阿拉伯裔美籍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由一条溪水养育起来的，这条溪水发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这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东。在后面我们就要看到，这条同一的溪水，怎样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欧洲，而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助力”。“伊斯兰教因此在联系那条南欧和近东的中世纪文化纽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至于古印度文化，则是伊斯兰文明在哲学、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另一个“早期启发源泉”，“欧洲人所谓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所谓的印度码子”，都是从印度传入。“9世纪时，印度人对于阿拉伯数学又作出了另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十进位法。”[5]中外历史学家对东西方文明的上述界分，皆反映自然地理状态对历史上不同文明相互交往关系的重要意义，说明地理因素对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近代以前，由中国西部的葱岭和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西北的阿尔泰山脉和昆仑山脉，东北的内外兴安岭，以及东面大海所构筑的天然屏障，对中华文明与外界交往有巨大阻隔作用。而这种作用对揭示东西方文明演进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西方文明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始至终都处于几个不同核心区的相互激烈碰撞和深度交融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欧洲文明并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种继发型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其他文明核心区移植而来，同时也将欧洲文明传入其他核心区。亚历山大大军远征3/17印度时，部分叛乱士兵留了下来，在现在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150年，巴克特里亚王国征服了恒河平原，融合了印度和希腊文化。印度史书记载了一名佛教僧人与讲希腊语的巴克特里亚国王之间的对话。[6]考古发现，公元前200年就有货物从地中海运抵印度阿里卡梅度和其他几个港口，且数量在之后的三个世纪不断增加。罗马帝国在其巅峰时期，不仅将地中海变成其内湖，而且远征至两河流域。进入中世纪后，欧洲基督文明继续与传播到北非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文明在对抗、冲突中交融，从十字军东征一直持续到近代欧洲列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在自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恰好相反，属于一种原生型文明，近代以前基本处于相对独立演进状态，与其它文明核心区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正面对抗，彼此间的联系主要体现于有限的商业往来和佛教入华这样的文化往来，没有形成过全面深度的交融与承继关系。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率兵远征印度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东西方人还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约到公元前1世纪，中国史书才第一次出现有关“大秦”即罗马帝国的记载，而中国人与罗马人的首次相遇，则要等到公元166年大秦国王安敦（应指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派使臣前往洛阳才发生。[7]相对于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相互间持续不断的激烈碰撞，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与其说是一张关系网，不如说是一些细线，元代以前对彼此发展轨迹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原生型文明数千年演化的独特历史环境，对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天下观”，影响甚大。吕思勉说，中国“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亦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8]钱穆评《春秋》说，经孔子笔削，“《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9]诸夏即是世界，天下有一“共主”，中国的大一统观念由此奠定，华夏中心思想亦从此生根。把这一切放在中华文明封闭循环的历史环境中看，是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与自然地理造成的封闭发展环境有很大关系。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比较，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10]中国人常以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自豪。不过，作为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既有其优点和长处，也有其弱点和短处。东西方文明经不同路径，以不同方式各自独立演进，在公元前5世纪后的几个世纪分别攀上世界古典文明高峰，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500年后的几个世纪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因为此后的历史围绕这个轴心旋转。不同文明核心区的经典著作和思想均出自这一时期，如东方的儒、道、法家文献，南亚的佛教和耆那教经书，欧洲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及其衍生的《新约》和《古兰经》，皆成定义后世生活的经典杰作。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则将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定义为欧亚文明的均势时代。[11]东西方物质文明至公元前后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水平。据英国剑桥大学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估计，公元1世纪，欧洲人均GDP约为550国际元，中国为450国际元。[12]这一评估与英国剑桥大学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对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国力评估大体相当。李约瑟估计，公元1—2世纪，4/17罗马帝国拥有大约4万英里的铺石路，而汉朝的铺石路大约为2.2万英里。[13]莫里斯构建的量化评估模型也显示，东西方古典文明到公元1世纪前后都处于顶峰，西方得分略高于东方。[14]当然，对东西方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任何量化分析都不宜作绝对化解读，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上述估计的意义无非是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东西方历史文献留下的这样一种印象，即以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为代表，东西方曾在这一时期分别以各自方式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辉煌时代。在这个时期，东西方“变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国统治，都出现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过轴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养的精英”。[15]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东西方互相独立发展，但却各自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东西方文明内在特质并未给东西方发展轨迹造成显著差异。古典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的相似性，与近代东西方发展轨迹的“大分流”，形成了鲜明反差。东西方本来相似的发展轨迹缘何形成了大分流？这是近代以来中外一直不断探讨的一个问题。对此，人们注意力一直集中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1840年后外力对中国社会的冲击等问题。这些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与其说是大分流的原因，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分流的结果。形成大分流的许多深层原因，应该从大分流在近代全面显现出来之前去寻找，从东西方古代相似发展轨迹终结后的那段历史时期去寻找，这段关键历史大体涵盖公元6世纪至16世纪，也就是麦克尼尔所说的东西方文明均势时代的后半段。在许多人眼里和国内传统历史教科书上，东西方文明在这一千年的历史几乎是“黑白”两端，一端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另一端是盛唐以后中华文明的千年辉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在中古这段时期，东西方发展轨迹实际发生了两次而不是一次历史性“分流”，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欧洲中世纪并非想象的那样漆黑一片，而唐宋以后中国的发展也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那么多“盛世”。东西方古典文明相似的发展轨迹至公元5、6世纪趋于消失，随后出现东西方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性分流。公元3世纪至6世纪末，东西方两大帝国先后都经历了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的冲击，受困于数百年战乱，但结果截然不同。一方面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西方文明走向衰亡；另一方面是中国摆脱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乱世，迎来大唐盛世，中华文明步入鼎盛时期。据莫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