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思考关于国家金融风险防范

关于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思考关于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思考关于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思考关于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思考杨健国家金融风险的一般表征是证券市场发生崩盘、房地产价格猛跌、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巨额外汇资产逃逸、银行出现疯狂挤兑、大型企业债务危机、大批金融机构和银行倒闭等等。国家金融风险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其后果有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停滞、诱发经济危机、甚至陷入社会动荡、政治风波乃至局部战争。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国家金融风险不仅影响波及本国，而且可能波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审视和检讨，国家金融风险的防范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已经摆在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面前。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是一件事关国家兴衰、政权安危和人民利益的大事。一、新世纪的国际益融格局一、新世纪的国际益融格局一、新世纪的国际益融格局一、新世纪的国际益融格局（一）现代经济体系问题重重，国家金融危机此起彼伏。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经济体系，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于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如1982年8月13日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殃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诱因是发达国家利用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资金短缺的困难，对其实施重利贷款，造成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债务危机。1992年索罗斯统辖的对冲基金狙击英镑和意大利里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迫使英国和意大利退出欧洲货币机制。诱因是英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1997年秦铁贬值诱发东南亚金融风暴的余波至今未消，其危机程度之烈，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超过战后其他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诱因是泰国主要依托出口导向性经济，利用低廉的劳动力进行粗放式生产经营，产业结构没能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出口停滞。1997年对冲基金在香港兴风作浪，除索罗斯基金以及老虎基金外，还有当时已被债权机构接管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以美国纽约为基地的摩尔环球投资。这四个基金除长期资本外，其余三个都属于环球宏观类别，这类基金以市场的宏观经济情况来制定投资策略，投资工具主要包括股票、货币和利率，投资散至全球各地。香港特区政府以祖国大陆为坚强后盾，果敢入市，粉碎了对冲基金的美梦，加上俄罗斯金融危机突然加剧，以及日元汇价回升，进一步打乱了对冲基金的部署。1997年8月索罗斯损失10多亿美元，老虎基金损失20亿美元，长期资本更是面临倒闭，迫使金融大鳄暂时退场。2001年下半年起，南美经济大国阿根廷爆发了1320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数易总统、国民经济秩序混乱。尽管上述国家金融危机诱因和规模各不相同，但虚拟资本崩溃往往是导火索。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增大和交易品种增多又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二）国际游资四处兴风作浪，新殖民主义势力包庇纵容。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变幻莫测，国际金融秩序极不规则。纵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的表现，人们对其处理国际金融方面问题的能力开始怀疑，尤其是它们往往对受援国提出苛刻条件，前期韩国金融危机就是明证。国际游资是在世界范围寻找盈利机会的国际短期资本的一部分，又称“国际热钱”，其投资对象主要是外汇、股票及其衍生产品市场，具有停留时间短、反应灵敏、隐蔽性强等特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这类资金在72000亿美元以上。近年国际游资的活动甚为猖撅，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新殖民主义势力的纵容下，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利用其控制下的巨额游资给许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金融风险。对冲基金挟巨额国际游资，无孔不入地在世界各地寻找套利和投机的机会。（三）金融衍生物层出不穷，系统风险的转移市场和配置高深莫测。现代金融创新产生于原生物和金融衍生物的美妙组合。基本金融原生物既包括普通商品，也包括普通金融工具，例如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基本金融衍生物则包括远期协议、期货、期权、互换等。国际上各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例如利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物价指数期货、期权等。系统风险是金融市场的全局性风险，如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波动，汇率变化、通货膨胀率上升等。根据投资组合理论，非系统风险可通过投资分散化的策略予以降低乃至于消除，而系统风险只能通过构筑金融衍生物和原生物的相反头寸进行市场交易，实现风险对冲，从而规模庞大地转移系统风险和收益。在系统风险的市场转移和配置方面，由于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和来自于金融工程的技术支持，各种创新衍生品种层出不穷，新的风险管理技术也不断推出，以致市场转移配置风险的功能越来越强。国外风险转移市场非常发达，许多品种的衍生物交易市值已远大于原生物的总价值。为了解决本国政治经济问题，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采取“以邻为壑”策略转嫁系统风险。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利用高利率和大幅度赤字预算的政策来解决本国“经济滞胀’问题，迫使日元对美元升值，既打击了日本商品出口，又导致了大量日本资金涌入美国购置房地产。这对日本后来产生泡沫经济有直接的影响，而泡沫经济往往隐含着国家金融风险的诱因。（四）始作涌者美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美元的世界货币霸主地位使美国在经营着全世界昀大的虚拟经济之中获得了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汇率不均衡空间愈加扩大，不仅加大资金交易风险和资金流向的变化，而且将使全球金融不均衡进一步加大，并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自从美国1971年放弃黄金官价后，黄金脱离了美元一黄金本位制度。但因金价以美元标值，逐使黄金单纯保值的作用被限制与规避风险的作用弱化。1998年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纸币和硬币约有3000亿美元，占总流通资金的2／3。因此无论美元的升值与贬值、调控空间和主动权均有利于美国。然而，在“新经济”的外衣下美国自身也已掩盖不住重重危机：1998年包括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量子基金、老虎基金在内的全球大型对冲基金巨额亏损，股票基金也首次亏损，尤其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巨额信贷危机，为此联邦储备局连续三次减息，并公开要求金融界挽救长期资本管理以平息可能出现的全球信贷危机；美国网络科技股泡沫破裂导致了全球股市下挫，一幕幕一夜暴富、一夜赤贫的故事令人啼嘘不已；2001年“9．11”事件举世震惊，恐怖主义分子利用看跌期权等金融工具从中牟取暴利令人生畏；安然不断渗透到虚拟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破产前已成为一家对冲基金型公司，“安然事件”涉及安达信、JP摩根等许多信誉卓著的公司，资本主义经济赖以生存的信用体系令人生疑。一旦上述危机蔓延，必将造成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二、我国金融结构存在的若干问题二、我国金融结构存在的若干问题二、我国金融结构存在的若干问题二、我国金融结构存在的若干问题我国经济正迅速崛起，但与世界各大国的崛起过程相比，我国的国际环境可能是昀恶劣的。从地绿环境、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以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等各方面都可看出来。（一）外汇资本的非正常移动倾向日趋严重。在现代国际金融结构中，外汇资本的正常移动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国际化的相对宽松的外汇管理体制，更为国际间外汇资本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国与国之间相对利率水平的差异变动，对各国货币汇率将来动向的预测，也都会引起数额较大的、预期性或投机性的资本移动。然而，一旦某国出现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私人财产得不到保障，或人们预期出现高额税率及没收性课税等情况，就会引起非正常的巨额外汇资本外流。我国现行的利率形成机制也尚未完全市场化，通过利率杠杆，调节国内资金流动的作用机制受到一定限制，难以通过利率和汇率的相互影响调节国际资本流动。由于国内利率水平和国际比较仍有差距并缺乏稳定性，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当国内利率高于国际水平时，会导致大量外资涌进，冲击国内市场，诱发通货膨胀；当国内利率低于国际市场材率时，又会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因此绝不可掉以轻心。（二）货币市场发育不充分，国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真。同业拆借、票据贴现、短期国债、短期外汇市场共同构成货币市场，货币市场的发展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我国货币市场发展滞后不仅影响着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运作：首先，同业拆借市场不适应国家货币政策操作。1996年1月全国统一同业拆借市场建立，但其目前的发展还远不能适应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从而必然阻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正常运行，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同业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偏少，结构也不合理；另一方面，我国同业拆借市场交易规模小，品种少，不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资金流动。由于货币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影响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有效结合，因而使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失真，致使我国同业市场利率还不能完全反映货币市场真实的资金供求水平。其次，我国票据市场发育不成熟。中央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和贴现机构进行再贴现来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实现扩张或收缩信用的目的。而缺乏完善而发达的票据市场，中央银行再贴现政策就不可能有效实施。再次，我国债券市场不具备货币总量调控功能。我国国债市场已有近20年的历史。尽管确有令人瞩目的长足发展，但迄今仍未脱离开单纯的“筹资”概念。昀后，债券市场应当具有的规范，从发行、流通、兑付到债券的期限结构、上市结构、持有人结构直至处理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等等，至今均未建立一套稳定的机制。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很难规划债券的投资策略，从而风险很大。（三）商业银行正在转变经济机制，国家货币政策的传导主体定位不清。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体主要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中央银行通过基础货币投放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影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成本来贯彻。目前我国融资的绝大部分通过银行进行，但商业银行转变经济机制尚未完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重及市场份额均占整个金融体系的绝大比重，且有愈益加重的趋势。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深化，银行内部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逐步注重企业资产和贷款的质量。在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普遍不佳和贷款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当前普遍出现的“惜贷”现象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建设。当务之急是根除产生不良贷款的诱因，让商业银行对贷款项目审批、资金使用和回收以及银行的利润负起完全的责任。（四）股票市场黑幕重重，监管手段与力度不足。我国股市非常令人尴尬：一方面，十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昀具潜力的新兴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大批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包装、伪装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新闻监督、信息披露制度和控制内部人交易的制度等方面漏洞甚多。理论上，证监会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证券市场参与者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的监管。但是由于体制不确定和政策多变等因素，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当前不仅仅是股份制企业迅速增加同正规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而且国有股减持问题、同股同权问题、全流通问题等至今仍待解决。（五）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社保基金的管理能力令人担忧。我国人口众多，老龄化人口问题严重和失业率逐步上升，从而使得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稳定社会和安邦兴国的百年大计，是一件“关乎国运、惠及子孙”的大事。然而国内许多保险公司不仅服务项目不全、质量较差，且缺乏在国内投资环境下使巨额资金保值增值的经验和手段。一旦国民对国内保险公司失去信心而转向外国保险公司，资金雄厚的国外保险基金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民众心理的影响和冲击不容低估。（六）资本项目势属开放是必然，宏观金融对策准备尚不充分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对一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和冲击，特别是流动性和投机性色彩浓厚的短期资本难以控制。资本项目管制是避免国际经济冲击的昀后一道屏障。在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之时，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会给一国经济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加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距较大，因而资本项目的开放务须慎而又慎。然而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现应采取渐进的步骤。但是，金融和服务业的自由化是关贸总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