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

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摘要：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结盟、蜜月、分歧、争论以及分裂等阶段，双方由昔日的“兄弟、朋友加同志”友好关系变为了恶语相加、相互指责，甚至兵戎相见的敌对关系。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中苏两国同盟关系最终破裂。本文阐释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我们要认真总结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经验教训，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更加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而且对于当今我国的外交决策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关键词：中苏关系，同盟，破裂，经验教训---------------------------------------------------------------------------------------------------------------------------------本文把中苏关系从同盟到分裂的历史过程分为四部分。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同盟形成,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第二阶段,从苏共二十大到1959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中苏意识形态出现分歧并影响到国家关系，中苏关系出现裂痕①;第三阶段,从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苏论战爆发,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第四阶段,从赫鲁晓夫下台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同盟关系彻底破裂并走到战争边缘。一、中苏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掀开了历史新的篇章，新中国的建立初期却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孤立，为了新中国能够在西方势力敌视的国际环境中迅速的稳固新政权，为了能够在国际社会中与更多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及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实现了对苏联的访问，这其中最主要的一项议题就是要与苏联①李丹慧著：《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第14页。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代替1945年国民党政权与苏联签订的旧条约，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旧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自然要求废除包括中苏条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然而中苏新条约的缔结是一个曲折而又艰难的过程，毛泽东在历时三个月努力之后，最终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6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边倒”政策的具体表现，其军事同盟的性质显而可见。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毛泽东评论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②。新中国就是在美苏尖锐对峙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美苏两国对待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美国绝大部分时间里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和仇恨的态度，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而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也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8年1月，第123页。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苏两国对待新中国态度的对比也是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形成，“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形成为中苏两国同盟关系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中苏同盟关系建立后，苏联加大了对新中国的经济援助。朝鲜战争的爆发后，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定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中苏在军事援助问题上出现了一点分歧，但是在朝鲜战场上中苏两国紧密配合，苏联对于中国在战场的军事援助的需求也是尽可能的满足。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督促苏联有关部门尽快确定和落实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援建项目。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访华②，赫鲁晓夫此次访华的有两个目的：一是继续在经济加大对华援助：二是把中苏合资企业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了中国，并且主动提出将旅顺港归还给中国，消除中苏签订的协议中是中国人感到不平等的因素。可以说中苏同盟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苏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在处理一系列的国际重大问题上中苏两国相互支持，如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两国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密支那的问题上相互配合等等都足以说明当时中苏两国关系是全面发展时期③。二、中苏同盟关系裂痕的出现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至1959年,中苏两国各自开始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探索。双方在探索中不断出现①《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第72页。②沈志华、于沛等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6月，第478页。③何明、罗峰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3月，第178页。的背离性使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和对外战略等方面产生分歧。正是这些日益扩大的分歧,使中苏两国关系后来由同盟走向了分裂。斯大林逝世后,如何改善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缓解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成为苏联新的领导集体鱼待解决的问题。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将自斯大林逝世后开始逐步实行的对内对外的新政策正式确定下来,对外提出了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构成的“三和”路线。在二十大闭幕的当天深夜,赫鲁晓夫又作了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争论的焦点。在1956年,这些问题成为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起点,并发展成以后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要就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交换意见,展开讨论,对“三和”路线持保留意见。1957年以后,我党才对这些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对于斯大林问题,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斯大林做出了三分错误、七分功绩的评价。但波匈事件发生后,东欧局势的动荡和国际上反共高潮的掀起,极大地震动了毛泽东。他断言波匈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从此毛泽东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产生了怀疑,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更加强调斯大林的功绩,而且只讲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不谈个人崇拜问题④。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态度,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共心存积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为各国党提④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第170页。供了发泄积怨的机会,波匈事件由此发生。苏联在处理事件时表现出的大国主义作风更加剧了各国党的不满。为了缓和关系,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苏共请求中国共产党出面调解。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苏联处理了事件,并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引进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领域,各国之间形成了平等关系。这是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合理、正常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对苏联威望的冲击,因而,一旦渡过难关,苏联便故态复萌。另外,在处理事件过程中,苏联威信受损,中国在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共产党的地位上升,苏联因而把中国作为了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为以后中苏同盟的分裂埋下了隐患①。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出现了分歧,中国威望得到了提高,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贬斥苏联的地位,而是极力维护苏联的形象。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国家,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1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明确指出:“苏联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的利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首先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从中国对苏联的支持①曲星著：《中国外交五十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248页。和维护可以看出,在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虽然出现了分歧,但依旧保持了团结友好的关系②。1958年以后,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巨大差异日益暴露,这一年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性,引起赫鲁晓夫的不满。苏联希望把中国纳入它的经济轨道,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导致两国关系分裂的经济原因。1958年7月,苏联从自己的战略需要出发,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8至9月,中国炮击金门一事更增加了中苏两国在对外战略上的不信任。三、中苏同盟关系的全面恶化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的问题上偏袒印度，而且赫鲁晓夫热衷了与中国当时的头号敌人—美国搞好关系，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1959年之后的中苏同盟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随之而来的是两党意识形态的争论。1960年，中苏两党之间的争吵越演越烈，由含沙射影的争论逐步上升到了争锋相对的大论战。中苏论战的爆发，中苏两党关系基本断绝，中苏两国关系全面恶化③。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苏联单方面决定全部照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中国政府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此项决定，苏联政府拒绝，以此，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苏联单方面召回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一举动，不论在法律上、道义上、政治上都是无法辩解的。赫鲁晓②杨奎松著：《毛泽东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404页。③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第308页。夫这一冲动而又粗鲁的做法，使得原本已经出现裂痕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同盟关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苏两党关系分歧不断加深，随即中苏两国关系也不断恶化①。此时中苏两党已由意识形态的争吵上升成为公开的大论战，中苏双方都发表了许多相互攻击的文章。自1960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七篇理论性的文章，苏共在1963年3月写信给中国共产党阐明了自己的观点。1963年6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人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指责中共中央对苏共无端攻击，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题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中苏两党理论层面上的恶性互动无疑将两党之间的分歧全面公开化了。据不完全统计，此后的不长时间里，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300篇之多②。对此中国共产党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公开发表了对苏共中央上述公开信的九篇评论，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九评”。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举世罕见，在彼此公开论战期间双方措辞之激烈，在论战中双方都深信自己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直到1964年10月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中苏论战才告一段落③。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冲突直接导致了中苏两党①杨奎松著：《毛泽东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430~431页。②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46页。③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57页。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