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告文学

新世纪报告文学:探索中的多元发展章罗生内容提要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继承民族传统、借鉴其它艺术和融汇中西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艰难探索,取得了新的成绩,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如对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的多样探索,对小说等传统民族艺术的吸收与借鉴,对“学术体”等形式的尝试与对“思想美”、“理性美”的追求,对“文学性”、“新闻性”和“理性”的融合与疏离等,都是其具体表现。一对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的多样探索早在上世纪30年代,茅盾就认为,报告文学“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①。此后,报告文学作家们的确在借鉴小说的写人艺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报告文学中的人物与小说、戏剧等虚构性文学中的人物有何区别?报告文学是否也能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由于我们的理论没有认真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因而导致报告文学在“真实性”问题上的莫衷一是,从而影响其人物描写。新时期以后,问题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又导致“理性”的高扬与“文学性”的失落,使“人物”被“宏观综合”与“问题”所取代。至90年代,报告文学逐渐化解了“理性”与“文学性”等方面的冲突,恢复了“人学”传统,写出了一批堪称“典型”的人物。尽管这些人物的典型意义与写作经验等,我们仍未能从理论上进行认真总结和探讨,甚至某些形象还因社会、政治等非文学因素而影响其艺术评价,同时也有人提出“颂歌不是报告文学”而应予以清除②,但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作家们不但写出了更多以“人”为本的作品,而且发现和“塑造”了更多的典型尤其是当代“英雄”,从而在以“宏大叙述”实现时代所呼唤的“精神承担”③的同时,为报告文学的人物描写尤其是典型叙事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应当指出,“认为报告文学的功能只是批判的观点是片面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问题并不在于赞美或是批判,而在于是否值得作家作出这样的选择”④。在要求寻找“意义”与重建“崇高”的今天,报告文学作家选择“英雄”叙事来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就是坚持文学“精神承担”的表现。而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鲜明特色之一,首先就在于通过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深刻反映了其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在这方面,它最显著的特色是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正如杨黎光在《瘟疫,人类的影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中的写作,力求把英模人物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挖掘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辉,他觉得这样更感人。应该说,作者的这种认识和追求,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审美新变的趋向之一,它为报告文学如何写英模人物进行了成功探索。如作品对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描写便是其典型例证。应该说,报告文学和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在其人物描写上,也存在典型与非典型和典型化程度大小之别,也可以、应该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这一点而言,传统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与典型理论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即如果写出了人物生活的典型环境和人性的丰富、复杂,其人物也可成为典型;其时代环境再现得越真实、准确,其性格描写得越鲜明、深刻,其典型化程度就越高。因此,像《瘟疫,人类的影子》这样,将张德江、钟南山等英模和叶欣、陈洪光等烈士放在抗击“非典”的民族战争中,且写出其丰富人性与鲜明性格的作品,就是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类似这样将人物置于时代与历史的典型环境中,在平凡与伟大的融合中写出其鲜明性格与深沉情感的,还有李鸣生的《风雨长征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作家出版社,2002年)、《部长与国家》(《中国作家》2004年第10期)、《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中国作家》2005年第12期)和刘继明的《梦之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与王宏甲的《智慧风暴》(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版)等。其中刘纪原、梁雨润、余秋里、欧阳祥山、林一山和王选等人物,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所提供的新的时代与文学典型。如果说,张德江、刘纪原和余秋里等人是“埋头苦干”与“拼命硬干”的典型,那么,《“布衣青天”杨剑昌》(曾培新,群众出版社,2001年)中的杨剑昌与《我告程维高》(郭光允,东方出版社,2004年)中的郭光允则是“为民请命”与“舍身求法”的代表;如果说,刘纪原、余秋里、林一山和张德江等分别是“航天英雄”、“大庆英雄”、“三峡英雄”和“抗非典英雄”的代表,那么,杨剑昌、郭光允等则是“反腐英雄”、“打假英雄”的典型。《我告程维高》与《“布衣青天”杨剑昌》一样,所选题材虽不乏新闻“卖点”,主人公也是知名度较高的新闻人物,写的也是“小人物”与“大人物”的殊死抗争,但它决不是展示隐私的猎奇之作,也不是自我炫耀的“私人写作”,而是饱蘸血泪深情、凝聚生命感悟的警世之作,是透视中国政治、解剖中国社会、批判中国文化的“宏大叙述”。因为,作品所写的程维高这样的腐败高官和郭光允这样的反腐英雄,以及他们所分别代表的“程维高现象”与“郭光允现象”,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和政坛上,均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挑战性。如果说,以上作品更多的是在时代与历史的典型环境中展示英雄群体,那么,马文科的《大爱无言》《报告文学》2004年第4期和张雅文的《为了拯救生命》《北京文学》2004年第7期则主要从社会人生角度,集中记录了某些个体英雄们的非凡人生与崇高品质。《大爱无言》的感人与独到之处,主要在于它从爱情、家庭与人生的角度,柔婉、细腻地彰显了人物的丰富情感与美好心灵。因为,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和肖复兴《生当做人杰》中的嵇汉雄,到李鸣生《国家大事》中的蒋新松与王宏甲《智慧风暴》中的王选等,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曾描写过无数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典型。如何使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或典型叙事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固然,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性文学不同,它的确是一门“选择”的艺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但它又毕竟是一门“艺术”,“怎么写”又直接关系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品位高低与审美效果。因此,至今为止,中国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或典型叙事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或在批判中歌颂,或在对比中凸现,或主客体融为一体,或从历史人生角度,或与爱情苦难相伴,等等,但贯穿其中的中心线索,是如何“远”政治、宣传而“近”生活、艺术。可以说,一部报告文学人物史就是一部报告文学的文体发展与艺术成长史。而《大爱无言》与《为了拯救生命》对郁建兴和刘晓程的描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报告文学“英雄”言说与典型叙事方面的特色与成就。当然,新世纪报告文学不只在“英雄”言说与正面典型叙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而且在“罪犯”(主要是“贪官”)描写与反面典型叙事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可以说,这方面的探索意义更大,其经验更值得总结。因为,避免将“英雄”“神化”不易,避免将“罪犯”“鬼化”更难——难在其不仅要将“魔鬼”还原为“人”,而且要写出其人情、人性与“悲剧”性格。近年创作在这方面的突破也正在于此: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与对比描写等多种手法,或写出了其变化过程,或揭示了其内心奥秘,或批判了其“悲剧”性格,或挖掘了其典型意义。如郝敬堂的《一个死囚的灵魂忏悔》(《北京文学》2003年第1期),面对贾宏伟这样杀人越货的海盗“魔鬼”,并未停留在道德谴责的情感表层,而是通过他留下的《海盗泪》一文,客观、理智地写出了他从优秀士兵到误入贼窝的环境变化,揭示了他临死前立功赎罪、灵魂忏悔的人性复归。关庚寅的《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北京文学》2003年第9期)将人物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沈阳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小环境,再现了其“英雄魔鬼集于一身”的复杂形象。当然,在描写“贪官”典型方面,一合的创作更有其代表性。他的《“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北京文学》2002年第2期)、《灵与肉——李真的堕落与忏悔》(《中国作家》2003年第4期)和《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见《反贪局专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等作品,及其所描写的李国庭、李真与慕绥新等“贪官”典型,也代表了新世纪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方面的新成就。当然,这里所说的“典型”,不是生活中而是“文学”意义上的典型——虽然报告文学中的“典型”不能概括、想象与虚构而首先必须是生活中的典型,但生活中的典型如果不经过艺术加工与处理,也仍然不能成为报告文学中的“典型”。因此,如同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报告文学在保证“非虚构”的前提下,也可运用心理描写、性格描写和环境描写等,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一合创作的成功经验与最大特点正在于此:不仅再现了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态势和河北省、沈阳市特定时期腐败与反腐败的“典型环境”,而且运用语言、细节与心理描写等,在正与邪、功与罪、灵与肉的冲突中写出了人物的“典型”性。如写李国庭,通过他对工厂的严格管理与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他所编织的广泛而严密的关系网,他与专案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斗智斗勇,等等,写出了中国“落马”企业家中的“这一个”。写慕绥新,揭示了他的思想、性格悲剧与家庭悲剧,也写出了他的理想追求、高雅情趣与丰富情感——总之,从他“既干事又搂钱”等矛盾现象中写出了其性格中“红”与“黑”的复杂“两面”。同时,作品还揭示:李真之所以“贪”得疯狂,是因为信仰危机,即对国家前途丧失信心;慕绥新之所以“贪”得“文明”,是因为认识糊涂,即对腐败现象的麻木;李国庭之所以“贪”得“自觉”,是因为心理失衡,即对现行分配制度不满;等等。由此,作品又从素质、制度和体制等方面,揭示了人物的典型意义。不仅如此,一合不同于其他作家之处,还在于他写“贪官”形象时,不只揭露其犯罪事实与描叙其人生经历,而且再现了侦破与办案过程,并在揭示反腐之艰难时展现正义之威力,在描述斗争之悲壮时凸显勇士之坚强。这样,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搏击和对比中,罪犯与检察官、“贪官”与“勇士”彼此映照、相得益彰。如李国庭之于焦世谦,李真之于陈晓颖,等等,即是如此。除描写“英雄”与“贪官”外,新世纪报告文学还有一个审美新变,即更加关注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等“小人物”或弱势群体。这方面的作品,或以抒情、自述方式进行典型描写(如齐良生的《善良,让她如此美丽》、许芙蓉的《一位被拐女子的真情倾诉》),或以“口述实录”等方式进行群体浮雕(如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黄传会等的《发现青年》),或化装“卧底”、亲身体察“二奶”生活(如涂俏的《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叙写人生故事与人物心理(如秦春的《两地书,母子情》),等等,都为报告文学的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提供了新的审美质素。尤其是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关于和平岁月死难烈士家人们的报告》(《黄河》2004年第1期),第一次以“和平时期”众多“死难烈士”的“家人们”为主人公,体察他(她)们的内心情感,挖掘他(她)们的美好人性,满怀深情与敬意地为他们流泪、分忧、祝福,这不仅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而且在人物描写和英雄观上有新的突破。它将新时期以来以黄宗英、肖复兴等人为代表,以“小人物”为关注中心、视“小人物”为“民族脊梁”的创作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对小说等传统民族艺术的全面借鉴报告文学能否像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全面继承民族传统、吸收民族文化营养呢?这是报告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理论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尽管有人将中国报告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先秦历史散文与《史记》等,但大多认为报告文学脱胎于近现代新闻,由新闻母本与文学父本“杂交”而成,经时代风云与社会雨露催化而长。那么,这个既具“杂交”优势又无传统可言的“怪胎”,究竟怎样发展、其前途命运如何?尤其是作为“非虚构”的纪实文体,它能否吸收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的传统艺术营养呢?这是自它诞生之日起报告文学作家们就一直在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自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以上所述在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即是其例。此外,赵瑜等人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新的探索。赵瑜的《革命百里洲》(与胡世全合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的创新意义,就在于对包括小说、诗词、曲赋、散文等传统形式在内的民族艺术的全面吸收与融合。即在内容上,作品以孤岛百里洲为视点,铺叙了长江农人半个世纪的风云历史,再现了国共两党、土匪乡绅、工商财贸、文人雅士、三教九流各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