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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思潮之一,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发展与变化,显示着百年来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新自由主义思潮使西方经济、政治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包括保守主义思想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思想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新自由主义的印记.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费边社会主义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福利国家”理论和新保守主义理论,它们的产生或发展过程都与新自由主义密不可分,都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吸取营养、择其所需.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到处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影子.不仅在政治学、而且在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都存在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已经成为西方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从而对全球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新自由主义思潮发生发展的概况新自由主义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政治思潮,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削减公共开支,提倡自由放任,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新自由主义鼓吹国家在现代社会中不应该起任何作用,现代社会必须回到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自由放任主义.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导言中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1]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兴起是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此消彼涨的.其产生初期,由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各国都普遍奉行国家干预与市场体制结合的政策,因此影响甚微.但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随着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空前的“滞胀”状态,新自由主义者开始对凯恩斯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和攻击,并在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批评中走上了经济与政治的舞台.新自由主义自身学派纷呈,如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等.1947年,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家著名大学的36位学者倡导成立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学术组织——朝圣山学社,它也成为了新自由主义国际联盟形成的标志和大本营.朝圣山学社基本上囊括了通常所说的绝大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学术贡献与影响也主要是由他们做出的.1974年,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新自由主义在学术上勃兴的起点.随后,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1979年西奥多·舒尔茨也相继获得该奖,进入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学界不断发展壮大,1982年、1986年、1988年,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阿莱斯相继获得该奖;而90年代更有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相继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中:1991年的罗纳德·科斯、1992年的加里·贝克尔、1993年的道格拉斯·诺斯与福格尔、1995年的小罗伯特·卢卡斯,1996年的莫里斯和维克里,1998年的阿玛蒂亚·森,2002年的弗农·斯密斯[2].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知名新自由主义者雅克·吕厄夫是戴高乐将军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主要顾问;莱因哈德·卡密茨在战后的奥地利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路易吉·埃伊诺迪后来则当选为意大利总统[3].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率先将新自由主义理论以现实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推动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观点,如经济自由化,反对政府调节通货等,符合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了西方的垄断资本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大力支持,从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迅速扩散,并由经济而政治,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其基本原则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4].概括地说,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有如下几方面:第一,主张非调控化,反对国家干预。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但推崇“市场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们确立这一基本观点的依据有以下两点:一是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国家调控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只有实行市场竞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提供为技术进步所需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而国家的宏观管理和干预恰恰阻碍了技术进步.国家采取的任何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归根到底都是徒劳无益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国家不干预经济是对经济最好的管理”.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国家听任经济自然发展.二是个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主义是自由市场制度存在的基础,也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出发点.社会是由单个自由人构成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源于自由人的经济活动.个人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和创造.尊重个人自由,就要让个人在市场中自由选择,国家不应该进行干预.这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是效率最高的,因而也是最好的制度.在自由市场制度下,个人在为自己利益进行努力的同时,可以自动地为别人和社会的利益作出贡献.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反对国家作用,只是认为国家作用要有限度,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同古典自由主义区别开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当前时代,国家作用过度了,因而必须弱化现有的国家功能,要使其局限在为经济服务的范围内,而不能是制约经济自由的因素.在他们看来,国家的价值在于仅仅提供基础性设施方面的功能.例如弗里德曼就主张国家干预应该转变方向,重点应该在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政策.政府只能扮演仲裁者和制度制定者的角色,消除过多干涉人们自由的国家政策.新自由主义者以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证明,国家可能成为少数人或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国家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或意志.因此,国家必须放松管制,减少任何可能影响利润的政府管理,包括放松对工作环境安全的规定.第二,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私有化的狂热拥护者,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私有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私有制经济的这种优势是公有制经济所没有的.新自由主义还认为,私有制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它保证了个人的自由,私有制不仅是有产者个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证,也是无产者个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证,这是因为:穷人通过个人努力就可能致富,而且穷人致富的努力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阻碍,包括穷人在内的任何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都能够通过施展才华和努力工作致富.虽然在私有制社会里,富人在机会方面受到的限制要比穷人少得多,从而人们收入可能不均等,但每一个人致富的机会是均等的.新自由主义又认为,私有制能够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应当用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的观念来支配个人的行动.由于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个人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人加以限制.企业主可以在不受任何束缚的条件下充分发挥积极性,从而使价格下降,国民收入上升,需求增加,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在鼓吹“私有产权神话”的同时,还极力反对公有制.他们认为,在废除了私有制的公有制社会里,穷人名义上成了公有财产的主人翁,但同时却不得不服从于拥有极大的垄断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完全受这个庞大的管理体制所支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私有制社会是一个富人得势的社会,公有制社会是一个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社会;而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要比一个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更好些.作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坚决反对公有制.哈耶克就认为自由是一个最高的政治目标,政府应尽量运用自发力,而少用强制力量处理事物,强调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个人的“积极性”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和管理,用国家干预代替市场作用,其结果不仅是效率的损失和资源配置的失调,而且最后会走向“极权主义统治”,走向对个人的“奴役”[5].基于资本主义立场,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结果必然是集权主义.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表露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否定态度.他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归结为极权主义,这也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否定态度.他认为如果抛弃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纳粹主义“走着同一条道路”,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广到世界范围,从理论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不赞成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各国取消任何经济保护,让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实现贸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与国际化,最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他们重点向不发达国家推销其经济理论和政策,要求这些国家不顾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条件是否成熟,尽快实行完全的利率自由浮动、外汇自由交易等金融自由化;尽快取消关税和对外资的产业限制政策等贸易自由化.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赞扬它们凭借其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会计准则的一系列组织和行业规则来控制世界各国,实行美国模式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他说: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以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加了个人依赖国家的惰性.在哈耶克看来,福利国家是一种人为的设计而不是单纯的人类行动,完全忽视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中建立“自发秩序”的必要条件.相应地,新自由主义主张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主张完全的私有化,包括把铁路,征税公路、电力、学校、医院等生产公共或准公共产品的部门以及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到斯密的自由主义轨道,按照英语世界的传统,这就是“右”的、“保守”的,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思潮更能显示其本质.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践后果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主张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美、英等国实施以来,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系列影响,美国里根政府明确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其政策重点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供给,主张中性的财政政策、温性的货币政策和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应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扩张的要求,对美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其实现了80和90年代经济不同程度的繁荣[6].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自由主义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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