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无罪推定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判决为有罪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无罪之人。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保障其在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使其能运用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与拥有强大追诉能力的国家追诉机关相抗衡，并借以自我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公民在法律上都被推定为是无罪的，这一状态延续到诉讼中，在法院判决之前，不能仅仅根据公民涉嫌、涉诉这一事实就简单地推定公民有罪，而是否有罪应由国家公诉机关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由审判机关最终加以认定。被告人本身并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如果公诉机关不能证实被告人所犯罪行的真实性，那么就应恢复被告人无罪公民的基本生活状态。从十八世纪人权运动兴起以来，人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人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人权的保护。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保护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已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采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从历史渊源上看，无罪推定原则起源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即无罪判决。作为一种政治法律思想，19世纪中叶，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名著《犯罪与刑罚》中首先提出了“无罪推定”的口号，他号召：“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正式将这一原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未经判定有罪之前均应假定其无罪，即使认为非逮捕不可，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此后，无罪推定原则为欧洲大陆各国所纷纷仿效，并逐渐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承认，并相继写入宪法或刑事诉讼法典中，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律原则。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确认：“凡是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之前，有权被视为无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第2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相关法律文件中称无罪推定原则是“人权保障的基石”。1950年签署的《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规定：“任何受指控犯罪的人，在未依法确定其有罪之前，推定其无罪。”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无罪推定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推定。所谓推定，是指由前提事实推认结论事实的一种证明方法。推定分为“事实上的推定”和“法律上的推定”两种。前者是根据经验法则对事实进行合理的推断，它实际上就是指合理的事实认定；后者则分为“可以推翻的推定”和“不可推翻的推定”。“不可推翻的推定”是一种拟定的推定，当事人不能通过反证的方法加以否定。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证据法则，而是一种实体法规则,而“可以推翻的推定”则是一种纯粹的证据法规则，由于法律允许当事人通过举出反证加以推翻，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机制，它将法定的反证负担加在另一方当事人身上，而享有推定利益的当事人则可以免除举证的责任。无罪推定就属于法律推定中的“可以推翻的推定”，它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加于控诉方身上，而使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免证的特权。在民事案件中，就推定被告人不负有责任；在刑事案件中，就应推定被告是无罪的。根据证明责任的双重涵义，我认为无罪推定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属于行为责任的分配在诉讼中，原则上应当由控诉方提供证据来证明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被告人在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既然如此，被告人也就没有义务在针对其进行的查找证据的活动中予以合作，他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保持沉默，也可以明确表示拒绝陈述，即被告人在诉讼中享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或者说沉默权，不能强迫被告人陈述与案情有关的事实，不能因为被告人保持沉默或拒绝认罪就得出对其不利的结论。如果被告人基于某种考虑，在诉讼过程中放弃了沉默，提出了某种主张，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他就必须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或者说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二）疑问有利于被告人属于结果责任的分配被告人在诉讼中的无罪地位是一种法律拟定，它是可以通过控诉方的反证活动来加以推翻的。疑问有利于被告人，是控诉方承担结果责任的直接体现。根据“疑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当法官对于被告人是否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出现疑问时，就应当直接宣告被告人无罪，此即“疑罪从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一般评论》中曾指出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包括两项内容：第一，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第二，当控诉方不能证实被告人有罪，审判者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行轻重尚存怀疑、难以确证时，被告人有权获得对其有利的判决。三、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诉法中的体现及现状（一）体现了疑罪从无规则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无罪处理。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生标准，即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达不到证明有罪的标准，就会形成疑案，无罪推定原则对疑案的处理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即在判决的结果上宣告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吸收了“疑罪从无”这一科学的、公正的做法。在第195条第3项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在实际的刑事审判中，如果有的案件的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按照国家实行的关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矛盾排除不掉，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一规定同国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反映出了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二）明确了举证责任在控方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公安机关应当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侦察、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和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后仍然证据不足的，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些说明刑事诉讼法确实规定了应当由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些规定符合无罪推定原则。但是刑诉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必然导致其自我归罪或自证其罪，这显然有被悖于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如此，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还进一步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把回答侦察人员的提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其一是必须回答问题，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隐瞒事实，不得作虚假陈述。犯罪嫌疑人如果违反这一义务，就要因“认罪态度不好”而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在第53条规定了“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重口供、轻证据的传统。人们习惯于从口供中找证据，有口供心里才踏实、才定案，“证据之王”的阴魂不散。口供是证据的重要来源之一。不放弃对口供的收集，这本无可厚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与司法机关合作，对案件事实作出有罪供述与无罪辩解，有利于查清事实真相，争取有利于被告的诉讼结果。这应当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而不是诉讼义务。尤其是不回答提问，或在作虚假陈述，还要作为从重量刑的情节、令其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三）赋予公民沉默权所谓沉默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决定是否进行陈述或保持沉默，而控诉机关不得以国家强制权迫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就自己是否犯罪进行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重要规则之一，也是保证无罪推定的基础性条件。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显然，这与沉默权的规则是背道而驰的。从举证责任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而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规定实际上要求犯罪嫌疑人证明自己有罪，变相地让犯罪嫌疑人承担了举证的责任。对于沉默权，在实践中也不应机械地应用，既要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可以告知有放弃沉默的权利，告知我国刑法中有从轻、减轻的情节，积极鼓励其放弃沉默，如实陈述。（四）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现状分析2012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又进行了重大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到刑事诉讼法总则之中，突出保障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在多项具体规定中贯彻这一原则。这一规则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能有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修改后的新刑诉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尽管学术界对该条文是否就是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观点各异，但是从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来看，随着控方举证和“疑罪从无”的原则的确立，可以说，作为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无罪推定原则已经在我国初步确立。但是，从改革后的总体效果来看，新的控辩式诉讼模式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超职权主义”因素，这些“超职权主义”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新的控辩式诉讼模式仍然贯穿着强烈的惩罚犯罪、打击犯罪观念色彩。这突出表现在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但其内容被严重弱化。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仍然必须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无权保持沉默。《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就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或者拒绝陈述的权利，这显然是违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技能。从国际范围来看，世界上法治强国都对无罪推定原则加以规定，联合国对此也加以首肯。我国香港、澳门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确立了此原则，要看到，无罪推定原则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诉讼原则，它已成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并对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科学化有重要影响的法律文化现象，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理应在法律上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因为在这方面涉及到人权保障问题，容易给西方反华势力可趁之机，对中国的人权现状加以攻击。但另一方面，侧重从国内的具体情况来考虑，将无罪推定原则立时加以规定的话，必然会引起现行法律观念、制度、程序等各个方面与无罪推定不协调的问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司法工作人员也难以很快接受。因此，充分考虑我国的国内现状，着眼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地、合理地吸收无罪推定原则中的有利因素，取长补短，使其缓缓融入到我国的法制体系中来。这不仅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惯例接轨，而且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以便就人权问题树立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3．樊崇义:《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4．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版5．张国安等：《新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6．陈林林：《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