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二章党的思想路线相关案例

专题二：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相关链接之一：“两个凡是”与两年徘徊相关链接之二：“实事求是”的典故相关链接之三：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相关链接之四：真理标准大讨论总览与评价相关链接之一:“两个凡是”与两年徘徊(2001-06-2215:03:56)觉醒总是从痛苦的黑暗中萌生。1976-1978年的中国，正步履艰难地迈向“文化大革命”阴影外的生命空间。批判“四人帮”的勃然呐喊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刚刚起步；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的复出推延了9个月的时间；“洋冒进”又一次加重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不协调；新的个人崇拜再一次锁住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历史无情地把“两个凡是”与“两年徘徊”扭结在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顺乎民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以明辨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摆脱十年动乱的阴影，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段。1976年10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耿飚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关于宣传要点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突出宣传华主席；二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三是彻底揭批“四人帮”。耿飚指出，“四人帮”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敌，要坚决打倒他；要宣传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不能手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要掀起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对“四人帮”表扬过的单位和个人，不要轻易在报刊上点名，对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一般也不要点名。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知》主要讲了四点：第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第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第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1976年12月10日，中央首先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由此打响了着重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的第一个战役。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开始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重点的第二个战役。9月23日，中央又发出《材料之三》，开始进行以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为重点的第三个战役。与此同时，还在全国进行了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夺回他们夺去的那部分权力的斗争。到1978年，揭批查运动基本结束，全国初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局面。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开展，愤怒的呐喊逐步归于理性的平静。人们不再满足于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错误简单归结于“四人帮”的表面做法，一些深层次的大是大非问题摆在了新的党中央面前：“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原因何在?毛泽东的功过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四人帮有何不同?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四人帮”是极左还是极右?“文化大革命”应如何定论?......邓小平复出，众望所归1976年初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为地中断了邓小平1975年开始的卓有成效、颇得人心的全面整顿。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复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期待。然而，历史幕后的曲折竟使邓小平的复出整整向后推延了9个月的时间。1976年10月26日，宣传部向华国锋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国锋迅速做出了对立的反应。华国锋提出：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第二，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陈云书面提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就是替“四人帮”辩护。在这次会议，华国锋讲话的基调虽然未变，但讲话的分寸有了微妙变化，华国锋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他又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又一次重申“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他补充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即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华国锋的允诺是有折扣和条件的。华国锋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严辞拒绝了这一交换条件，他说：“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决要求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呼声中，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终于复出。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时代就要开始了!“两个凡是”成为历史转折的重大障碍揭批“四人帮”没有从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根本原因，反而继续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邓小平的复出经受了步履艰难的挫折；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仍没有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破坏积重难返，非短时间内即能解决；一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犯了“两个凡是”的重大错误，由“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产生出历史转折的巨大阻力。“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的创造，但华国锋对“两个凡是”负有直接的责任。早在1972年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的问题时，汪东兴就说过：“凡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到：“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1977年1月，华国锋指示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当时的表述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2月7日，按华国锋的指示，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方针。同日，首都其他报纸以同样的规格，即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四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的规格转载。这一社论的起草者是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工作，康生死后，担任中办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东兴曾对文件清样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这篇文章，由于“来头很大”，中央宣传部也未能顶住。当时的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耿飚在讨论这篇文章时直言道：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尽管“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这篇文章的起草或讨论，尽管当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两报一刊”只能照登。华国锋的想法是：作为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作为毛泽东亲笔写下的“你办事，我放心”条子的合法拥有者，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必须无条件地肯定毛泽东的一切意见和决定，当然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决定。他没能明白，只有以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理智和勇气，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严格区分开来，彻底否“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下去。基于错误的认识，华国锋没有担得起转折时期的领袖作用。他在理论上大力推行“两个凡是”，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实践上致使揭批“四人帮”运动未能取得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应有效果；阻滞了恢复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两个凡是”形成了历史的阻力。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510名代表代表着3500万党员参加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修改党章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的功绩在于：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必须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华国锋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明显贯彻了他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报告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说我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报告把毛泽东晚年失误，即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报告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报告错误地认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所谓“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共所面临的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反“左”。在此，华国锋在“两个凡是”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坚持“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还要继续开展的论断；三是坚持反右，反对反“左”。这表明，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够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为新时期制定正确方针、路线的艰巨任务。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8年2、3月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为副总理。大会审议通过了经过大量修改的新宪法，并于3月5日正式予以公布。1978年宪法基本上恢复和坚持了1954年宪法的一些好的原则和制度。但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仍存有一些“左”的历史印迹，保留了一些错误的和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与此同时，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中止的政治协商制度重新得以恢复。新的个人崇拜华国锋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被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地位的。华国锋在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