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邓三 第二章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教学目的与要求]1、明确思想路线的内涵，了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发展过程；2、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意义；3、深刻理解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教学重点与难点]1、关于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2、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3、关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及其如何贯彻落实。[学时安排]6学时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请同学从思想解放运动的角度回顾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从而加深对以下结论的认识：“回顾19、20世纪的中国，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每当社会发展到了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思想解放的先驱们，总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旧思想的牢笼，开启新思想的闸门，创造出崭新的时代风貌。”第一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思想路线指的是人们的认识所遵循的方向、途径、原则和方法。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是指这个政党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路线。一、毛泽东确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1、毛泽东开创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一开始由于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没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指导中国革命，曾经出现过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甚至面临夭折的危险。正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批判、抵制和克服了当时盛行于党内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1929年6月写的一封信中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想的原因时，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概念。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针对当时党和红军内部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指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从而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毛泽东还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38年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赋予实事求是以崭新的含义，而且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高到有没有党性或党性不纯的高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内曾经存在着三种认识路线：自以为是、以本为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的表现及其危害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尖锐的指出：“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领导干部同志的作风。”当时有许多巡视员、游击队的领导、新接任的干部，不作调查就喜欢主观地宣布政见，这是闭口瞎说的官僚主义表现。[典型事例]1928年4-7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吉安、安福一小部，面积约七千平方公里，人口65万,是边界的全盛时期。到了6月26日，湖南省委命令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而且“毛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希望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6月30日，湖南省委巡视员和省委代表两人来到永新。毛泽东提出：“湘敌军大于赣西敌军七、八倍，我军一去，有立即被消灭的危险。”后红29团在省巡视员的强烈要求下，向湘南冒进。攻打彬州守敌。结果千余人的队伍，仅剩百余人。毛泽东写到：“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计数，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以本为是]的表现及其危害以本为是的思想方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认为凡是“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它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一次，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时说，世界上没有比随意打开、合上一本书更容易做的事了，比炊事员准备饭容易得多，比叫他去杀一头猪更容易得多。炊事员杀猪，必先逮住这头猪，猪可能跑，猪还会叫。但放在桌子上的书不可能跑，也不会叫，你可以任意处置。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做到。对“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在党内的吹毛求疵，毛泽东的回答是：“教条狗粪不如，狗粪可以肥田，但是教条呢?它们既不能用来肥田，也不能用来养狗。它们有什么用处?”在延安，对那些只会背书、背条条的人，毛泽东还给他们画了像，就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2、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离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文化大革命建国初期，我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结合，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毛泽东同志逐渐背离了他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转变，仍然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和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任意地歪曲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现代迷信，导致党内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日益盛行，使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丧失了发展和前进的活力，給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深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只要坚持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背离了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遭到损失、受到危害。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但是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1977年2月7日，当时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导致我国的发展徘徊不前，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新时期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1、邓小平恢复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僵化思想继续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继续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我国的发展，导致我国仍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这种徘徊停滞的局面越来越引起党内外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终于使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党内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坚持正确思想路线的代表，坚决要求打破“两个凡是”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禁锢，重新恢复和发扬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中，“两个凡是”的观点越来越不得人心，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正确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响应。所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包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看法，不赞成“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这引起了与会同志的高度重视，使得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绝大多数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给予了坚决支持，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两个凡是”观点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正面交锋的结果，是坚持实践检验标准的正确观点终于战胜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标志着在党中央高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已经战胜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邓小平同志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对这场思想路线斗争作了如下评价：“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深刻批判了思想僵化的观点，标志着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奠定了思想基础。[历史回顾]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解放在“反击右倾反案风”中再次被错误打倒的邓小平同志，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两个问题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要求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面对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强烈呼声，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华国锋却不容许人们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提出：“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1977年1月春寒料帩，正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周年之际，中华大地上再次出现了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诗词和标语，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但当时中央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只许发表几篇低调的纪念文章，不准提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周总理的评价不能超过毛泽东审阅过的悼词，从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在这种背景下，1977年2月7日，当时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观点表明了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坚持的基本态度：一切都按照“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继续下去，不容许有任何改变。与此相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坚决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刚刚提出不久，当时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邓小平同志就开始了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从而揭开了党内正确思想路线和错误思想路线斗争的序幕。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5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