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一)

汉语汉字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一）(2008-07-0415:57:40)转载▼标签：汉语汉字中国为什么落后原始思维社会进化杂谈中国人向西方主动、自觉的学习已经100多年了，至今得到的仍然基本上是糟粕，而且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也被我们自己破坏得差不多了，所以国家仍然落后。看到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习英语，但是绝大部分学了10多年，最后仍然还是哑巴，所以很让人担忧。然而，我们却沾沾自喜地认为，汉字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语言，而且很难被外人学到；殊不知，汉字汉语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国文明之所以苟延残喘至今，在文化基因上来说完全得“益”于汉字汉语所体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我们的文化密码就是汉字。可以举例加以实证的例子比比皆是，甲骨文、金文将我们的文化起源写得明明白白。这些文字体现了在世界文明共同发生之后，中国就进入了相对封闭的状态，并因此，我们的文明继承了文明发生之初的原始状态。大约1万年前，“冰川时代”结束，世界各地几乎同时进入了农业文明阶段。再过了3、4千年，文字开始在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出现。由于人类的同源性已经基本上得到世界学术界公认，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文字的起源也应该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我的估计是，汉字的发源很可能与上面两种文明有亲戚关系。现在的“知识考古”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玛雅文字、中国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都有一些相通甚至完全相同的地方，西方人最初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就曾经借助过汉字。由于汉字的出现比更古老的象形文字晚，所以汉字变得非常优美而成熟。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甚至可能更早，由于强大的帝国模式的国家开始形成，所以在欧亚大陆上，文明开始出现分岔，加上自然地理阻隔的因素，因此，在这些文明中，中国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而在其他区域，由于商业和战争的原因，文明交融的现象呈现出一种常态。于是，决定西方文明及其思维方式的表音文字开始出现，它的基础就是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的基础是东方古老的象形文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方文明一开始就是小型全球化、符号化、形式化的，它的思维方式表现为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方文明一直就是东方文明的超越和进化，就像电影《功夫熊猫》所表现的那样，譬如，西方文明对“两希”文明、“四大发明”等的继承和发扬，古希腊文明得益于更古老的东方文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与老子的“无为”有关联，等等。中国文明、印第安文明一开始就是具体化、形象化、区域封闭化的，中国人、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是“前逻辑”的。不同的是，印第安文明已经彻底崩溃，而中国文明仍然在苟延残喘，原因是印第安文明的封闭性更强，遇到欧洲人身上携带的普通病毒就难以抵御了，而中国文明毕竟经常遭遇游牧文明的打击，因此尚且有些汤因比所说的“刺激——反应”的活力，况且，中国文明一直在通过西域而间接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以它勉强活着，不过，这种“活”是虽生犹死的状态。说白了，中国文明尽管现在还没死完，但它迟早要死，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文明，汉字就是这个僵而不死的文明的载体。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是“前逻辑”的。所谓“前逻辑”，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描述的原始思维的三个具体特征之一。布留尔为了解释“前逻辑”，用了“集体表象”和“互渗律”的概念。布留尔的“集体表象”可以通过迪尔凯姆的“集体精神”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获得理解，他认为，“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以其本质上神秘的性质有别于我们的表象，原始人的意识已经充满了大量的集体表象，靠了这些集体表象，一切客体、存在物或者人制作的物品总是被想象成拥有大量神秘属性的”，也就是说，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只存在一个世界，实在体系和精神体系没有相互区别，现象之间也没有客观联系，而只有神秘联系。中国文明历来就在延续着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将阴、阳世界不分，我们祭祀古人、祖先的方式就一直在继承这个思维传统。布留尔在给“集体表象”下定义时说，“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集体表象要求以某种不同于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主体为前提，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来得到理解。例如语言，实在说来，虽然它只存在于操这种语言的个人的意识中，然而它仍是以集体表象的总和为基础的无可怀疑的社会现实，因为它是把自己强加给这些个体中的每一个；它先于个体，并久于个体而存在。”很多中国人自诩自己的文明伟大，一个可能的因素是由于某些西方思想家不明真相或者故意混淆是非的结果，例如西方的很多启蒙思想家就曾经极力推崇中国文化，但是运动结束之后，后起的西方思想家们的观点基本上发生了完全相反的转折。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澄清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和政治制度的误解，他认为：“与其说他们（指原始人——笔者）在思维，还不如说他们在感觉和体验。……我们的思维剥夺了它们里面的基本上具体的、情感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也使得那些表现了原始人的神秘和极少逻辑性的思维的制度如此难于被理解，如此常常被理解得似是而非。”中国的著名典章《老子》之所以显得了不起，是由于现代思想对它进行了再加工。其实《老子》中的思想也是原始思维的体现。在一些原始民族中，数字往往只有一、二、三，有些甚至只有一、二，三以上就是“许多”。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道”是神秘的，而一、二、三则体现了原始思维的非抽象性。布留尔的“互渗律”认为，“互渗的实质恰恰在于任何两重性都被抹煞，在于主体违反矛盾律，既是他自己，同时又是与他互渗的那个存在物。”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当下中国的假大空和“权钱交易”而得到，我们说一套做一套居然可以结合得天衣无缝！“互渗律”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例如所谓的“情景交融”和“天人合一”等。“互渗”的结果就是不承认这个世界有违反矛盾律的问题存在，一切都是“和谐”的。但是，人毕竟是活的，况且世界越来越开放，“和谐”的结果导致了生命力的冲动不得不在外在压力下转化为情感的泛滥。所以，中国人看起来压抑，实际上非常放纵自己。情感（非理性、反理性）的泛滥导致了中国形成了一个“人情社会”，在这里，一切困难都被“神秘”力量主宰了，因此，太多与理性法则违背的“潜规则”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深刻地表达了对中国文明原始性的批判甚至不屑。他认为，“思维习惯太顽固了，它已经产生了号令一切的需要。要使欧洲厌恶中国的学者是容易的，但要让中国弃绝她的那些物理学家、医生和风水先生却很难”。在书的末尾，布留尔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发展陷入“停滞”，所取得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扯淡”，他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科学中的每一种都是奠基在僵化的概念上，而这些概念从来没有受到过经验的检验，它们差不多只是包含着一些带上神秘的前关联的模糊而又未经实际证实的概念。”例如，中医理论中的经脉、阴阳五行说，天文学中的星象说，谶纬说，都以集体表象的“沉淀”形式——概念呈现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中国人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是因为中国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中国几乎是最晚进入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的根本就是承认人类社会的进化以及文化的差异性，同时，人类可以建立在抽象的共同规则的基础之上。而汉字的统一，在世界上也可以算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它阻止了中国人思维能力的发展，这也是鲁迅的呐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根本原因，发出类似的呐喊的还有谭嗣同、蔡元培、钱玄同、吴稚晖、胡适、陈独秀、瞿秋白、吴玉章、吕叔湘、毛泽东等。难道这些思想巨匠是开玩笑的吗？肯定不是。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如此“痛恨”自己的母语？中国的社会制度究竟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社会难以进化与汉字汉语究竟有什么关联？这是下文要继续阐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