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的中国史从宫廷工艺品到“文革”记忆

搪瓷的中国史：从宫廷工艺品到“文革”记忆搪瓷，曾经是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常生活记忆中挥不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几何时，家里的脸盆、牙缸、灯罩、饭碗都是搪瓷制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迈入21世纪之后，搪瓷制品像听到了集结号一样，“嗖”的一下全体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现如今，要找搪瓷制品，首先想到的就是各大城市争相新建的那些文化创意园或商业街，不过里面兜售的搪瓷制品已经不是日用品了，而是一种象征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作为文化符号的搪瓷商品说起搪瓷工艺，大部分人第一时间会与那些常用的日用品联系起来，殊不知在1956年中国制定搪瓷制品标准之前，人们将搪瓷这种工艺称为“珐琅”。也就是说，所谓搪瓷，指的是金属外面的那层类似“釉”一样的东西，无论是金、银、铜、铁、钢、瓷质的各种胎体，只要外层用这种“无机玻璃质材料”包裹，都可以叫做搪瓷。更重要的是，搪瓷早年间的叫法就是工艺品中常提到的那个珐琅。名字一变，立刻高大上起来了。难怪古人说：名不正言不顺。讲搪瓷还得先从珐琅开始。阿拉伯人带来的铜胎掐丝珐琅有的书里说，珐琅这种工艺最早起源于古埃及，后来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不过，珐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被后人所重视，应该是从元代开始的。元朝人有首诗《大食瓶》：“西南有大食，国自波斯传。……素瓶一二尺，金碧灿相鲜。晶莹龙宫献，错落鬼斧镌。粟纹起点缀，花穟蟠蜿蜒”，说的就是阿拉伯人制作的掐丝珐琅彩瓶。所谓掐丝珐琅，就是用细而薄的金属丝或者金属片焊或者粘在胎体上，组成美丽的图案，再像小时候玩的填图游戏一样，用各种颜色的珐琅釉料把图案填满。之后再经过多次焙烧、磨光、镀金形成最后的成品。在元代，蒙古人统治的地区横跨欧亚大陆，他们在西征的过程中，每每使用大屠杀的手段，而得以幸免的只有一些工匠艺人。“惟匠得免”的政策也被堂而皇之地写在元朝的典章制度中。在征服如今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的时候，元朝军队收罗了很多善于制作掐丝珐琅工艺的阿拉伯匠人，并把他们派到军队里服役。于是掐丝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就流传到了中国。一种说法认为，跟随蒙古军队在云南征战的阿拉伯珐琅匠人在当地收了徒弟，而云南徒弟学会了以后，跑到京城去讨生活时才把这门手艺传到了中原地区。不过元代的珐琅工艺只是起始阶段，珐琅彩绘制技法并未普及，传世作品也少。元末掐丝珐琅象耳炉真正为世人熟知的掐丝珐琅彩艺术，当属明代的景泰蓝。明成祖的时候，“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将中外交流推向高潮，同时对我国的工艺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阿拉伯工匠直接来到中国，指导甚至参与了掐丝珐琅器的制造。外国的师傅来了，技术当然比云南徒弟要好得多了。当时主流的做法是在铜制的胎体上制作珐琅彩器皿。明代景泰年间，这种工艺在艺术手法、制作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宫廷内的御用监还有专门的作坊。因为是景泰年间，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大多是以蓝为底色的，于是用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皿就被叫做“景泰蓝”。可是当时直接在瓷器上作画的釉上彩工艺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在铜器上采用掐丝珐琅上釉的复杂工艺呢？那是因为釉上彩在烧制过程中，色彩容易晕散，不像掐丝珐琅工艺可以保证颜色精确；同时铜器封釉具有金属贵重、坚固的特点，又有类似瓷器晶莹光滑适用于装饰的特点，非常符合官家端庄大气、雍容华贵的审美趋向。但是，由于景泰蓝的釉料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价格昂贵，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原因，铜胎掐丝珐琅彩的烧制开始停歇，再加上传统瓷器的着色技法提高，出现了万历时期的五彩瓷，以金属为胎的珐琅彩工艺品一度式微了。欧洲人带来了画珐琅珐琅工艺在东方慢慢发展的同时，在西方也没有停下脚步。15世纪中叶，欧洲发明了不用掐丝，而是直接在铜胚胎上烧一层不透明的珐琅釉作底层，而后再用彩色釉料绘画，入窑烧制的工艺，这被称为画珐琅。15世纪末，法国中西部的里摩日（Limoges）是欧洲画珐琅之都。16-17世纪，那里已经可以生产出世界最精美的彩色珐琅。当时的画珐琅，除了宗教题材之外，还有世俗的装饰画，特别是人物肖像画，这些大多是当时的欧洲皇室和豪门私人定制的器物。比如画珐琅大师利莫赞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532年临摹丢勒风格制作的《耶稣受难》组画，他还遵照亨利二世国王的指示，制作了很多描绘他的情妇迪亚纳各种姿势和表情肖像的画珐琅作品。十八世纪欧洲14K金嵌钻石画珐琅怀表清朝统治中国以后，尤其是康熙皇帝收复了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作为重要的工艺品，跟随使团、传教士进入中国，被时人称为“洋瓷”，这是珐琅工艺第二次传入中国。由于康熙皇帝喜欢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对欧洲文艺复兴影响下的艺术也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光影效果、体积感和质感、逼真写实的色彩关系，都让这位皇帝感到特别新鲜。欧洲传来的画珐琅，一下就受到了皇帝的宠爱。他马上下旨命令宫中的造办处承做，并招揽了多位欧洲画珐琅的工匠来中国指导。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就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的烧制技术，并且还将这个技术移植到瓷器胎体上，于是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画珐琅工艺——瓷胎画珐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珐琅瓷”。不过，当时为了追求欧洲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在康熙朝的珐琅彩外壁上大体是不封釉的，摸起来比较生涩。康熙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到了雍正年，皇帝对珐琅彩的烧造更加关心，派怡亲王（十三弟允祥）亲自主持，珐琅瓷的技术工艺和艺术水准达到了顶峰。一方面是开发了国产的色料，不仅摆脱了此前一直依赖外国进口的局面，甚至研发出了新的颜色。国产色料发明之前，工匠们必须谨慎使用，烧坏了一件东西都得被上司K得满头包，自然也就也不敢大胆试验。有了国产的颜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工艺技术的革新，越来越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开始绘制大量的花鸟、竹石、山水等图案，并在画面空白处题以诗句，配有闲章，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工艺技艺与中国传统审美的结合。另一方面，当时景德镇御厂已经烧造出“内外皆有釉”的白瓷胎，摆脱了原来欧式“铜质感”的感官印象，珐琅瓷彻底变成了“中国瓷”。在雍正年，之所以珐琅瓷攀上巅峰，还必须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是年希尧（年羹尧的胞兄），一个是唐英。年希尧向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学习，写了一本介绍透视法的书，叫做《视学》，对推动中国画运用西方科学的透视原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唐英则是景德镇的督陶官，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景德镇烧出了更加精美的瓷胎。雍正珐琅彩松竹梅橄榄瓶乾隆朝基本延续了前朝珐琅瓷的烧造工艺，但却慢慢走向衰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珐琅作的生产大为减少。究其原因，广州粤海关承制的“广珐琅”充分发挥了作为当时唯一通商口岸的地域优势，积极吸收西方工艺的先进成果，“与欧洲同步流行”，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欧式风格明显，深受皇室贵族欢迎，反之宫廷珐琅作的工匠整日埋头揣测皇帝心思，集体创造力反而慢慢消亡了。其次，珐琅瓷多半是皇室贵族收藏，没有“出口创汇”，是一项“只出不进”的亏本买卖。乾隆后期经济发展衰退，长期通货膨胀，铜料紧张，珐琅作预算紧缺，难以维系庞大的经费开支，所以到了乾隆末年，整个宫廷珐琅作干脆关门歇业。乾隆珐琅彩玉壶春瓶日本人刺激下中国搪瓷工业虽然珐琅作为工艺品的阶段告一段落，可是作为日用品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当中国人把画珐琅升级成珐琅瓷，奉为藏品，西方人却逐渐将珐琅工艺转为民用，这个对比不能不令人有些许唏嘘。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展开，珐琅制品被普及到西方市民家中，成为寻常的日用品。而后，伴随着欧洲商品输出，珐琅制品第三次来到了中国。根据中国搪瓷协会网站所记载的大事记，光绪四年（1878年），奥地利第一次将搪瓷制品输入我国，不过当时还不叫搪瓷。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战之际，将大量的低质搪瓷制品倾销我国，同时带来了“搪瓷”这个从日语转换过来的词汇，从此，“珐琅”和“搪瓷”虽然同属一种工艺，却被约定俗成地分配到不同的行业上，工艺品叫珐琅，工业日用品叫做搪瓷。当时日本专门设立了6家工厂，生产专供中国地区的搪瓷制品，我国市场几乎为日货独占。到了1915年，我国搪瓷制品的输入以日本为主体（至1929年），每年输入额占输入总额的58%-84%之间。1916年，英国人麦克利（F•H•Mcfregor）在上海闸北顾家湾（现中山北路、恒业路附近）开设广大工厂，这是洋人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搪瓷厂，制造牌照、口杯、食篮、灯罩等搪瓷制品与日货竞争，后因经营不善而告失败。1917年，留奥学习美术珐琅的中国留学生刘达三与嘉兴商人姚慕莲（他是辛亥后上海民营资本的代表人物之一，还于1915年办过民营的自来水厂）合资在上海闸北创设中华美术珐琅厂（中华制造珐琅器皿公司），生产面盆和杂件等搪瓷制品。这是中国人自办的上海首家搪瓷厂，但一年后，因经营亏损而改组。其后日本侵华，抵制日货运动兴起，对保护民族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是中国搪瓷工业的发源地和集中地。到了1924年，我国搪瓷工厂遍地开花，洋商及华洋合资的搪瓷厂已全部停产，民族搪瓷工业终于形成。之后，中国搪瓷业兴旺起来，不仅独占中国市场，而且还多次参加各类世界展会，包括后来被叫做“世博会”的万国博览会。但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许多民营工业或被炮火炸毁，或被强行征收，或因为货源断绝而停产，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短暂恢复。搪瓷制品上的政治宣传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搪瓷制品兼顾轻便耐用而且价格低廉的特点，国家大力发展搪瓷日用品工业，上海搪瓷工厂响应号召，到内地设厂，帮助全国搪瓷工业发展，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因为搪瓷制品深入千家万户，是广大群众每天都能用到的东西，所以自然一些政治宣传和口号也就不断地在上面出现，让这些搪瓷制品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印记。例如，1925年6月，“五卅”事件后，上海益丰搪瓷厂为了不忘国耻，自发特制了“五卅”纪念脸盆，在盆底喷印上“勿忘五卅”字样，在盆边喷有“一片冰心盟白水，满腔热血矢丹青”的爱国词句。这应是政治宣传最早在搪瓷制品上出现的例子了。和国民政府比起来，新中国对搪瓷制品上的政治宣传更加重视，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各种不同的口号印在上面，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打倒一切帝反修”，别的不说，就连我们最熟知的印有牡丹花图案的脸盆，当时也被叫做“胜利式”。一直以来，搪瓷制品可以说是供销两旺的，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外都有大量的订单。可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些东西会突然间集体消失呢？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价格低廉的瓷器、金属等制品涌入，对搪瓷制品独霸日用品市场的局面带来了冲击，而老牌搪瓷工厂也深陷困境，相互厮杀。更重要的是，搪瓷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酸洗工艺，会使大量的重金属废水排入江河，对环境带来极大的污染。珐琅或者说搪瓷，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外国的影响和刺激。事到如今，我国的搪瓷业者除了制作一些不着调的面盆牙杯，放在旅游景区和文化创意园内供人“瞻仰”外，恐怕还得将眼光瞄向海外。因为外国搪瓷业已经将搪瓷工业用于有毒管道涂装、建筑外墙等高新技术领域，看来我们还得需要一趟“西天取经”吧。参考文献：姜浩峰：《搪瓷旧事》，《新民周刊》，2014年5月祝重寿：《关于中国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的起源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9月周思中：《欧洲画珐琅与清官瓷胎画珐琅》，《紫禁城》，2008年7月王升虎：《中西合璧——珐琅彩艺术的源与流》，《东方收藏》，2012年12月刘芳：《盛极而衰——清乾隆朝瓷胎画珐琅欣赏》，《荣宝斋》，2013年3月中国搪瓷工业协会：《中国搪瓷工业50年》，《中国搪瓷》，2000年2月秦祥年：《路在何方？——剖析上海搪瓷业》，《上海统计》，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