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问题的根源

村问题的根源前言乡镇一级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繁荣和稳定，而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基层工作，也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乡镇工作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就日益凸现其重要性！值得指出的是：任何问题都有其时间性和地域性！文中所阐述的问题和观点，主要体现于浙江省，时间跨度为上世纪的90年代初至今，不代表全国范围内的乡镇工作情况，也不能涵盖所有的特殊案例。1、信任危机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政府正常行使行政职能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与执政对象建立信任关系，信任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而在现阶段，乡镇工作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乡镇政府威信削弱、村两委干部不得民意、政策权威性和严肃性的丧失，如何缓解危机，重建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刻不容缓、势在必行。1、1乡镇政府威信的削弱在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大环境下，现乡镇一级政府已经出现执政能力弱化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就是乡镇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日渐削弱。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几千年来都被封建统治所奴役，皇权和顺服一直被人们所倡导，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兴起，中国人民已经迅速告别了“独裁和人治”的黑暗过去，迈向了“民主和法治”的新世纪。封建王朝依靠着劳动人民的皇权意识而得到延续，但当今政府繁荣和兴旺的基石则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乡镇政府的威信强弱与否，取决于是否为群众谋利益、是否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运营中，乡镇政府都是对上级政府负责，而没有直接对农民负责。不管是行政首长的任免，还是行政活动的开展，都是从上向下进行，为人民负责的施政目的也难以彻底实现，长此以往，乡镇政府的威信自然难以得到强化。施政过程中，乡镇政府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行政手腕。80年代前，“农民很自觉、政府很高大”；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农民有情绪、政府来诱吓”；90年代后期至今，“农民无辜、政府无奈”。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也从“亲密无间”到“威逼利诱”再到现在的“行同陌路”。可见乡镇政府的威信已经大不如前。乡镇工作过程中的简单粗暴是造成政府威信降低的一个原因，而在90年代末期社会舆论对乡镇干部的大量反面报告更催生了农民对基层政权的强烈不满，尽管党中央在01年后调整了舆论导向，但乡镇一级的政府形象已经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政府威信的削弱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却只有一个：充分满足农民要当家作主的政治诉求。主要由以下四方面的手段：一、实现乡镇一级行政首长的直选。尽管民主在中国有着先天的水土不服，但只要在基层开展民主直选，相信更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农民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也可以通过对行政长官的自由选择而得到宣泄；直选上任的长官也会深刻认识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性，施政过程中会尽量考虑选民利益，以求获得连任。二、实行人大代表常任制。乡镇一级的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由村干部担任，村两委干部尽管是由直选产生，但都直接被乡镇党政班子所领导，要一个被领导的团体对领导者实行监督和制约职能，显然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强化人大代表的监督和制约作用，才能在农民心中重建政府威信，实行人大代表常任制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通过人大代表参与乡镇政府的日常行政决策，改变往日的装饰和附庸地位，及时将民意于贯彻行政活动的始终，农民的利益就自然能得到尊重和体现。三、改变现行对乡镇的考核机制。现行的对乡镇政府的考核机制，是“合适但不合理”的无奈之举，应该立刻予以改正，其中的利弊我将在全文的各个部分加以剖析，现就如何重建政府威信这一方面而言，就应该改变这种“自上往下”的考核，而实行“上下兼顾”的考核模式。现行的考核制度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和农民没有直接关系，这就造成了乡镇只对县市政府负责与辖区内的农民无关的严重后果，“官不为民”的现象也因此产生并蔓延，政府的威信从何而来？只有兼顾上级政府的评价和辖区人民的反馈的考核机制，才能弥补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隔阂，才能重建“执政为民”的政府威信。四、正确的舆论导向。德意志民族历来以理性而著称，但在二次大战期间却被狂热的个人崇拜而左右，可见舆论导向的巨大威力。当今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90年代末《焦点访谈》热和今年来媒体的“反腐热”、“反黑热”，已经给民众造成思维定势：社会是黑暗的、政府是无能的、官员是腐败的、乡镇干部是最乱来的。“矫枉已经过正”，“公允不在，威信将附焉？”我们不能否认一部分乡镇机关在一定时期做错了一些事情，但绝大部分乡镇政府应该是称职的，对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对重建政府威信尤为重要，“众口烁金”的威力不容忽视，更应加以灵活运用。1．2农民不信任村两委干部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最满意的民主制度就是：村两委的直选。而根据大量的信访材料和相关个案的分析，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投诉直接针对村两委干部。为什么最民主的制度，选出了最不信任的村官？村两委干部不被信任的原因有三：一、人选问题。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现阶段的村两委选举是民主的、科学的和进步的。选举体制和程序在理论上分析应该能选出合乎民意的村干部，但为何事与愿违呢？问题就出现在人选上。浙江地区的村两委干部往往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先富起来的人、一部分是有家族势力的人。一个有才有德但无权无势的农民，凭个人威信很难与拥有财力和势力的候选人抗衡。靠金钱和势力当选的村干部，自然就无法得到村民的认可。二、素质问题。撇开村官的背景和势力不谈，其个人素质也有待考量。国民教育的薄弱环节是农村，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村官的学历一般为初中文凭，加上几千年封建统治的荼毒，一些村干部的封建思想、宗族观念、地方保护主义还比较严重。一个观念落后、自私自利、拉帮结派的村干部又怎能得到广大村民的拥护呢？三、选民问题。希腊有句谚语：有怎样的选民，就有怎样的执政官。村官不得民意的现象，与选民本身也有直接关系。迫于压力、出于私心、或者候选人是自己亲戚、或者为了一包贿选的香烟等等一些不正常的原因，都会导致选民投出违心的、不理智的一票，造成了村干部不被信任的严重后果。解铃还需系铃人，在选举中出现的问题，也同样需要在选举中加以解决。首先，加强候选人的考察和推荐力度。村官的直选，乡镇政府不应干涉或控制，而是应该加以正确的引导。候选人的安排上，应该慎重考虑其德、能、勤、绩、廉。用人不慎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发展，甚至会引发群众对政府的对抗情绪。其次，提高候选人的素质。人的素质提高，归根结底离不开教育，农民及候选人的素质将会随着教育的深化和社会的进步而逐步提高，这种提高是缓慢的，但也是稳健。当然也有见效快的方法：一些地区已经进行试点——推荐进城的城镇居民回老家担任村干部，这就从立竿见影地提高了村官的个人素质，大肆敛财和拉帮结派的现象也大幅度地减少。最后，进一步规范选举过程。密切关注选举过程，严厉打击贿选和变相贿选；加强对候选人的监管力度，对其出现的违规行为严惩不怠；扩大舆论宣传范围，提高农民自身的法律和民主意识；选举办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并出台针对地方实际的一些措施。1．3政策权威性和严肃性的丧失现时乡镇工作难度较大的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土地征用、拆除违章建筑、计划生育和信访调解。这些工作自建国以来都一直在开展，为何现在都遇到了困难？土地征用：以前是政府做做动员工作，老百姓就主动让出土地，现在是老百姓把土地当作了金饭碗，谁动就和谁拼命；拆除违章建筑：以前是机关干部冲锋，工程车殿后，雷厉风行、所向披靡，现在是工程车当炮灰，干部躲在后面观望，苗头不对马上撤退；计划生育：以前是干部上房揭瓦、砸缸卖屋，偷生户望风而逃，现在是干部磨破嘴皮，钉子户照生不误；信访调解：以前是“通不通、三分钟”，上访象做贼、被抓就后悔，现在是“调解真没用、直接上法院”，“上访队伍真壮大、有车有人保护咱、要访就去党中央”。随着群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和国家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简单和粗暴的行政手段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已经习惯使用传统手段的乡镇政府，工作态势在几年内急转直下，难度也日益增大。乡镇政府制定的政策一方面没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又制肘于各方面的监督，再加上农民对以前粗暴工作方式的反弹，基层政策已经基本丧失了权威性和严肃性。土地征用已经“以人为本”，征用土地工作已经走进死胡同，只要有一户农民反对，乡镇政府就束手无策，所有前期工作都将归零；拆除违章建筑得合法，但法不责众，大面积的拆违已经很少见了；计划生育工作也难度加大，有钱的超生户愿意罚款多生，没钱的个案也不能靠罚款来制止；调解上访工作现在也纯粹依赖思想工作，但在实际问题面前，依靠嘴上工夫解决不了问题。树立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作。重点可以把握以下三方面：一、改变观念。政府在人们眼里还属于一个管理机关，其实政府还应该是一个服务机构。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不仅要考虑要求群众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还应该考虑我能为群众做什么、帮群众做什么。制定的政策只要符合实际、合乎民意，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就能到群众认可。二、不能以罚代管。罚款历来作为一种比较有效的惩罚手段，在农村执行效果就大打折扣。农民的收入极端不均衡，富裕农民根本不在乎这么一点罚金，而贫穷的农户家徒四壁，无钱可罚。因此，在农村仅仅依靠罚款解决不了农民违反政策的问题，只能依靠乡镇干部加强管理，灵活采用各种手段来提高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三、要善于借力打力。乡镇机关的执法权限小、管理手段单一，但可以依赖上级有关管理部门，利用他们的职权来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要密切与上级职能部门的联系，谋求他们在业务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工作效能和力度都将大幅度得到提高。2．三农问题在这个新的世纪，“三农问题”已经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将其列为工作中的重点。“弱农不稳、无农必亡”，农业、农村和农民，关系着社稷的稳定和国家的兴亡，各类保护“三农”的政策在近年内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已经决心尽快解决“三农问题”，而乡镇政府责无旁贷地担当着一线战斗员的角色，由此可见：要想解决好“三农问题”就必须依靠乡镇政府。“三农问题”即将或者已经成为乡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1农业问题农业作为“国家之本、民族之根”，离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似乎很遥远，但其重要性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忽视而削弱：“忽视农业发展，无异与慢性自杀！”我国已经从一个粮食出口国，转变一个粮食进口大国，尽管农业的全球化生产能让我们享受到国际分工产品的优异质量和低廉价格，但只要爆发国际争端，脆弱的粮食进口生命线将被掐断，无米无粮的中国，哪怕军队再强大、装备再精良，也都将不战而降！农业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产业性问题，而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问题。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也是与农业联系最紧密的政府，要想搞好农业，就必须从乡镇抓起。现阶段，农业发展的现况如下：一、粮食种植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谷贱伤农”，粮食价格的长期低迷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按照1亩产稻1500斤来计算，每年收入1000多元，扣去成本和费用，纯利润不到500元。农民兄弟辛辛苦苦干上一年只能赚到几百元，而出去打短工每天也能拿到50元。尽管国家不断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仍然是杯水车薪、效果不大。农民现在是“能种两季的种一季、不想卖粮求自足”。二、种粮不如种蔬菜、种蔬菜不如种水果。农民兄弟现在也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十分重视土地资源的配置。1亩田地，种粮能赚500元，种蔬菜就能提高到5000元，而改种水果就能受益上万元，于是粮食种植逐渐被蔬菜种植和水果栽培所取代。三、种植技术落后、人力成本高昂、规模效益差。江浙一带，湖泊众多、地形复杂，大规模的粮食种植无法进行，现在仍停留在几千年来的精耕细作的水平上，这样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加上近年来的能源短缺和电价上涨，都大大增加了种植成本，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出现种粮亏本的现象。四、农业受其他产业的排挤。农业生产由于收益低、工作强度大，而无法与工业、商业和第三产业来竞争。从事农业的精壮劳动力逐渐向其他产业转移，只剩下老人和妇女；对农业项目的投资由于风险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