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特征分析

徽商特征分析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一、宗族特征明显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二、贾而好游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三、遍布全国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四、经营品种广泛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五、资本雄厚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六、“徽骆驼”，“绩溪牛”胡适之先生曾生动地把徽商精神概括为“徽骆驼”和“绩溪牛”精神，这既是对徽商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徽商的深切鼓励。指的是儒商”风度和“徽骆驼”精神，徽商团结互助,贾儒结合的精神。艰苦、创业，吃苦耐劳精神、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勤俭节约、小本经营开拓进取、精于管理、严于律已的精神。七、诚信经营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显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景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些瑕疵，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指令所属各店铺停止制售此批墨锭，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八、契约意识强徽州本就是一个契约社会，历史上留存至今的各种文书就达到二十余万件，其中就有不少商业方面协议合同书。当就目前已发现的商业合同书看，徽商是十分重视契约约定的。九、贾而好儒徽商最显著的特点是：“贾而好儒”或“贾儒结合”。意思就是:商人崇尚儒家思想或者商人具有儒家思想。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多延师课子,令子弟‘业儒’；第二,‘雅好诗书’,好学不倦；第三,老而归儒；第四,重视和资助文教。”如明人谢肇淛认为“新安人近雅”。明人汪道昆认为徽人贾与儒“迭相为用”、“转毂相巡”。清人戴震也认为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上述都是对徽商的整体印象。徽商贾而好儒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一方面，在徽商兴起的时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观念依旧占主流。对商人，人们的评价是很低的。徽商走上经商之道，实在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徽州本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地区，它是朱熹的故乡，同时是新安理学诞生之地，素有“南方陬鲁”之称，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商人，好儒也就很好理解了。除此之外，通过提升自己的儒家文化修养，有利于改变世人对商人的看法，徽商也能借此结交一些士大夫阶层，为其发展商业拓宽道路。历史上，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赢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十、重视教育徽商特别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而且教育子弟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明清时期的徽商家庭在采用耳提面命和尺牍传教两种方式对子弟进行言教的同时，又极注重“正身率下”，注重言教和身教的有机结合，律己和教子良性互动，既突出言教的艺术性，又讲究身教的规范性，是善于教子的古代商人团体。在言传身教相结合的同时，徽商更侧重身教。根据宗韵的研究，商业教育在明清徽商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据宗韵的研究，明清徽商着重从知识、素质、技能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展开全面的职业培训，以期为其很快适应市场和占有市场提供保证。知识教育方面，除了教给子弟一些文化知识外，还常常把自己的子孙带到商业实践中去磨练，让他们能够掌握商战的战略和技巧；素质教育方面，则主要磨练他们的坚强意志和耐力，培养勇气和冒险精神以及勤奋、节俭的素质。技能训练方面，主要教授子弟一些经商的技能，比如要长于书算，以及善用贾道，如趋时逐利、远出射利、慎择经商之地等。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徽商业很重视对侨寓子弟的教育，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徽商对自律的教育，在内容上，实现了人文教育、商业文化教育、实践能力教育的统一；在教育方法上，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跟当时只重视诵读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相比，是极大地进步。十一、高文化素质和高创新精神徽商的高文化素质源于良好的教育以及良好的文化氛围。叶显恩认为：徽商的高文化素质，与其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背景有关。对传统文化的酷爱和执着追求，促使徽商成为具有高文化素质，高文化品味的商人集团。徽商最具创新进取精神的是抓住世纪大航海时代提供的机遇，改变以耕读为主的传统道路，做出以发展商业为主、采取非常规地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李少玉认为，徽商具有高超的经营艺术，主要表现在活多样的资本组合模式、不拘一格的商业运行模式以及高人一筹的商业筹划模式上。可以说，这些都是徽商高文化素质和高创新精神的体现。高文化素质和高创新精神，使得徽商在同其他商帮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从而确立了徽商雄踞十大商帮之首、执商业牛耳达300余年的地位。十二、乐善好施，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徽商乐善好施，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业，很多文献中都有所记载。如民国时歙县志记载，歙县商人吴荣运，“岁饥，捐金助赈，全活无数。”另外还有休宁商人汪世良，“倡立急公会，输税课数十年不怠。”据卞利教授的研究，徽商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主要体现在捐资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对筑桥和修路等公益事业的支持与捐助；对灾荒救济和社会慈善事业的支持与捐助等方面。另据孙华莹研究，明清徽商还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业，使得徽州荒政更多的表现出“官商共赈”的特点。在救荒方面，徽商通过“公输旧粮”，“认捐”等来替灾民和地方承担国家的赋税征收；同时又通过赈济救灾来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于此同时，徽商还竭尽全力参与借贷、除害、安辑、抚恤等，为稳定灾民生活和地方秩序做出了贡献。在备荒方面，徽商更是充分展现了他们超强的商业头脑，使得荒政的经费、物资、管理等运作商业化。例如，乾隆初年，徽州知府何达善，“以三万两发典生息，以三万两买谷建仓贮之，视谷之贵贱而以时出入焉……历十余年仓储既裕，生息银两亦倍于前！”通过商业化运营，不仅使备荒的物资增值，还解决了管理经费的来源问题。徽商之所以乐善好施，积极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一方面是受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部分徽商借办社会公益事业来提高自身的形象，以便跟政府官员保持密切的联系，便于其在商业经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减轻了人民的苦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徽商给其他商帮树立了榜样，能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十三、热爱藏书事业徽商不同于其他商帮的另一个特点是爱好藏书事业。徽商拥有雄厚的财力，同时有好儒的特点，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很好的解释徽商为什么爱好藏书事业了。明清时期，徽商中有很多著名的藏书大家，他们不惜花巨资购买藏书，建藏书楼。王新田将徽商的这一特点概括为：“贮藏典籍，嘉惠十林。”在他发表的论文《明清徽商藏书事业述析》中，列举了很多明清徽商藏书的事迹，如明歙县吴伯举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清代客居扬州的程晋芳“独好儒术，购书五万卷，招致天下高才博学，与共讨论”；马日馆兄弟在扬州的“小玲珑山馆”筑有丛书楼，前后二楼，藏书百橱，遗十余万卷，“储书之富，著于东南”，可媲美于天一阁和传是楼；江春家有“随月读书楼”，藏金石图籍。程梦星居扬州，家有“篠园”，收集图籍书画甚多；吴诠居长洲，筑“初园”插架万卷皆秘籍。徽商藏书，除了数量巨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嘉惠士林”。徽商好儒，便希望接近社会上的名士，通过大量藏书，并且免费开放给社会名士，他们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社会文人名士通过阅读藏书也增长了见识，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因此，明清徽商热衷的藏书事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表现。十四、封建保守性浸透着封建文化的封建商帮。这个商帮的价值观，只能是认同、倾慕、遵循并且依赖封建专制社会的特定等级制度，并且力求成为封建特权社会的受益者，或竭尽全力追求成为特权阶层中的组成部分。它的理想是顺从特权或分享特权，而不是反对特权乃至推翻特权。徽商好儒，但她推崇的是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这种思想仍顽固地维护封建制度，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徽商以程朱理学作为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其封建保守性可见一斑。徽商从诞生到衰亡。都没能改变自身的封建保守性，最终也就跟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走向灭亡。徽商虽具有比较高的创新精神，但这种创新精神是在不违背封建社会的一般原则上的创新，这种创新必须限定在封建政权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徽商在明清辉煌300多年，可谓富可敌国。大量的财富并没有让徽商的眼界更加的开阔，他们没有把自己积累下来的资本用在扩大再生产上，而是用来修建宗祠、园林、住房、购买土地等方面。特别是到了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徽商仍固守传统的经营理念，依附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没有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还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老路，将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向进贡官府、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