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为什么喜欢狄更斯

20世纪30年代以降，文学家的传记，尽管还没有失去普通读者的青睐，但在批评家那儿，却身价一落千丈。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文学理论》(1948)中宣布：“任何传记上的材料都不可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评价。”这话当然是对的。可是，幸好并非所有人都担负着对文学作品做出评价的任务，而我们也并不指望改变什么。说到底，我们常常只是想了解一个人，而他碰巧是一位作家。或许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个人，狄更斯不是“非常之人”，而是平凡人。而在我读过的五六本狄更斯传记中，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Ackroyd)的《狄更斯传》尤其能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狄更斯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位文学巨匠的存在；然而，正因为他这个人的平凡，他更加伟大了。一童年心理学家们一定会喜欢狄更斯，因为狄更斯的动机、希望、欲念，简直称得上心理学课本的经典案例。狄更斯的童年在困穷中度过，这为他的一生投下阴影。小时候，有一次狄更斯与父亲路过查塔姆的盖茨山庄，据第一部狄更斯传记的作者约翰·福斯特说，“他艳羡地仰头望着那幢房子，父亲告诉他，只要他努力，长大成人后他也有望住在这里或类似的宅邸里”。阿克罗伊德在《狄更斯传》中写道：“多年后，他买下了这幢房子。任何不相信童年对查尔斯·狄更斯之后的种种嗜好和痴迷有影响的人都无法自圆其说，因为毫无疑问，只有一个极其在乎父亲称赞的人才会花之后三十年的人生去争取获得它。或许盖茨山庄只是他父亲随手挑的一幢房子，但它一直在狄更斯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曾被贫穷追着屁股咬的人，总不忘在其事业成功后占有某种东西，作为他摆脱贫穷、拥有财富的一个象征物。顺便说一句，盖茨山庄不过是狄更斯名下的不动产之一，其象征意义大于真实用途。12岁、处于人格形成期的狄更斯在生产黑鞋油的作坊里打工。这段生活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屈辱，正因为是屈辱，烙印也格外深。阿克罗伊德写道：“黑鞋油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出现后，又在之后的每一部小说里出现，直到最后一部小说《艾德温·德鲁德疑案》。黑鞋油瓶、黑鞋油刷、擦鞋工箱子上的广告、甚至连黑鞋油作坊都在狄更斯的小说中露过面，像他小说和私人生活之间的某种秘密交流；给人的感觉是他反复提起这段人生插曲，是在借此表明自己的一个力量源泉。”青年狄更斯成了采访议会新闻的记者，但20岁时，他还考虑过当戏剧演员。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在一篇谈狄更斯的文章里说过：“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演员；事实上，他就是一个让人佩服的业余演员，是那种真诚、可靠的老派演员，会为自己多才多艺、能一人分饰多角而骄傲。”在现实生活中，狄更斯极擅长模仿别人的口吻和动作，自然，他笔下人物活灵活现，也多亏了他身体里住着的那个演员。不过，狄更斯终究没有选择舞台生涯，而是选择了写作。阿克罗伊德说得很妙：“在伟大的艺术家身体里都有一种秘密的势头总是拉着他们向前进，这样他们就能在不知不觉间克服种种困难，避免走上岔路。”二写作《狄更斯传》中最激动人心的段落，也许要数1841年6月狄更斯初抵爱丁堡，参加公开晚宴的时刻。狄更斯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有人记述说：“他进门时响起的雷鸣般的欢呼声像是要把他淹没了似的。”狄更斯在台子上的高桌用餐，比其他桌都高出一截，那么多年长的、花白头发的人环绕在这个棕发小伙子的周围。阿克罗伊德写道：“这就是那个创作出了《匹克威克外传》、《奥利弗·退斯特》和《老古玩店》的人，而他还不到而立之年。”这在今天的确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个不满30岁的青年，已写出多部名垂史册的巨著。一个多少有些接近的例子是张爱玲：1950年，张爱玲出席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作为《传奇》、《流言》、《十八春》的作者，张爱玲前期创作已告一段落，而她还不满30岁。十九世纪的诗人、批评家们是不忌讳使用“天才”一词的。如今，我们不用这个词，除了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恐怕也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对哪位到了四五十岁才确立文坛声名的作家说，你是个天才。如果说创作的秘密是一个配方的话，那么其中最关键的一味药，只能是天才而不会是别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天才似乎少见了，除了我们寿命变长了这个因素，也因为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是敌视天才的。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谁要是没点儿团队精神简直无法在这世上混下去；纵有天才，也注定在长时间的东推西撞中磨灭委顿了。当然，保持在天才的高度飞行，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847年，狄更斯出版《董贝父子》。阿克罗伊德写道：“这一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作为小说家的实际才能首次遭到质疑。我们不能忘了，1847年诞生了《简爱》、《呼啸山庄》，当然还有《名利场》，这三部小说都被认为是伟大的作品，或者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作品……他声名鹊起的辉煌已经褪去，他再也不是年轻时那个独一无二、近乎神秘难解的非凡人物了。他现在就是众多小说家中的一位。”阿克罗伊德的断语相当残酷。从神坛上骤然跌落或者徐徐降下，分别是不大的，因为最终的结果一样：你已泯然众人。1857年，《小杜丽》问世，“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本书非常失败，是一本差劲的小说，标志着狄更斯文学才华的衰退；这种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益斗争的成分，一定程度上是‘知识分子圈’对一个通俗作家的反应，一定程度上也是摧毁一个偶像的需要。”到了1865年，《我们共同的朋友》出版。一位将来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不亚于狄更斯、甚至高过狄更斯的文坛后辈捅出了最凶狠的一刀。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评论中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先生作品中最差的一部；而且它差就差在持续的枯竭，而非一时的窘迫”。亨利·詹姆斯说，《荒凉山庄》是逼出来的，《小杜丽》是挤出来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则很像是用铁锹和鹤嘴锄掘出来的。尽管晚近的文学评论家总是前仆后继地在狄更斯的中晚期作品里发掘闪光点，但亨利·詹姆斯的评语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正确的。我们得承认，狄更斯的水源渐渐枯竭了。然而，人生最有意思也最有意义的地方，不就在于，你明明意识到枯竭，还是执意打更深的井？狄更斯的人生苦斗是老圣地亚哥式的。他在迟暮之年，还坚持写《艾德温·德鲁德疑案》，得用“壮烈”来形容。至于硬撑着衰弱的身体出席作品朗读会，就得说是心理学上的“死亡冲动”了。可比死亡更强的，是你在死神君临前，抽空做了点了不起的事情。三女人在女人这个问题上，狄更斯作为心理学案例，未免过于标准。狄更斯早年追求银行主的女儿玛利亚·彼得奈尔受挫，阿克罗伊德评论说：“我们绝对有理由认为遭女性拒绝的经历对他感情生活的影响很大。”婚后，妻子凯瑟琳几乎不间断地处于孕期，而从今天的医学眼光来看，她无疑患有严重的产后抑郁症。狄更斯与妻子的感情，越来越坏，最终分居。1837年5月，年仅17岁的小姨子玛丽·贺加斯去世，给26岁的狄更斯带来沉重打击。没有证据说明两人的关系亲密到何种程度，但我们几乎有把握说，狄更斯迷恋着玛丽·贺加斯所体现的那种美丽少女的形象。在狄更斯的生命中，不乏一些一闪而过的女性，尽管她们扮演的角色并非不重要。在热那亚，狄更斯为一位德拉茹夫人实施催眠“治疗”，妻子凯瑟琳显然看不下去了，向他抱怨。据阿克罗伊德说，狄更斯跟德拉茹夫人“没有明显的性关系，但肯定有肢体上的亲密关系”。在狄更斯与妻子协议分居前，贺加斯一家也曾怀疑狄更斯与他的另一位小姨子乔治娜有不正当的行为，因为乔治娜长期住在狄更斯家，与狄更斯也的确相处融洽。不过，幸好一位医生给乔治娜做了检查，证明她守身如玉。贺加斯一家放弃了将狄更斯告上离婚法庭的念头。任何一位狄更斯传记的作者都不得不小心处理一个女人———爱伦·特楠，狄更斯的情妇。在这一点上，阿克罗伊德的手法无懈可击。在事实方面，他不能提供比斯莱特(MichaelSlater)在《狄更斯与女性》(麻益民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中记述过的更多的东西。他只是并无偏袒地讲出来而已。当然，假若我们的态度更凶狠一点，大可以这样来描述这段关系：一个糟老头迷上了一位年轻的女演员，他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手腕，将这个女人包养在秘密的处所，像吸血鬼一样吸取她身上的青春气息，直到生命的终结，分给她一笔不算太可观的遗产。事实上，我们很难说，狄更斯从爱伦·特楠那儿获得了多少逸乐，由于爱伦·特楠似乎一直对狄更斯缺乏热情，狄更斯在探访特楠母女藏身之所后往往变得相当幽怨。这种压榨关系，在本质上，是让人讨厌的，哪怕当事者并没真正压榨到什么。当然，我们不知道，在维多利亚时代，有多少女性真正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快乐之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有多少呢？最能体现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人，你首先想到的是谁？狄士累利？哈斯廷斯？南丁格尔？……恐怕还是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反映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他这个人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与缩影。他崛起于瓮牖绳枢之家，一辈子苦熬苦斗，金钱和女人是他头上的紧箍咒，伤感主义是他常常染上的病症……他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也有那个时代的力量。尽管卡莱尔总揶揄狄更斯，有点看不起他，可是狄更斯无疑属于卡莱尔所谓的“文人英雄”，这位英雄诞生于维多利亚时代，代表着维多利亚时代，开创了维多利亚时代。再伟大的事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创造出来的，这是伟人传记带给平凡的人的最大慰藉，哪怕是虚幻的慰藉。阿克罗伊德的传记艺术彼得·阿克罗伊德是英国当代第一流的传记作家，他写的《莎士比亚传》、《狄更斯传》、《爱伦坡传》、《艾略特传》都获好评。他对文学家传记的写法有深入的研究。我特别赞成，他在为《斯特莱奇传》写书评时提出的一个观点：“传记作家是因为传主的成就才去写他的。除非将写传记当成一次揭露扒皮的单纯演练，否则传主的价值所在，就应该是任何传记书写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了不起的文学家传记具备好故事的全部要素：作家声望与事业的升降起伏成为其中的主线，其它的一切不过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引自氏著TheCollection，P264)事实上，这段话不无“夫子自道”的意味，阿克罗伊德的《狄更斯传》也是围绕狄更斯的文学成就这一核心展开的。《狄更斯传》中，对文人交游的记述很少，我猜传记作者就是怕此类枝节干扰了主线，才有意芟夷的。《狄更斯传》笔调典重，然而沉稳中又蕴含激情。阿克罗伊德自承：“在我写那部狄更斯传记时，我希望在体现小说家个人的精神的同时，也能体现一点维多利亚时代的时代精神，因此我特意采用了一种狄更斯式的文风。”(同前引，P366)阿克罗伊德这种刻意为之的“狄更斯式的文风”，也被评论家注意到了。赫尔迈厄尼·李(HermioneLee)在她专门谈文学家传记写作艺术的书中就指出，阿克罗伊德《狄更斯传》采用的这种模仿传主笔调的方式在当代已相当稀见。通常说来，传记这类作品，都是后来居上的，因为后来者在史料的占有和观点的把握上往往处于优势。可是，在狄更斯的传记上，这条规律似乎被打破了。2009年，狄更斯研究权威、学者斯莱特写的狄更斯新传问世，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书评中就提出，这部厚厚的新传并没有超越阿克罗伊德的《狄更斯传》。希钦斯不无调侃地写道：“斯莱特自始至终对阿克罗伊德的传记恭维备至，可他似乎本可以向阿克罗伊德的沛然文气偷师一二的。”(引自氏著Arguably，P177)说到底，笔调、文风还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写传记的人理解不理解人。理解人，既是对传记作者提出的起码要求，又是评判传记优劣的最高标准。我们读《狄更斯传》，在掩卷的那一刻，如果能说“他是懂他的”，那就是对阿克罗伊德的最大褒扬了。（文/乔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