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王先俊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看，每一次大会都是对这项事业的一次推进。本文将六次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整体，就其理论贡献进行宏观的解读，并希望以此深化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必然有这个学科所特有的命题、概念和范畴。这些命题、概念和范畴是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具体地说，是创立了可以四个命题：（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这个命题是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的，十四大、十五大进一步重申和深化了这一命题。当时直接使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P56）十四大报告重申了两次飞跃的思想，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2]（P7）十五大报告首次将“两次飞跃”与“两大理论成果”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3]（P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两次飞跃”的提出，不仅是对这一过程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还可以由此伸展，进一步探讨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动力机制等问题。（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如前文所述，人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经常使用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并认为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以，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法经常混用。在“中国实际”之后加上“时代特征”，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始于十三大。十三大报告说：“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1]（P55）十四大报告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明确提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P13）。十五大报告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重申了这个思想，提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P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中国化”是针对“俄国化”而言的，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是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外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实际斗争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这“一个结合”扩展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这“两个结合”，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本内涵，而且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如果说过去的“一个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那么“两个结合”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当代化”、“运用”和“发展”的统一。因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没有提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党代会的文件中首次见之于十五大报告。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3]（P10）十七大报告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体系时两次提到这一概念：一是说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二是强调全党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4]（P12、33）从一般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看，当时仅仅指的是毛泽东思想，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是指邓小平理论，后是指包括邓小平理论等理论成果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在于，后者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凸现了“当代”，强调的是理论成果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进而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相呼应。正是由于此种原因，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在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时，经常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等说法。（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一个新概念。十七大报告提出这个概念在党的文献中是第一次。1938年4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说：过去的哲学“做了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5]（P387）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的“通俗化”、“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已蕴含着“大众化”的旨趣和追求，但是并不明确。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努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P33），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概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而且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和当代化，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上述命题、概念、范畴的提出和分析，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科的原理、概念和范畴体系，另一方面也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和空间，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二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究竟该如何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问题，又涉及究竟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都给予了正确的一以贯之的回答。这是又一方面的重大理论贡献。（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是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的一个重要思想。十三大报告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1]（P55）十四大报告表达了与十三大报告同样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2]（P39）十五大报告重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3]（P13）十六大、十七大继续强调了这一思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要求别人的思想与时俱进而自封为顶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历史。与时俱进，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要求与时俱进，要以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发展的实践。所以，与时俱进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它的本性，一旦丧失这个本性，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马克思主义了。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上述思想，不仅充分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正确把握，而且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源。（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还是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结果。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是：坚持和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继承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有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善于针对错误倾向，正确地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我们长期地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6]（P60-61）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1]（P55）十五大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P13）十七大报告说：“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P12）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也作了论述。其基本观点：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党的旗帜和各项事业的根本保证。在当代中国，坚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4]（P12）。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也一定能够发展。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也是这样。十三大报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在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1]（P55）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7]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方向保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而不是用中国固有的特性去曲解马克思主